九十年代：自由迁徙的脚链

（文 / 雷静 汪建华）

户籍制度验证了一句老话：出身是不能选择的(吴万生 摄/Photocome) 

流动是一种常态(Gang of one/Imaginechina)  

刘萍形容北京市户口“就像一把金钥匙”，但在2001年8月3日，这把“金钥匙”看起来离她近了一步。

这一天对像刘萍这样在北京发财的外地老板来说，应该是值得纪念的——北京市人大审议通过《北京市促进私营个体经济发展条例》。其中72个字因涉及户口问题，迅速吸引了人们的眼球：“长期在本市经营并有较大贡献的私营企业的负责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及其配偶和一名未成年子女可以办理本市常住户口，不受进京指标的限制。”

作为北京一家私企总经理的刘萍，从贵州到北京发展的5年间累计投入资金近千万元，但至今仍是个“外来人口”。虽然《条例》中“长期”、“较大贡献”这两个相当模糊的字眼尚无配套规章来界定，但这并不妨碍她对户口的期待。而在这把“金钥匙”到手之前，刘萍感到最大的困惑在于小孩上学问题，“没有北京户口就得交赞助费”，“甚至连手机入网这种小事情也离不开它”。

过去受进京、留京指标的限制，毕业后只身来北京闯天下、将户口落在原籍成了许多人无奈的选择。据保守估计，从90年代初到现在，目前以这种身份居住在北京的约有40万人，而在中关村就达10万人。

这10万人常常成为社会学者研究90年代中国人口流动的一个标本。从1989年开始的全国民工潮，到现在已达8000万人。在整个90年代，国有企业的衰退、“铁饭碗”的打破、人才市场的建立，使城市间知识阶层的流动开始形成。在北京、上海、深圳等活跃城市出现了“漂一族”，他们和进城民工一起汇入了“白领”或“蓝领”的外来人群。

中国严格的户籍制度始于1958年，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划分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中国人由此被泾渭分明地分割成了两种身份：农民和市民。在改革开放之后，流动人口不断增多，城市户口变得紧俏，以至于在1992年，各省市都出现了公开或变相出卖非农业户口的现象，价钱最高可达几万元。1998年，国务院就户口管理提出“婴儿落户随父随母”原则及放宽“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的政策，这是中国户籍制一次有标志性的松动。

这种用来严格区分城乡差别的户籍，就整个90年代而言，在某种程度上讲并没成为限制城与城之间人才流动的藩篱。

东三环是北京外企最集中的地区，在一幢幢高档写字楼里忙碌着的许多高级雇员，很多都没有北京户口。从东北财经大学毕业的张苇就是其中的一个。他选择北京“漂荡”的理由很简单：“北京机会多，有发展前途。”

这种观点在“北漂族”中应当说有相当的代表性。毕业时，张苇的档案被退回原籍宁夏，如今坐着国贸中心一家知名外企椅子的张苇说：“我不在乎档案关系，从经济收入上讲我觉得很稳定，没有一点不踏实的感觉。”

对张苇而言，“有一张身份证能证明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公民就够了”，户口并不影响自己的工作。而今年8月的一条新闻似乎可以印证他的观点——北京市人事局规定：北京的用人单位在新闻媒体上刊登招聘广告时，不必再加“应聘人员须具有北京市户口”这句话。“这实际上也表明户籍制度灵活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曾湘泉说。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提供了另一层面的看法：各城市、各地区掀起争抢人才的高潮，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在他看来，这种人才的抢夺是良性的。“深圳基本没有本地的科研力量，但其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超过了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居全国第一的北京，这与其20年间大量吸引全国各地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有关。”

在这里讨论北京市争夺人才的意义显然没有必要，但它印证了一个基本的道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才流动，应当并且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

“应该说，户籍制度跟计划经济是高度合拍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的观点是，户籍现在与社会不合拍的关键在于选择了市场经济，“已经赞同乃至鼓励人们流动”。

基于这种现实，户籍成了一条残存的脚链。“从一定程度上讲，户籍制已经名存实亡了。”郑也夫说，“既然我们制定了开放流动的大政策，那就彻底配套早日完善。说得彻底一点，取消户籍制。”

事实上，现行的户籍制已不能对人口流动进行有效的管理。在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中，陕西省应该登记的人数少了200万，而湖南省则少了近千万。据调查均与流动人口管理有关。另两个事件或许更能说明现行户籍制带来的不和谐因素：1999年，在广州工作的广西青年张森，在街头因未带暂住证被警察送至收容站，而他28岁的生命就此结束，至今仍弄不清真实原因。2000年9月8日，在成都市做生意的外来商人蒋斌遭遇戴“红袖箍”的协管员查暂住证，6岁的女儿惊慌中从四楼跳下，当场摔死。

当一项制度既不能与社会发展合拍，又不能实现其约束功能时，人们的反应必然是进行改革或废除。但公安部三局户政处处长黄双全却认为，说要取消它“是一种偏见”。他至今认为：“户籍管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黄双全作出这种判断，基于对户籍制两个最基本职能的认识：证明公民身份，方便公民参加各种合法的社会活动；为国家行政管理奠定基础，提供人口数据。在他看来，户籍制从本义上讲也没有要限制人口流动的要素。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户籍被赋予了教育、就业等一系列附加功能，这是百姓有怨言的主要原因。”黄双全认为，这些附加功能其实都与户籍无关，是一些行政管理部门强加附会的结果。“但是表现出来后，就是公安部门替人受过”。

(萧峰 摄/Photocome)

“人才”的潜台词是户籍某种程度的松动 九十年代户口时政刘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