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钟为谁而鸣
作者：苗炜（文 / 苗炜）
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幅画面(Getty/Imaginechina)
国会大厦的南端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台阶还可以辨认出来，但廊柱和屋顶已面目全非——无数的水管有的盘旋在地上，有的从云梯顶端和升降机水塔径直伸出。消防人员希望能阻止火势进一步蔓延——现场最显眼的是那些三五成群的救护车，而随车医务人员只能痛苦地站在那里——全世界都在听着同样的报道，看着同样的画面。人们都非常关切这次事件，因为历史已经造成……
以上段落并不是从华盛顿发来的最新报道，美国的国会大厦并没有受到攻击。但汤姆·克莱西的小说还是值得一读，他在《总统命令》中讲了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一架日本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客机撞向美国国会大厦，美国总统、大部分内阁成员和最高法院的9个大法官都在大火和爆炸中丧生。副总统走马上任，他面临的国际形势是，一个叫马默德·哈吉·达叶兰的伊朗领袖吞并了伊拉克，成立了一个伊斯兰联合共和国，美国人要和俄罗斯一道对付阿富汗的游击队……
不得不佩服汤姆·克莱西的想象力，但恐怖分子在9月11日策动的袭击比小说更有想象力。美国将怎样打赢“21世纪的第一场战争”？并没有任何小说可以充当教材。汤姆·克莱西在小说扉页上写道——献给里根，美国第40任总统，打赢这场战争的人。小说家相信，历史的情怀有助于人们面对未来的挑战。
把自由交付给谁？
9月12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一篇个人言论分析《自由面临的挑战》，这不是说美国这个“自由的灯塔”被狠狠撞击了一下，而是说个人的自由在这个特殊时刻是否要被交出去。文章开头引用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句话：“那些放弃基本的自由以谋取暂时安全的人，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安全。”
事实证明，这种担心绝非空穴来风。第二天，英国政府即宣布保留9月11日当天全部通讯信息，包括电话与电子邮件记录，以追查恐怖分子的蛛丝马迹。“究竟要一个强大到足以威胁其人民自由的政府还是一个弱小到不能维持和保护人民自由的政府，这是个永恒的问题。”林肯的这句话肯定会在美国人耳边响起，他们在抨击机场安检漏洞的同时会不会担心隐私权的丧失？他们在希望复仇的同时会不会担心这个政府变得穷兵黩武？
对战争的恐慌曾让美国政府犯下侵犯自由的错误。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政府曾扣押数以万计的日裔美国人，把他们全当成特务看待。1951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行政令规定，各行政部门建立的“忠诚复审委员会”只要对某人有“合理的怀疑”便可解雇他，这项指令不公正地开除了12000名联邦雇员，迫使6000人辞职。理性可以让这个国家检讨政府以往的过失，但不可能阻止一些本能的反应。在“9·11”之后，理性这个词苍白了。
《纽约时报》报道学校怎样安抚孩子——纽约一些小学老师可以给孩子们这样讲述灾难：“世界上许多不好的事件就是从两个人意见不一样开始的，所以我们要学会彼此善待。”可“彼此善待”只是哄孩子的把戏。“9·11”死的人太多了，视觉效果太强烈了。联邦调查局马上开始锁定嫌疑犯，美军在全球范围内作出新的部署，“这将是一场持久战，美国人民要作好长期的准备。”布什说。
1995年俄克拉荷马市爆炸发生后，美国媒体就把它称之为自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本土所遭受的最严重的袭击。这桩死亡168人的爆炸案是麦克维干的，而非媒体最初预测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但这一案件促成了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反恐怖法”，在1993年纽约世贸中心爆炸发生后，克林顿提出的“反恐怖法”未能在国会通过，那件爆炸案的确是恐怖主义分子所为，造成6人死亡。
“反恐怖法”草案是对公民自由的威胁，民权组织率先质疑其中条款，比如美国公民捐款资助恐怖组织就可以被起诉，但是，这些公民如果只是信仰使然又该如何——哈马斯就是个宗教组织。再比如审判恐怖疑犯时允许使用驻外情报机构的证据，但又允许情报人员不出庭，这样的审判意味着“暗箱”。根据美国宪法第6条修正案，被告有权利与原告证人对质，恐怖分子如果已成为美国公民就受宪法保护，即使他不是美国人，审判也应该公正。
“暗箱”才是最大的恐怖，“秘密警察”机构才是最大的恐怖。在犯罪的压力下，美国在1907年才成立联邦调查局，起初编制20人，但国家机器一旦运行起来就没法控制，联邦调查局目前已有2万名以上的雇员，“反恐怖法”将使这个机构拥有更大的权限。
“究竟要一个强大到足以威胁其人民自由的政府还是一个弱小到不能维持和保护人民自由的政府，这是个永恒的问题”
使用更具侵略性的战术来对付恐怖主义
9月15日，国会议员们开始讨论：应该允许美国特工部门使用更具侵略性的战术来对付恐怖主义，包括雇佣声名狼藉的外国密探。对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攻击也使关于推翻美国25年来禁止使用密探暗杀外国人的讨论复苏。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白宫情报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情报局的两名前主管认为，应该放宽对特工间谍的限制。其中有些领导人说，恐怖袭击表现了美国情报的巨大失败。
议员伍尔斯说他曾经坚定地反对放宽暗杀禁令，直到这个星期的攻击发生。“在星期二之前，我反对任何那样的事情。”他说目前他支持解除对C.I.A招募有麻烦背景的间谍的限制，他说，“和许多人一样，我的信念已经被所发生的事情动摇了。”
情报局官员为C.I.A的表现辩护。他们强调说，在8月曾经发出警告本·拉登和他的同伙正在伺机攻击美国内部——“我们根据基本事实得出结论，本·拉登已经宣布全部美国公民都是既定目标。”批评家说政府不能迅速处理和分析有助于揭示恐怖阴谋的信息，至关重要的情报常被发现就在文件中，但只在恐怖事件后才被认识。例如，C.I.A曾在8月收集过关于Khalid al-Midhar的一些证据，周五联邦调查局证实他是撞向五角大楼的劫机者之一，曾经在去年1月和本·拉登的副手在马来西亚会面。
C.I.A认为Nawaq Alhamzi——另一个乘相同飞机的劫机嫌疑犯，先前曾与al-Midhar到美国旅行。在8月下旬，C.I.A通知移民局这两个人应该被放到黑名单上，不得进入美国。移民局的回答是，这两个人已经用他们真名入境了。F.B.I 接到通知开始寻找他们。但是太晚了。
《纽约时报》和CBS News的调查表明，65%受访人认为应该派遣美国特工到外国查找并暗杀此次攻击美国的恐怖分子。
对于很多的美国人来说，对暗杀的禁止是国家作为伦理行为旗手角色的重大象征。在过去25年里，C.I.A官员不允许进行以暗杀恐怖主义领导者为明确目的的行动。但国会领导者说，C.I.A应该被置于战争的立足点上，被给予不仅渗透也破坏紧密的恐怖主义者组织的权力。
“可以理解这个国家有一点儿恐慌。”议员汤姆·丹雷说，“我认为我们需要高度清醒，并进行充分的协商。”
在90年代中期，C.I.A对招募何种人做间谍有更紧的限制。尽管并不清楚是否该指导方针真的削弱了C.I.A的反恐怖能力，但情报处的官员抱怨这事儿成为一条警戒线，官员拒绝进行有可能失败或者导致政治丑闻的高风险任务。
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曾在福特总统期间任C.I.A主管，他公开发表关于“把情报系统从一些制约中解放出来”的讲话。国会支持武力的态度恰好在一些美国领导人严厉批评以色列在受到一系列自杀炸弹后对巴勒斯坦领导者进行暗杀的几周后来临。但是，“9·11”后，一些现任和前任的官员说，美国的安全措施可以采纳一些与以色列接近的要素。
“从前我们没有把恐怖主义看作真正仇敌的政治意志和决心，”特德普赖斯——C.I.A以前的高级官员说，“但现在我们面临战争。”
始终有人希望中央情报局多向以色列的摩萨德学习，那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情报机构之一。“9·11”之后，C.I.A引用丘吉尔的话说，美国是个锅炉，里面有无限的能量，这个部门要进入战争状态。
那些放弃基本的自由以谋取暂时安全的人，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安全
冷战的弃儿
在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后，CNN 曾派记者前往阿富汗采访，探究恐怖分子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关联。如今，记者和联合国机构正在撤出阿富汗，美国已经认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或者说本·拉登策划了“9·11”事件，而阿富汗塔利班因密藏本·拉登将面临军事打击。导弹即将飞来，战斗机即将飞来，美国也许还会出动地面部队进入这个中亚腹地的内陆国家。
20年前，美国将阿富汗称为“苏联的越南。”1980年到1981年这一年间，美国向阿富汗穆斯林提供的武器价值就超过5000万美元。
巴基斯坦西北边境城市白沙瓦，一度是对抗苏联军队的阿富汗抵抗军的总部。美国和巴基斯坦的情报机构经常派人越过那里多山的边境将武器交到抵抗军“圣战斗士”手中。中央情报局出钱印刷《古兰经》以及记述苏联对乌兹别克暴行的几万册书籍经由白沙瓦送入苏联境内。苏联人在退出阿富汗之后，身为秘密活动中枢的白沙瓦也成为美国的梦魇。曾经在那场战斗中支特阿富汗人对抗苏军的阿拉伯激进分子，利用他们在战时建立的关系在这里对全球发动恐怖攻击。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件的主犯就经常在白沙瓦出没，白沙瓦还是世界毒品走私的一个枢纽。
“美国的越南”。阿富汗是“苏联的越南”，如今轮到“美国的阿富汗”(丝路/Sipa)
里根时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烕廉·凯西直接领导了对阿富汗游击队员的武器配备与训练，这些人中有亲西方的，也有反美的。美国人的想法很单纯——既然在越战中苏联人通过武装越南人杀美国人，那么现在就武装阿富汗人去杀苏联人吧。1993年的纽约恐怖事件后，一家巴基斯坦报纸的编辑对CNN记者说：“你们关心的只是摧毁共产主义，你们欢迎极端分子参加这场战斗，并训练他们去杀戮。但许多极端分子也不喜欢你们，因此你们成为下一目标。”
对于苏联来说，中亚地区是“阿喀琉斯的脚踵”，他们不愿离开。除了将战火引向苏联“柔软的下腹部”，威廉·凯西的另一项使命是以隐蔽手段对波兰团结工会的活动给予财政、情报和后勤方面的支持，一句话，“无论什么事情，只要能使苏联陷入麻烦，他都会去做”。里根政府的技术封锁与压低石油价格也是搞垮苏联的策略，一位苏联高官说过：“里根才是苏联改革的设计者。”然而，一场价值观的胜利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冷战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弃儿——阿富汗，却给自以为是的美国人造成了太大的麻烦，这个国家的山区之中还到处可见苏联军队留下的锈迹斑斑的大炮与军车，美国人去那里会留下什么？恐怖分子的武器是自己的信仰与AK-47。
威廉·凯西无疑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力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他1941年到1946年时在欧洲做间谍，在负责C.I.A之后，他的工作热情几乎是“二战的延续”。他的同僚评价他“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当成了国防部和国务院”。
在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看来，里根是一个先天性的白痴，但这个白痴却准确地对苏联体制作出了估价。他在1981年就预言：“我们将把它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悲哀而奇异的篇章予以删除。”当时，美国国内的知识分子认为，苏联虽然有经济上的一些麻烦，但根基牢固。如今，在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看来，小布什依旧是一个白痴，但他却不能回避新的挑战，即将开始的战争不同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它不以使某一方投降或让步为目的。美国物理学家和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说过“没有一个人想与一个疯子挑战”，如果美国人把本·拉登当作是个疯子，他们这些理性的人不得不陷于这个尴尬的境地：去降服一个疯狂的家伙。
没有宽容这个字
1985年，为了使穆斯林什叶派恐怖组织释放在黎巴嫩扣留的美国人质，美国向伊朗出售武器，并把武器款交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这些活动违反了国会在1984年通过的禁止美国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博兰修正案”。这桩丑闻1986年11月被披露，是为里根的“伊朗门”。1987年初，最厉害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去世。在和沙特王储的一次交谈中，法赫德亲王提醒美国人——在阿富汗所进行的圣战是一场没有国界的革命，如共产主义一样。
圣战是通过战争传播教义，圣战可以用心、舌、手、剑进行。用心是指与恶魔斗争，净化自己的心灵，抵制诱惑；用手和舌是写字或说话，支持正确的言行批评错误的言行；用剑是军事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即将展开的“21世纪的第一场战争”意味着文明的冲突，这不像80年代打击红色旅能立刻削弱他们影响。红色旅的前身是1967年在意大利特伦托大学成立的左派思想小组，而本·拉登的背后隐约可见两种文明1300年的对立。200年前的异教徒说：“我所要求的，不是宽容，而是自由。宽容！忍耐！宽恕！仁慈！这些字眼本身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歧视。如果我们还承认信仰的不同、意见的不同并非什么罪过的话，什么宽容！我要求禁止使用宽容这种说法，它实际上把我们看做了需要同情怜悯的公民，看作了被饶恕的罪犯。”
“9·11”事件的死亡人数数以千计，美国政府要动手对付恐怖主义，年轻人要参军了，针对少数族裔的暴力事件增加了。美国人的“优越愿望”在这场灾难之后得到戏剧化的加强，他们向来有按照自己的愿望改造世界的传教士般的冲动。对政治生活而言，“优越愿望”显然是一种高度的热情，因为如果有人承认自己的优越性而觉心满意足，那么所有人都承认，当然自己就可以得到更大的满足。弗朗西斯·福山就此分析：“要求承认的欲望煽起原初的战争，带来主人对奴隶的支配。要求承认的逻辑最后导致普遍承认的欲望——帝国主义。”
“毫无疑问，以色列今后的行动会有更大的自由度。”以色列一名专栏作家写道，“当你去问沙龙，美国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恐怖袭击时，沙龙一定会回答说：大规模的、毫不手软的、不能讨价还价的军事报复。”
“许多年来，以色列一直处于和恐怖主义斗争的最前沿，没有国家能够像以色列这样体会恐怖活动带来的伤痛。”以色列前总理、右翼政治家内塔尼亚胡撰文指出。
“我们都是美国人”。这是法国报纸《Le Monde》在美国遭恐怖主义袭击后第二天的头版头条的标题。如果说，50年代这家报纸还是中立的话，那么，近些年来它已经成为法国左派反美的急先锋。这句话让人想起1961年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也是冷战最紧张的时候，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冷战前沿柏林演说时说的那句名言——“我们都是柏林人”。那时候，紧密的西方世界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对抗的前线是在柏林，现在敌人又来了，这一次是恐怖主义，而美国人则站在对抗前线。
假如在这星球之外有一个绝对客观的观察者，那么他绝不会认为人类的行动是受理性支配的。当国家这个机器开始运转，当战争的机器开始运转，每个人的自由与生命都面临着危险。这个世界太习惯于在“人”之前加上各种定语——美国人、伊拉克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阿富汗人，但在“人”背后的东西却复杂得多。
“一百年的痛苦，对那些宣称第一百零一年建立新城邦的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如果神没有给一个人所应得的平等与自由这些本是天赋的权利，他能否穿过这尘世的嘈杂听见这个人内心有个微弱的声音说：我不乐意。
“把握这种幸福：你所站立的地面大小不超出你双足的覆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