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前的黑暗

（文 / 舒可文）

（本刊资料）

英国电信有句广告词说“good to talk”，似乎有些双关的意思，对话才好，或者有话好好说。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尤其是像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的时代，突出的选择似乎是“暴力或对话”。于是，在今天，讨论“对话”或“交往”问题，似乎是在道义上惟一好的思想选择。但是在行动中，暴力并不比对话少见，显然总有话无法好好说的地方，有在道理上说不下去的地方，总有互相坚决不容的地方。人类从来也没有跳出过“战争与和平”这个俗套。假定总有某个时候，某种情况下，战争会来临，那么总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而战？克里夫·贝尔想到过这个问题：“一战”时候，英国人想找到一个与德国人打仗的最好的口号，尽管足够漂亮的战争理由总是不太明显的。“我们多么渴望找到一个既响亮又鼓舞人心、同时又是人人熟悉的作战目标啊，这个东西应当使基督徒和不可知论者、自由主义者、保守派和社会主义者……喜欢喝威士忌的和喜欢阿斯特夫人的，无论以《每日新闻》的意见为意见的，还是以《每日快报》的意见为意见的人们，统统都能够满意而自豪地让别人为它卖命的那种东西。……终于找到了那个十全十美的东西，我们为它而战的，原来是‘文明’。”

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今天世界上的暴力的措辞依然类似，我们需要解决问题，却又缺乏想象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对西方国家进行暴力侵犯时，说是为伊斯兰文明进行的圣战；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在对伊斯兰国家的入侵和将要进行的入侵的口号也是为民主和自由的文明世界而战。贝尔当年就已经提问：“那么，我们为之而战的文明又是个什么东西呢？”

把给战争以太多借口的文明放在一边。也许相反的事情更应该提问：放弃暴力的最好理由会是什么呢？宽容？宽容别人的过失？宽恕别人的罪恶？良心？提醒自己不制造罪恶？可是宽恕和良心所依据的空间好像是更加空洞和不确定。而且，对于冲突的双方，似乎总有坚决不能宽容的事情，有坚决不能容忍的事情，或者坚决不能让步的事情。这就是问题所在。否则的话，哈贝马斯的对话理论就足够好了：只要各方遵守“普遍有效的”合理性的商谈规范或形式，即满足“真诚地、可理解地、正确表达地说出真实的事情”这样的商谈规范的“理想言说状态”，那么，最后总能够达成各自都满意的一致意见。这种哈贝马斯式的“对话乌托邦”终究只是个乌托邦，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也许人们可以遵守普遍的合理对话形式，但在对话内容上却很难有普遍共同的目标和理想。而理想、利益和目标这些事情是很难出让的。

全球化经济结构使人们对它有一种普遍的和平共处的迷信，地缘经济学家会说，当国与国在贸易与金融相互依存时，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但未来学家托夫勒提醒被忘记了的一个事实：德国与英国在1941年开战的时候彼此之间是对方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国际间相互交往形成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危险不但不会减少，而且会变得更复杂更意外。

在这样的复杂情景中，战争的借口无处不在，更何况那些明显的贫困、不公正、合作的困境，如果必须先解决这些问题才能限制战争的话，那又是一个巨大的乌托邦了。所以托夫勒说，和平不可能是对一个完美世界的憧憬，而是和设计战争形式一样，创造与之相应的和平形式。

为了避免整个部落血战到底，古代人都有降低冲突成本的方法，双方各出一员猛士决一雌雄，或像《圣经》里古以色列人大卫和腓力斯人歌利亚决斗的故事，大卫借用了弹弓取胜。在现代这就是军备竞赛。与此相应的和平形式是一些免死规则，诸如妇女、儿童，后又扩大到平民、俘虏。“一战”之后的《国际联盟》和“二战”后的联合国是人类最大成本的维和机构，这种机构的中心是把避免战争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国家的基础上，非政府组织力量引发的冲突皆在国家的框架间控制。

当国家失去了对暴力的垄断，非国家组织具备了军事能力，文明的冲突不再单一地以国家单位为衡量时，战争的硝烟从何处燃起，不再是联合国的讨论范围可以囊括的。我们曾经以正义、非正义区分战争的性质，“非正义战争”在我们的情感上是邪恶的、侵犯性的，对它的控诉有“血”为证词，“正义的战争”就是消灭邪恶的义正词严的怒吼，但是这怒吼同样以血为申诉。何况，“正义”的概念在文明的冲突中已经是歧义丛生，没有哲学家再能给“正义”一个放之四海的标准定义。反暴力反战的主张不得不无可奈何地，也是化繁为简地成为一种道德上的要求，如果把它绝对化，使它成为一个康德伦理学上“绝对命令”，我们都能够直观到这种道德绝对命令像康德充满感情所说的“掩盖不住的光辉”。弗罗姆在满怀希望地让人们认识大家都缺少爱的痛苦时，苦口婆心地告诫“暴力本身决不创造新的事物”。

“我并不认为我们所诞生的这个世界是邪恶的和疯狂的……我看到尘世的天堂，只是蒙上了一层邪恶的面纱。因为每个人，的的确确我们中间的每个人，来到世上都带着使其他人幸福的愿望。不是作为报复者，不是作为杀人者，而是作为天堂的使者……咳咳咳。他们笑了。”这是辛耶夫斯基在《夜安》中的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