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反全球化分子的意外死亡

（文 / 苗炜 吴晓东）

一个名叫朱利安尼的意大利青年在参加热那亚的抗议活动中被警察开枪打死。我们会问：“他是干什么的？”而不一定问：“他是谁？”我们看重一个人的名衔，工作，成就和地位，这似乎是一个人在现代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或许我们还看重他的思想——他为什么参加抗议？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还是环保分子？这样的追问在嘈杂的世界中得不到回答，各种各样的人加入了反对全球化的呐喊，或许他们信奉——没有革命思想，只有革命行动。

工作、发迹、挣钱——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工业化、生产、扩展、消费、进步、完善，在—般人看来，这不就是生活的意义吗？然而，从1999年西雅图会议开始，不断有人跳出常轨，用暴徒的手段、革命的姿态对抗为这个世界、为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进行规划的聪明头脑。用一个简单概念来说，他们反对全球化。

经济学家阿兰·鲁格曼说：“我相信我们正在目睹全球化的终结。1997年，亚洲经济增长崩溃，随之而来的是1997至1998年世界范围的经济不景气。1999年12月西雅图的骚乱已经表明贸易自由和全球化的失败。事实上，全球化只是一个神话，它从来没有真正发生过。”

全球化起源于第一世界，即西欧和北美，现代工业社会首先在那里形成。“只有在西欧和北美，长期以来才存在着由合格专家们理性地推进的科学。只有在那里，公司才具有以谋取工资能力为依据的自由劳动的合理组织形式。只有在那里，才存在一个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一种经济合理化的特殊形式，存在一种具有新的经济头脑的作为整体的社会。”

在资本主义的故乡，马克思曾预言在他有生之年将目睹阶级社会被推翻，但现在看来，这个阶级社会不但从来没有这么强大过，更要命的是，它已经成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1968年法国学生革命运动曾断言：“当下这个革命不但质疑资本主义社会还要质疑工业社会，消费社会注定要暴毙。将来再也没有任何社会异化，我们正在发明一个原创性盎然的全新世界，想象力正在夺权。”

那场革命曾受过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但在30年后，消费社会的规矩仍然牢不可破：“我牢牢地抓紧我的白领工作——深怕别人来抢，我默默地忍受我的蓝领劳动——毫无尊严可言。下班钟一敲，我就遁回我的蚕茧。我的欢快，我的家庭告诉我，我是对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今日的生存之道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摆脱受苦人的命运，社会开放心灵封闭，大多数人陷入财产带来的“精神贫困”之中。

1999年，卡斯特罗在委内瑞拉大学的演讲中说：“在我们这些国家的任何一个首都的大街上，叫化子都在看某种杂志，它向他们展示豪华的小轿车，伴有女郎，甚至还展示游艇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就用这种宣传使人们慢慢中毒，以至于连叫化子都残酷地受到影响，让他们做他们达不到的资本主义天上的梦。”卡斯特罗说，“他们正强加给世界的消费模式是发疯，但我也并不想让地球成为一个幽居僧人的修道院。”

修道院中的声音是这样的——瑞士神学家汉斯·昆说，“从基督方面看，下列做法也有意义：不时时刻刻追求、不时时刻刻想方设法购置一切；不受威望和竞争规律的控制；不崇拜富有。这是基本的态度：俭朴谦逊中的满足和泰然处世的信心。这一切都和蝇营狗苟、胆大妄为的傲慢及在物质上的富人和穷人都能见到的那种患得患失针锋相对。”

在我们拥抱WTO、不能停止消费、发财的念头挥之不去的时候，也许可以篡改一句1968年的口号以求心理平衡——没有革命行动，但进行革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