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苦不能怨美国？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埃克森的石油

棕色的石法烟雾笼罩在丹佛上空

红色的石油气体杂色的烟雾

一团团一层层积聚移动在地平线上

污染了蓝色的天空

石油汽车烟雾

汽油混沌蒙蒙映红了丹佛的白昼

十二月光秃秃的树木

索然伸出村技从屋顶从街道上

收音机轰隆隆降落，一架架升起飞临

于雷达车之上，黑色烟雾

从直尾翅晃晃然流动

石油千白万辆汽车呼啸奔驰平原震裂噼啪作响

石油来自德克萨斯，巴林岛，委内瑞拉，墨西哥

石油启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

使福特汽车疾跑如飞

把通用电力公司照得一片光明，

石油勃勃流入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计算机

为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发动机提供动力激发了西部电力公司

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电缆上流淌不息

石油从埃克森公司新泽西的软管中流出

流入莫比尔公司汽车油箱曲柄轰隆一声，启动了

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引擎

石油从德克萨斯石油公司输油管中喷射

把大海变得乌黑从破裂的海湾油船中溢出

涌向圣巴巴拉海滩

从矗立在加利福尼亚沿海上的井架

——以上是金斯伯格的诗作《谁统治美国》。这首20多年前的诗还可以用来解释如今为什么小布什拒绝履行《京都议定书》，当然，这首诗还是个简明的大公司目录，提到的公司均在美国当时12个最大公司之列，年销售总额1330亿美元，占美国国民总产值的1/10。

“纽约第六街摩天大厦的24层楼是埃克森公司的大脑和神经中枢，一排监视器与巨型计算机相联，它们的终端则远在休斯顿、伦敦和东京。这种电脑被称作逻辑信息和通讯系统，它储存着所有石油运载的信息，告诉你由115个装卸港口发往270个目的地的500艘埃克森船只随时所处的方位，这些船运载着来自65个国家的160种不同类别的埃克森石油。一个女郎按键盘查询某处运输情况，答案立刻以绿色字体在屏幕上显示出来，告诉你船的名称，跨越全球的日期和目的地。”出版于1975年的《七姐妹》一书讲述的是美国几个姐妹石油公司的故事，作者萨普森描绘埃克森总部——“这真是一个万能的无所不在的上帝，他居高临下，把全球当作一个单一的市场静静地观察着。”

据1972年的数据，埃克森的资产为215亿美元，居全球第一大公司的位置。以下是荷兰皇家壳牌、通用汽车、德士古、IBM、海湾、飞马、日本钢铁、国际电话电报ITT、英国石油公司和索克尔。世界上最大的11家跨国公司中，美国的五大石油公司全部榜上有名，壳牌和英国也各占一席。

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进程中，石油公司是尖兵，也是标本。50年代，英美石油公司联手在伊朗搞掉摩萨台——号召石油国有化的石油政策委员会主席；70年代，利比亚的卡扎菲利用西方各石油公司的矛盾成功地提高了石油税收，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也利用石油禁运就解决以色列问题向美国施压；90年代，查韦斯就任委内瑞拉总统，他能在国际政坛发出响亮的声音因为是委内瑞拉出口的石油曾帮助盟国打赢了二战。如果说反全球化在21世纪会形成某种“新政治”，那这般政治风潮至少早在50年前就开始酝酿了。

金斯伯格曾在一首小诗中这样说：“千年之后/历史将这样记载/美国只不过是个小国/到处充满了狗鸡巴。”

诗人已逝，统治美国的埃克森公司依旧强大。2001年7月23日出版的《财富》杂志为全球最大500家企业排定座次，埃克森一美孚公司击败连续4年占据第一的通用汽车荣登榜首。有赖于原油价格的普遍上涨，石油公司在2000年的表现均令人满意，平均利润增长率为124%，纯收入增长39%。医药公司在2000年的业绩也增长较快，虽然大医药公司不肯降低治疗艾滋病药物的价格，曾引发了无数贫困患者的抗议。

核心和边缘

1988年，当美国《商业周刊》第一次推出全球1000家大公司排名榜时，日本在榜上有333家公司，其市场价值在1000家公司总价值中占48%，比美国公司高出60%。

1999年，《商业周刊》1000家大公司排名榜上，美国公司为494家，占全球1000家大公司总价值196993亿美元的57.2%，为135家日本公司的6倍。

1990年苏联解体，美国烟草商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向俄罗斯空运200亿支万宝路香烟，随后收购东德的三家香烟厂并宣布在圣彼得堡附近建立一个年产100亿支香烟的新工厂。前苏联外交官格拉西莫夫说：“当时我们正讨论给苏联起个新名字，菲利普·莫里斯给了我们那么多香烟，所以有些人建议把万宝路当作我们的新名字。”

80年代末菲利普·莫里斯正面临国内市场的衰退，美国国内香烟销售量下降，但亚洲市场的销量在惊人的增长。这家公司通过一系列兼并进入食品领域，它的瑞士巧克力也培养着亚洲人的口味。1998年，就利润额而言，菲利浦·莫里斯跻身世界前10大公司之列，是全球化的经营策略给万宝路这样的美国品牌与公司更多的机会更快的发展。

理查德·巴尼特在《全球梦》一书中曾这样描绘美国公司向墨西哥转移工厂的好处——“墨西哥的工人队伍既年轻又热情，美国公司发现那里的低工资是不可抗拒的。克莱斯勒在密歇根州斯特林海特工厂中服务了17年的一个焊工每小时的工资是16美元还要加很多福利。克莱斯勒在墨西哥托卢长工厂中服务过5年的一个焊工每小时拿1.75美元，加上假日工资、圣诞节奖金和相当于一美分的午餐补助已经很高兴了。”“福特需要开业时，大约有3000人申请250个生产岗位，有1500个申请125个技术工种。”

西方思想家分析，现代世界体系分成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或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地区。核心地区的现代性是一个不能被半边缘和边缘地区完全重构的方案，“因为核心地区是靠着其他地区资源的支撑才保证了自己的优势地位的，其他地区要想发展必须把更不发展的地区作为自己可以依托的半边缘和边缘地区。”

耐克鞋的生产表明了这个态势，它的运动鞋几乎全是在亚洲生产的，起初是在韩国和台湾地区，但由于工资上升成本增加，耐克关掉了韩国与台湾地区的生产厂，在中国大陆、印尼和泰国开设新厂。

耐克在印尼每双鞋的成本为5～6美元，在北美和欧洲平均每双鞋卖73美元。在其劳工政策最糟糕的时期，印尼女工一小时收入15美分，一天挣2美元。耐克公司的人认为他们并不是剥削，而是造福——“我们来到这里，给成千上万的人带来工作，否则她们是无活可干的。”

1995年，世界银行报告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南方国家”和“北方半贫穷国家”几乎构成了全世界工作劳动力的80%。学者保罗·史密斯分析这份名为《一个正在整合的世界上的工人》的报告时说，“赶上”是对未发达和野蛮民族发出的命令，这个术语是以目的论为依据的，而这些目的论又只能由北方观察家的平面标准加以控制和调整。在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中，“赶上”是用来劝告南方各国政府如何制定政策的，即制定不妨碍全球化发展的政策。这个术语又常被用作道德训诫，在东德使用，在没落的英国使用，也在美国黑人社会中使用。史密斯说，南方国家始终在敦促之下力求“赶上”，但全球化叙事越是激发幻想，时空的限制性距离就越难以超越。

事实上，我们对“赶上”一词并不陌生，多年以前我们就提出过“超英赶美”，如今这个词在全球化背景下愈发有魔力。但真实的图景并非“赶上”，而是大家希望美国经济的领跑更强劲。7月24日，美联邦储蓄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称，为振兴经济，有可能第7次降息。这一周出版的《时代》周刊分析，亚洲经济很大程度上依靠制造汽车、家用电器及高科技便宜货出口海外来推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国民生产总值的70%全赖于出口贸易，这些出口商品有一半要销往美国，一年前美国经济开始减速，亚洲受到波及。现在亚洲期待美国经济的回升，但即便如此，亚洲是否能立刻受益？

发展的幻像

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进入了“世界新秩序”，捷克民主运动领袖哈韦尔是个剧作家，他的支持者们聚集在他的办公室前，喊出的口号有这样一句“戈多到来了”。哈韦尔对爱尔兰剧作家贝克特充满敬意，学生们常用贝克特暗指哈韦尔。戈多以哈韦尔的肉身到来，但另一位剧作家的名言也随之出现，布莱希特说过：“先给饭吃再谈道德。”

自由主义观念可以用来解释发展主义的成功，人们似乎也没有理由不信赖发展主义——有更高的收入、更好的住房、更活跃的消费和更繁华的城市。

200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文发展报告称，与60年代相比，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人均收入相对变化不大，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国家反而在下降，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人均收入相对增长。

发展主义像一出“等待戈多”的戏吗？“当饥饿并非是西方发展模式暂时的代价而它就是现代性的时刻，我们是否可以像两个世纪前的傅立叶那样追问一声：这一制度是否存在根本的缺陷？”——世界上1/4的人口占据了75%的全球收入，占全球人口82%的77个国家中，在1950年至1990年间，有45个国家的不平等现象在加剧。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看似荒唐的问题也不那么荒唐了。7月16日，西班牙的《起义报》发表文章质问“这个世界到底谁欠谁？”文章说八国首脑会议要讨论免除贫困国家债务问题，但由于发达国家对南方国家长达几个世纪的掠夺，应该提出生态债务的要求——资源债该怎么计算和偿还？

若泽·博韦，法国农场主，他因捣毁一家麦当劳店而出名，并因毁坏一块转基因玉米地而入狱，而西雅图会议时，他曾携带280公斤奶酪进入美国海关，坚称这是礼品而非商品拒绝纳税，他反对WTO，宣称“要健康食品，不要跨国公司的转基因食品”。2001年1月，他参加在巴西阿雷格里港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又纠集人马捣毁孟山都公司在巴西的一块实验田。若泽·博韦成为反全球化运动中一个偶像人物，他的拥护者经常举着切·格瓦拉的画像为他摇旗呐喊。

英国《金融时报》说，八国首脑在吃喝，街头却有数万人在游行示威，这样的会议没有什么意义  

巴西阿雷格里港是全世界左派组织的一个象征，今年1月在这里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与同时举行的达沃斯经济论坛相对抗。论坛头一天就是群众游行，游行队伍的口号包括“工人应该制订自己的工资标准，而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若泽·博韦说：“我们到这里来不光是为说‘不’的，我们到这里来是要共同努力，找到一种新的国际政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曾提出过对资本投机交易征税，如果税率为0.1%，每年可税收1600亿美元。1998年，金融投机交易收税协会在巴黎创立，要求对世界金融体系进行民主监督，协会主席贝尔纳·卡桑在阿雷格里港发表演说的第一句话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这句话很快成为反全球化分子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下聚集着理想主义文人、无政府主义者、各式环保分子、要求土改的农民、呼吁消除社会不公正现象的神父、左派，欧洲的农场主……他们有各自表述的诉求，但都希望有另一个更美的世界，他们在这面旗下找到同志。

就像卡斯特罗看完索罗斯的著作后所说的：“好家伙，看来我不是这个世界上惟一的疯子，表示出同样不安的大有人在。”

让卡斯特罗不安的是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观念意味着取消一切妨碍大批资本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地区转到另一个地区的壁垒和规定，取消一切妨碍握在跨国公司手中的、对最富有最发达的大国有利的世界市场最大限度发展的壁垒和规定。

卡斯特罗习惯用激情对抗经济术语，他说：“那个国家有的公民有500亿美元，那里378个富翁拥有的钱等于26亿人挣一年的钱。”

如果我们部分认同造就这种不公平的合理性，那也不该否认这样的理想：“有些人不知该往垃圾箱扔什么而另一些人则不知该捡些什么才能活下去的可怕状况不能再继续存在下去。”

(本文图片由丝路/SIPA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