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机：由政治罪到普通罪

（文 / 曹立新）

赵维田  

记者：7月2日，台湾遣返8名大陆劫机犯罪嫌疑人，您对此事有何评价？

赵维田：我们不太清楚台湾此举的动机，但此举是符合国际反劫机公约的。

记：好像有很长一段时期，劫机犯都受到庇护？

赵：因为原来大部分劫机事件都与政治因素有关，而对于政治罪，各地都可主张庇护权。国际刑警组织的一个文件曾分析了300个劫机案例，其结论表明，在非法干扰民用航空案件中，出于政治动机者占64%，出自摆脱本国法律控制者占16%，其余16%则由于精神失常等其他原因。近代第一桩劫机事件发生在1947年，原因就是一名保加利亚叛逃分子劫持该国飞机逃往西欧。50年代，劫机事件断断续续发生在东西欧之间，大都属于叛逃性质，苏联、东欧的劫机者几乎全受到美国与西欧各国的庇护。60年代初，美国与古巴断绝外交关系后，在加勒比海区域也曾出现了劫机浪潮，大部分也都受到对方的庇护。我的研究侧重于六七十年代，据对1960年至1973年上半年发生的225起劫机统计，有70%的劫机犯受到保护，只有10%受到引渡，20%被起诉。

记：70年代的劫机浪潮，是否与这种视劫机为政治罪有关？

赵：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虽然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国际斗争环境。1968年夏天，巴勒斯坦人劫持以色列艾尔奥尔航空公司客机，掀起了一股劫机浪潮。1970年9月6日，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一天之内劫持了4架从欧洲飞往纽约的大型客机，史称“九·六事件”。据统计，1961年1月至1973年8月间，仅美国以外发生的劫机事件就达207起。

记：旅客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被劫机者当成达到其所谓政治目的的赌注？

赵：应该说是国际社会在越来越意识到劫机的恐怖与暴力性之后，不断努力将劫机非政治罪化。1970年订立的海牙公约，生效力仅一年后，批准加入国就超过100个，这在国际公约历史上是罕见的。1973年2月，美国与古巴两个敌对国家之间签订《关于劫持飞机与船舶及其他犯罪的谅解备忘录》，确定了这样一种原则，即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劫机，劫机时所选择的手段，包含无理危害无辜旅客，都将使其所宣称的政治目标完全归于无效。

记：海牙公约不仅决定承认劫机犯罪的非政治性，宣布劫机为一种具有严重性质的普通罪，而且将域外效力管辖权确立为一项国际法规则，其意义是什么？

赵：1952年美国曾发生著名的“科多瓦案”：美国人科多瓦和他的朋友乘飞机从波多黎各飞回纽约途中，飞越公海上空时，两人醉酒发生争斗，造成飞机失衡，并打伤乘务人员。但当警方将科多瓦提交纽约东区法院起诉时，法院以对此案没有管辖权而将两人释放。因为按美国域内原则，飞机上的犯罪应归犯罪地国(飞经国)管，这就造成一个美国人在美国的飞机上对另一个美国人犯罪、美国法院却无管辖权的荒诞事件。登记国刑事管辖权本质上是一种域外管辖权，这是为适应航空特殊需要而设立的。尽管在英、美等国看来，“有域外效力的管辖是一种破例的管辖”，但为打击劫机行为，他们接受了这种“破例”。而且东京公约中针对劫机的第11条，首先就是由美国强烈要求而加入的。国际法上的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但对于登记国刑事管辖权的自愿承诺，与国家主权并不矛盾，一方面因为它是自愿，更重要的，它是为了保护普通旅客的人身安全权利。

记：我国对劫机的认识是否也经历了一个类似过程？

赵：我国虽然已于1980年加入海牙公约，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劫机与反劫机的理解也存在着政治化倾向，比如曾视政治荣誉高于旅客安全，在广州白云机场和上海虹桥机场都发生过飞行员与劫机犯誓死搏斗、造成重大伤亡的惨剧。由于两岸特殊的历史关系及对国际反劫机公约缺乏了解，极少数人更将台湾视为劫机者的天堂，1993年一年竟达10起之多。近年，台湾开始将劫机犯遣返大陆，这对那些心存劫机的犯罪人是一种打击。无论政治制度上有什么不同，也无论劫机出于什么目的，劫机犯危害无辜者生命的行为都将受到谴责和制裁。

实际上，80年代以后，世界上的劫机事件已大为减少，这既有海牙公约等国际反劫机公约的作用，也得益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同时也是国际政治环境走向和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