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工作：晚饭后的批判活动

（文 / 沈宏非）

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不是原子弹，不是人造卫星，甚至也不是互联网，而是遥控器。或质疑曰，电视的发明不比遥控器伟大得多吗？是的，不过电视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已经使它越来越是一件“明摆”着的而不像是一件被“发明”出来的东西。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吧，我可以承认避孕套或伟哥是一种发明，但是你能说性交是某人的“发明”吗？

遥控装置在文化上具有巫术的意味。人类原始的巫术信仰，按照詹姆斯·弗雷泽爵士的看法，是一种“用抽象手段意欲改变外界形态的表达行为”。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利奇进一步解释道：“如果一个僧伽罗农民要划分地界，他会拿起一把锤子把一块标志打入地里，但如果他要制止住一头奔跑的大象，他会一动不动地念上一段巫术咒语。”“原始的技师总是与他要改变的物体进行直接的机械接触，而巫师则用相隔一段距离的行动来改变外界的形态。”这一点也证实了美学的缘起，距离是巫术的关键词，而距离产生美。

尽管Zenith收音机和电视机公司的工程师罗伯特·阿德勒在1956年就发明了电视遥控器，作为一种取代人力或线控的“凭空”操作装置，遥控器要等到二十多年之后才开始参与到中国的日常生活中来。在此之前，电视属于少数人的特权，而电视遥控器更是特权中的特权。我在一本野史上读到，王洪文在1973年当选中央副主席之后，比他老资格的张春桥心怀不满，遂指使他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给中央写信，揭发王到京以后的种种腐化变质行为，打猎钓鱼吃法国大菜之外的一项重要指控就是：“洪文同志在家里还使用一个黑色的进口精密仪器，从远处操纵电视。”

时过境迁，不过，包括当时语境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内，遥控器在任何时代都有权力和巫术的影子。在客厅里只有一台共用电视机的普通家庭里，遥控器通常都会由其中的某一个家庭成员所掌控，而电视则是中立的，电视机解决的只是“显示”和“被看见”的表面问题，遥控则决定着看什么和怎样看的哲学问题。歌德说，人生下来，就是为了看的。我认为这还远远不够，人生下来不仅是为了看，而且是为了有选择地看，为了有控制地看。即使是“沙发土豆”，也要做一颗有意志的。北师大艺术系在6月初公布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地区的电视遥控权基本掌握在15～39岁的女青年手中，而随着年龄的递增，她们逐渐放弃了这项权力。我相信，这个结果与中国家庭中的一般权力结构是大致相符的。被刻意保留在遥控器上塑胶包装，更是显示着其作为家之利器的不可轻易示人。

除了遥控器的掌控者之外，遥控面板上那密密麻麻的神秘按扭，几乎每一粒都决定着一个电视节目瞬间的生死，遥控器在电视观众的心理上生成了幕幕高潮，不容冷场的普遍期待，并且彻底改变了电视节目的制作方式。每按一次，就是一次选择权的行使，就是一次否定，一次批判。革命导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预言：“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都……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活动。”理想社会仍须努力，不过随心所欲的“晚饭后的批判活动”却已十分普及，频道之间的每一次切换，就意味着对上一个频道前一种内容所作出的一种价值上的否定和批判。在批判的意义上，遥控器兼具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双重角色。一直以来，电视显像管的外形几乎从未发生过重大的改变，这可能是出于电视对电影银幕的模仿，符合“观看”和“窗口”的基本概念。但是，作为一个简单的红外线发射端口外加一堆按扭的遥控器，为什么在工业设计上就非要做成长方形不可呢？为什么不可以做成圆形，三角形或其他形状呢？我认为，所谓“人体工学”还不是问题的实质，这一种默守陈规大概与“控制”和“发射”的意念有关，遥控在手，人就会有一种武器在握的感觉。

我曾经用过一个套装音响上的椭圆形遥控器，一切正常，但感觉始终都是怪怪的。事实上，遥控器的形状是大部分攻击性武器共有的基本形状。偶然激发了《2001太空漫游》里那头人猿的那一根骨头，不仅是人类一切攻击性武器在功能上的始祖，也是形状上的原型。

当然，即使最粗糙的遥控器也比斯坦利·库布里克的那根骨头好用得多，我个人尤喜巨大的、手感极好、表盘漆黑而且无比复杂的那一种，它让我产生操纵一件精密飞行仪器的幻觉，进而享受到把世界控制并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快感。一切令我讨厌的图像和声音，只消不动声色地动动食指，杀无赦。年轻貌美的央视女主持人文清写道：“观众的一双手握着一个遥控器，主持人就生存在选择之中，很残酷，也很现实。”这种说法简直爽歪了我，差一点就要摁下按扭，放一段《女武神》来助助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