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站里有火车 　

（文 / 沈宏非）

5月下旬，法国三大城市的火车站当局颁布了一项新规定，不再允许任何送客人士进入站台。此举的目的很明确，为了杜绝逃票。路透社在报道这条消息时忍不住质疑道：制定这项政策的官员是否没有看过《北非谍影》，所以才无法体会站台吻别的浪漫情怀？

火车站以及火车所能带来的浪漫感觉，岂止是站台上的吻别。即使从来就没有人拍过一部名叫《北非谍影》的黑白片，总是止于安检通道之前的送机，感觉更像是将此人引至一家商店门口排队，火车站的离别却因月台而显得更为贴切。作为科技时代的主流运输工具，飞机在更快、更高、更远之外，尤比火车多出了一种“轻逸”的性质。也就是说，一样是离去，一样是消失，飞机采用的是迅捷的上升动作，云烟过后，春梦无痕；而火车所呈现的则是一种刻板的、不无痛苦的平行方式，轨道的延伸使相隔千山万水的两点之间产生了一种意义，痛苦因而也有迹可循。在缺乏飞机和高速公路的年代，火车往往与初次的告别、成长、远行、离家出走，甚至私奔这一类初次的冒险、激情以及伤感的事情紧密地永久地联系在一起。

至于火车——这里指的主要是蒸汽机车以及牵引的车厢——并不仅仅是因为退役之后成为怀旧素材而变得浪漫，与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相比，蒸汽机车的浪漫，一部分体现在物理性能上，即蒸汽于金属的冰冷和生硬以外浪而漫之出来的那几分水性，加上同样由蒸汽控制并且听上去随时都在失控边缘的那道声嘶力竭的神经质汽笛，很容易制造出溅泪和惊心的效果。一辆喷着雾，亮着灯，怪叫着在夜间驶出站台的蒸汽机车，怎么看都有点像许多年以后歌舞明星的出场。

蒸汽机车不仅在近一个半世纪以前开发了美国西部，也一直开发着几代人对于浪漫的体验和想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电影观众看来，铁道游击队的作战方式之所以比一般的常规性战争更多了一点革命的浪漫主义，多半是因为这一特定战场的特殊。早期的詹姆士·邦德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大侦探，也经常以火车为工作岗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也有相当部分是为了保证火车的顺利通过而横死于车轮之下。

这种极其矛盾的性格可能就是浪漫的要害所在。一方面，一列风驰电掣、势不可当的火车体现着工业化时代的大部分与“进步”有关的概念和姿态，另一方面，它的粗暴、动荡和不稳定，也是显而易见的。

玩具火车换成了四驱车，公园里的小火车也被过山车取代，但是火车依然时髦地代表着我们内心永远的驿动和不安。一列在城市里通过的火车除了在戏剧环境中给予特定人物的内心震荡以一种省事的、诗意的隐喻之同时，反过来也将真实而乏味的城市生活置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偶然而短暂的戏剧化情境当中。

关于火车，浪漫，爱情和死亡，偶然和必然，昆德拉写道：“安娜与沃伦斯基是在一种奇怪的情境中相遇的：他们俩在火车站相见，其时有一个人被火车轧死。在这部小说的结尾，安娜自己也躺在火车下。这是文章的对应——如音乐中开头与结尾有着同一动机。也许显得太小说味了一些，但是人类的生活确切地说，就是用这种方式构成的，人的生活就像作曲……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各人总是根据美的法则来编织生活。指责小说中用神秘的巧合来迷惑人，是错误的(像安娜与沃伦斯基相遇，火车站，死，或者贝多芬，托马斯，特丽莎以及那白兰地)。指责人们对日常生活中的巧合视而不见，倒是正确的。他们这样做，把美在生活中应占的地位给剥夺得干干净净。”

近一次置身于这种小说化的城市情境，是在成都的一个温暖的暮春之夜，凌晨3点多钟，我和几个喝醉的朋友坐在车上，一个比较不醉的人开着车，送一个烂醉的人回家，经过狮子山脚，一道安全栅栏在当当作响的信号中横断了去路，于是停车，于是朦胧中见到火车穿越，竟然还是久违了的蒸汽机车，竟然还有白色的蒸汽飘逸在湛蓝的夜幕上。一车人便惊叹起来，年轻的提到日剧，年长的便说起安娜·卡列尼娜——当然不是苏菲·马索扮演的那个。

大约5分钟后，浪漫的蒸汽机车去而复来。第三趟，年长的不再吭声，年轻的就开始不耐烦起来：“好烦喔！”第四趟，一车人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掌车的一打方向盘，调头便走。也 就是说，我们先是根据美的法则来编织了几分钟的生活，然后又把美在生活中应占的地位亲手剥夺得干干净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