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下乡记
编者按在近年知识青年人下乡务农的趋势中，有一个经常被描述的现象：这些人通常拥有大学以上的学历，原本可以在城市里就业生活，却去到乡村书写着田园牧歌般的故事。
但事实往往没有这么理想。这里讲述的对象是3个不同规模的农场，新农人们都把下乡务农看作创业，这意味着，如果要在商业上可持续，除了带去知识和技术上的创新，还需在经营上找到新的突破口。此外，他们都选择了有机农业，原因是这种农业耕种方式有着高技术门槛，并贴近城市中产消费的需求。换言之，这能让小规模农业创业获得高收益。
挑战也随之而来。有机农业在中国的认证和标准混乱，消费者对此产生了普遍的不信任，而商超等销售渠道与有机认证的绑定又导致大部分小农场难以进驻。此外，除了农业知识和技术上的突破，农场的经营者还要花费大量时间处理与当地农民之间的关系。
乡村创业跟城市一样，也需要解决自己的难题。
两个人的农场
29岁的史门杰站在暖棚里忙活，一排排番茄并非长在地里，而是整齐地攀附在离地一米高的高架上，从入口一直绵延至11米外的棚室尽头。火红的色调，给大雪过后的北京密云增添了一丝暖 意。
两片总面积约4亩的暖棚，是史门杰投身农业近7年来的第四块“试验基地”，名叫“溜达农场”。这里距北京市内近90分钟车程，每周都有不少市民在她的网店下单，期待着将品质不同于菜市场和普通商超的本地新鲜蔬菜摆上餐 桌。
2015年，史门杰还是吉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一名大四学生。史门杰的父母希望女儿在大学本科毕业后，能顺利地考上研究生，或者像许多出生在东北的新一代那样，离开相对闭塞的家乡，在北京找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咨询公司和金融机构都是不错的选项。
和大部分父母一样，对这个有些“假小子”脾性的女儿的未来志向，他们并不非常了解，更没想过她会在毕业之初就跳出舒适圈，在一个毫不熟悉且“灰头土脸”的领域创业。
大四那年，史门杰最初的设想是考上北京大学应用心理专业，当时她的职业规划是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但到了备考阶段，她突然又对农学知识产生了兴趣。在一个农业论坛上，她认识了当时还在做高端水果销售生意的男友，两人都认为农业是一个值得尝试的领域，于是联手开始创业。
“我当时很天真，只觉得他有销路，还恰好认识一个懂农业的技术员，而我学的是管理和营销，这事儿肯定靠谱。”
史门杰对《第一财经》杂志回忆称。史门杰一开始的设想，就是要在北京做一家有机农场，种出“好吃”“健康”的蔬菜。不过，作为农业领域的门外汉，史门杰当时对“有机”概念的理解还很粗浅。“那时候我认为只要是用有机肥种出来的、不施化肥的就是有机，后来扎到里面才发现完全不一样。”
跨行创业，意味着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从她想当然地认为从事农业并不难，结果发现自己甚至分不清韭菜和麦苗开始，她那些看似天才、实则缺乏实操性的主意就一个接一个地往外冒。
2016年，拿着家里人赞助的20万元“考研资金”，史门杰在顺义租下了22亩土地，包括14个冷棚、1个暖室和一些空白地。在技术员的建议下，她决定种一些“好卖”的蔬菜水果，比如甜瓜、黄瓜、西瓜、水果番茄等，因为这些品类“无需烹饪，一下子就能尝出来好不好吃”。
但实际情况是，史门杰低估了果蔬种植的成本和难度。为了种甜瓜，她先花钱购买了大量有机肥;随后发现，作为新手，她完全无法独自应对甜瓜的生长和疾病，所以又请了一些当地农民来打零工……粗略一算，各种花销已经远超卖出甜瓜可得的预期收入。等到春天农忙的时候，甜瓜的杈子生长的速度很快，因为没有熟练掌握植物的生长规律，史门杰无法估算出甜瓜会在次日长到什么程度，导致在零时工的农事安排上出了很大纰漏。
更糟糕的是，在经历了北京夏季数次来势汹汹的大雨后，史门杰才意识到，那位技术员一开始挑选这块地就是错的，“完全没有考虑地势”。每年的6月、7月恰逢农事生产旺季，但史门杰租下的冷棚只要遇到大雨天就会漏水，严重的时候棚前连续几天都进不去人。
折腾了一年，史门杰搞砸了很多事情，也经历了亏损最严重的时候，但好歹种出了“正常的成熟果实”，“以我现在的标准看肯定是不合格的，但已经比当时市面上卖的味道要好得多。”
借助男友早年销售高端水果时积累下来的人脉，史门杰还在这一年完成了最原始的客户积累。在被外界视为北京“富人区”的顺义后沙峪一带，每逢果蔬成熟时，两人就会开着一辆老旧的面包车，拉着满车的蔬果来到各个小区楼下，等着已经在微信群里下单的消费者们下来提货，“基本上一个小时内就会一扫而光。”
尽管如此，务农过程中遭遇的困难和亏损还是加剧了史门杰的焦虑情绪。2017年，经历了一阵持续的眼部疼痛后，史门杰被诊断出甲亢病情加重。在身心的双重折磨下，她通知了远在老家的父母，这也是家里人第一次知道史门杰的创业经历。他们当时很惊讶，说“你怎么会干这个”，“又苦又累”。虽然是大学生创业，但“还不如接着回去考研究生”。
最艰难的时候，“放弃创业，回城里上班”的念头也曾在史门杰脑海中一闪而过。但她从未中断过农业知识的学习，从创业到现在的7年间，她几乎每天都会花两个小时上网课。
一开始，史门杰偏向于选择实操类课程，比如何时给蔬菜打杈、如何种好番茄等。每听完一门课，她都会下地亲身实践学到的知识，但久而久之，她发现这些理论知识并不都能完美奏效。在一位网课老师的指导下，史门杰兴致勃勃地培育出了一种新的甜瓜，结果甜瓜的皮是苦的。“尽信书不如无书，还得自己实践出真知”，这是史门杰在搞砸了之后才明白的道理。
2018年，史门杰看中了顺义一座通过了有机认证的农场，考虑到有认证后卖货会“更硬气”，以及个人生产计划上的调整，她离开了旧基地，在这座农场里租下了一间暖棚。
史门杰提到的有机认证，是指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认证机构认证后，有机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过程达到一定标准。2013年，国家认监委颁布了第一份《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此后，又在2014年公布了一批产品认证机构名录，并在2015年修订了相关法令。
制度的建立促进了有机农业的发展壮大，也催生了认证检测市场的乱象。国家认监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共有认证机构481家，检验检测机构数量更是高达4万家。也正是在这一年，国家认监委正式发声，要“加强认证检测市场监管”，规范有机认证市场。
“入驻农场后，我才意识到整个认证过程还是比较草率的，当时农场并没有监控，检测人员也没有对每一批蔬果都做抽检，再加上市面上的检测机构鱼龙混杂，这让我对所谓的有机认证产生了怀疑。”史门杰说。
此外，由于有机认证每年所需要的费用动辄数万元，对小型农户而言难以承受，史门杰放弃了接受正式有机认证这条路线并在几经辗转后，她在离市区更远的密云找到了新的大棚。
在和消费者沟通时，史门杰不再以有机作为卖点，而是强调作物的“高品质”：承诺不使用激素授粉，坚持自然成熟和有机肥种植，保证农药无残留。
说到这里，史门杰当即从棚里的藤蔓上摘下来几颗新鲜番茄放进嘴里，并邀请《第一财经》杂志记者一同品尝。
这类名为草莓番茄的品种酸度和糖度都非常高，即便是成熟的个体，外皮表面依然带着独特的青肩印记。“判断是否自然授粉、自然成熟的技巧之一，是看番茄籽是否数量足够多，且颗颗呈金黄色，催熟的番茄可能外部通红，但里面往往籽粒稀疏，且泛绿。消费者可以很直观地看到。”
知识青年返乡的优势也在种番茄这件事上凸显出来。为了培育出让人满意的番茄，史门杰来到密云后的第一项研究就是让番茄“上高架”。
过去，高架栽培法常见于草莓等品种，在番茄种植领域的应用并不多。将植物从传统的土壤转移到高架栽培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免去工人弯腰劳作之苦，从而达到省力、省工的效果。史门杰决定效仿草莓的种植方法，这个大胆的想法让身边人感到“惊讶”。但她认为，省人工是做农业“最关键的因素”，这样的尝试很有必要。
在栽培时，史门杰又有了自己的主意。她放弃了土壤，在高架上使用统一调配的基质栽培，原因在于，“每个园区的土质都不一样，蒸发量也不同，灌溉量等数据无法标准化。”在研读书籍和论文时，史门杰留意到日本、荷兰等国很早就开始了基质栽培法，但当地农民使用的基质大多会添加含有化学元素的营养液。出于对绿色栽培的考量，史门杰最终在含有草炭、珍珠岩和蛭石的基质中，创新性地加入了蚯蚓粪和羊粪。在大棚内做了十余次对照实验，花了近一年半时间后，她终于确定了满意的配比。
生意逐渐做大之后，有不少年轻的本科和硕士毕业生曾找到史门杰，希望能加入溜达农场，甚至有人愿意辞职从农。这让她既欢喜又担忧，喜是因为，个人的学习能力在现代农业生产中愈发重要，忧则是因为，她害怕这些年轻人和当初的自己一样，带着幻想来到农场，实际上是把自己扔进了一个比城市生活要艰难得多的环境。
私营农场CSA模式探索
从将部分土地转租给市民以获取租金，到和当地传统农户合作，再到以自主经营为主、与其他农人共享销售网络为辅—石嫣的农场创业模式经历了3个版本的迭代。
相较于史门杰这类“半路出家”的新农人，石嫣的职业发展道路可能更典型。作为北京“分享收获”农场的创始人，石嫣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师从中国“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且在美国农村有过半年的“洋插队”经历。
位于顺义柳庄户的“分享收获”，是一家“被报道率”很高的私营农场，也是中国第一家社区支持农业农场。社区支持农业（CSA）模式起源于日本，兴盛于欧美，指的是社区附近的农民，以及农民所生产产品的消费者之间的联系。消费者提前下订单，农民根据订单量来规划生产并配送至居民家，它的本质是相互承诺的信任关系：农场养育人，人支持农场并分担内在风险和潜在收益。
在人类大部分历史中，人都与生养自己的土地紧密相连，但城市化和全球化改变了这种传统。石嫣翻译的《分享收获社区支持农业指导手册》一书中给出了简要的解释：“农民独自承担了这个无情的、不断增长的全球市场的风险，这个全球化的大市场已经使得数百万农民离开了土地。CSA针对这一螺旋式下降趋势提供了一种最有希望的替代方 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