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141)

（文 / 郑子明 娄毅 胡西 周萸 唐飞）

对于很多人来说，事件的最后结果并不难猜测，王伟被追认为烈士，美国人回家去了。问题是，我们该如何考虑这类事件的意义？

北京 郑子明

反垄断的底气

北京 娄毅

国家工商局本月展开的专项整治行动把矛头对准了垄断行业，按惯常说法，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战役，持续时间要长达半年。

尽管这是一次长期的、大规模的行动，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工商部门的决心和魄力。因为整个经济正处在转型期，中国的垄断行业与行政权力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种种瓜葛，政企不分的情况仍然严重，利用垄断地位限制竞争的手段和表现也不一而足。对工商部门来说，有些个案的查办和处理也许并不难，比如一个具体的强买强卖行为，如果并未损及行业的整体利益，垄断者可能是不惜以牺牲小利来标明自己的自律能力的。一旦触及其根本的既得利益，站出来反对的就不单是行业内的企业，甚至包括一些原本躲在幕后的行政力量。

或许正因如此，工商部门为这一次的专项整治限定的目标仅仅是垄断行业。事实上，许多限制竞争的行为主体恰恰是某些政府部门，地方保护即是典型的例子。诸多的行政垄断依然是一个开放、公平的市场上空挥之不去的阴影。对此，工商部门显然存在不小的难度。事实上，行政垄断维护的正是与之有着深切利益关系的行业垄断和地方垄断，这种渊源关系正是垄断坚冰难以破除的重要根源。

不能忽视的还有法律的瓶颈。一部《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难以涵盖如今的市场竞争下种种垄断行为，一些制定于经济转型初期乃至计划经济时期的法律法规，在很大程度上被打上了政企不分的烙印，实际上维护的是行业利益。在这样的法律背景下，依法行政难免有甩不掉的尴尬。

媒体成为“投诉站”

杭州 胡西

据报载，某市一市民在街道上发现一处窨井的盖丢失了，他觉得这对来往车辆行人都很危险，就立刻打电话通知了当地的一家报社。事后，有记者问他为什么不去找“有关部门”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一来，我不知道该向哪个‘有关部门’报告；二来，比起‘有关部门’，我更相信新闻媒体。”

类似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群众有困难或疑惑首先想到的不是行政部门，而是媒体。我们的媒体似乎有越俎代庖之嫌，而有的“部门”则“没事偷着乐”，落个清闲。

这位先生的话，值得我们思考。首先，他不知道该向哪个“有关部门”报告。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政府行政的透明度还不够。公共行政管理程序的透明度是一个政府是否真正将自己置身于全部纳税人的监督下的测量仪，能否在政府与公民之间保持畅通信息渠道是衡量行政透明度的重要标准。如果公民不知道该怎样行使自己的权利，该怎样履行自己的义务时，这算不算是政府部门的失职？

为什么八成学生对大学教学质量不满

北京 周萸

最近，关于高考放开年龄限制的消息或许会让有人感到高兴，但一项调查结果为这点兴奋投下了阴影。

3月12日到3月27日，中国教育与科研网主页上刊出了一则调查问卷，题目是“你对高校现在的课程设置和教材使用情况满意吗”，共有12398人参与调查，得到的结果出人意料：近八成学生对教学质量不满意。在该网站的留言栏里，类似的帖子随处可见：“大学学到的绝大多数东西在踏入社会后基本上无用，受到的能力训练也远远不够。”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刘西拉在两所著名高校两个工科系进行了一次教学质量调查，结果也是近八成学生对大学教育不满意。

根据刘教授的调查，从学生对整个教学环节的满意程度来看，认为“很满意”和“满意”的学生只有5%，认为“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学生达53%；感到学习负担“比较重”和“很重”的学生共占66%；认为在大学苦读几年后，“能学到一点点”和“根本学不到”有用东西的学生占79%。刘西拉分析，这个结果表明当前高等教育让学生负担沉重却又学不到什么东西。

其实，对相当一部分院校，大规模扩招导致的生源质量下降、教育资源和师资不足，是教学质量难以保证的一个重要原因。

刘西拉教授将“学校普遍存在浮躁心态，热衷‘轰动效应’列为教学质量滑坡的第一罪魁祸首。刘教授说，因为追求短期内迅速提高各种评比指标，不顾其他；为了提高学术知名度和争取课题，拉一些社会名流或官员到高校当领导、做教授，制造舆论，不计效果；为增加科研收入，不论技术含量，只要来钱就行。至于教学投入和积累，则无人问津。

谁害怕福利降价

唐飞

由福利药房药品降价引发的行业冲突，在成都还远远没有结束。对药品经营行业的经销者来说，福利药房确实很“讨厌”，由于它的让利，使药价内幕曝了光，也使大多数药品经营者们的“肥肚”露了怯。但反过来讲，也正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福利药房的“不规矩”，开始让他们有所“警惕”，有所“反思”。与其硬打，不如策略一点，给自己找个合适的理由。在天源堂公开和福利药房叫板未奏效后，成都市的药业领头药店开始打造药业航母。有趣的是，连天源堂也被抛弃在外，理由自然是因为参加了“恶性竞争”。

成都同仁堂总经理王文辉说，同仁堂与德仁堂以及上百家药店组成药业航母，只是为尽快结束药业界“无序的竞争”。药品是特殊商品，这样没完没了地打下去，不利于药业的发展，惟有GSP认证和走连锁的道路才能促进药品行业的健康发展。四川德仁堂总经理包筱琳说，若想在药品零售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并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市场，同仁堂和德仁堂的合作是打败对手的有效办法。据同仁堂、德仁堂的高层决定，他们欢迎各类药店的加盟，希望使这种联盟的规模最大化。

不但药界对打造药业航母态度积极，医院也同样表示声援。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石应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对当前成都药业市场上出现的竞争提出不同看法。他说，药品价格问题不应该放到第一位，要说药品价格“虚高”，根源也在国家政策的制定上。他认为药品必须由大的药业集团控制，那些在其他行业赚到了钱或赚不到钱又跑到药品市场来的药店不利于医疗改革的进行。

甚至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在内的人士也为药业联盟叫好。在同仁堂与德仁堂合作的当天，成都市经委的一名官员就指出：当前成都医药市场面临大整合，规模化、集团化是今后的发展方向，同仁堂、德仁堂通过两者的整合，迅速扩张了德仁堂的连锁规模。“八个统一”的实现，有利于医药行业的治乱和打假，使药品行业终结低层次的无序竞争时代。

然而，对于这种明显以价格统一为联盟的新的行业垄断的做法，使包括消费者在内的一些人表示担心。他们以福利药房为例，来驳斥所谓的“价格低质量没保证”、“价格低就会偷税漏税”、“药店太多了”等论调。一位消费者透露：医院、医药公司当然不愿意看到药品价格降下来，以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为例，医生每月除工资外，还能拿到六七千元的处方回扣费，这些钱最终还不是要转嫁到老百姓身上。连他们的机关工作人员每月也能拿到2000多元的工资，这些钱很大部分就是从药品中挤出的。医药主管部门在怎样对待新垄断的认识上也不尽一致，有人说，药品降价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组建药业联盟也正常；还有人认为，新的药品垄断根本不存在，因为，药品垄断本来就没有被打破，只是刚刚被福利药房这只小舟撞了一下，就引起行业大亨的警惕，非但没有动摇，反而使垄断之舰更坚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