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135)

（文 / 张寄明 郭襄 莫幼群 章晓任 胡安东）

沈阳的非常时期

不仅仅是沈阳，很多城市都面临非常时期，他们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贪官和黑恶势力。关键在于，当他们试图把自己纳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时，很多障碍并非他们自己所能解决。

南京 张寄明

有意思的议案

3月4日，一家权威媒体报道，韦文林等人大代表将提交一份议案，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发行“教育彩票”，以解当前中国教育经费严重不足之急。

报道说，这位清华大学的教授指出，21世纪市场经济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中国也已经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教育为本”。但是，当前中国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这对全面提高中国的国民素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韦代表的根据之一是中国教育部公布的1999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当年中国教育经费为3349亿元人民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9%，这个比值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甚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印度的水平。

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是个老问题，发行教育彩票倒是一个新提法，不过，至于应该如何保障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似乎在我国的宪法中早有规定。我想，人大代表的作用首先应该是保障宪法的权威性。

再者说，什么事情不需要钱呢？如果缺钱就发行彩票，那么医疗、卫生、科技需不需要发行彩票呢？照着这个思路，我们早晚得为能不能喝上豆浆发上一回彩票。

四川 郭襄  

新旧东方的“智慧”

面对新东方与ETS之间的纠纷，大多数中国人理所当然的立场是同情与气愤中国学生寒窗苦读，甚至要借钱参加考试，成绩却遭老美质疑，实在令人同情；老美不在出题思路上进行调整和革新，却怪别人掌握了他们老套的思路，这一种强权逻辑也实在令人气愤。

这里暂且抛开情感因素，先对新东方的应试策略与应试术做一些分析。应该说，新东方的考试术确实摸索出了许多带规律性的东西，在实践中也是相当奏效的。新东方副校长徐小平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就说“在英语考试方面，我们是世界上最长最尖锐的矛。我们对出题的思路把握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我们的智慧，这是我们的骄傲。”

这种新东方的智慧，却使我联想起一些同样“神奇”的旧东方的智慧来。记得有一次出差，遇到一位有点神秘的老者，闲聊中他说自己掌握了一种“生男术”，是从古代宫廷传下来的，屡试不爽，经他指点，准能生男孩。由于他语焉不详，我至今也没搞清其中到底包含了什么科学原理，只听他再三说：“有效，有效，的确有效！”

我们东方似乎一向盛产这样的智慧。自古以来，科举术、升官术、登龙术、纵横术、房中术、长生术、成仙术……就层出不穷。一直到今天此风犹存，仅在出国留学这一块，与新东方考试术相配套的就有签证术、应付老外导师术、获取奖学金术、绿卡术、移民术，都有人堂而皇之地写成文章或办了班来教你。

有种流行的论调是美国人没有中国人聪明，好像徐小平先生在访谈中也隐约流露出这样的意识。其实，我们的问题或许就在于小聪明的人太多，缺乏真正的大智慧。大多数老美可能确实比中国人笨，但这一大群“笨人”却明白要把具有大智慧的人抬举起来。以杰斐逊为首的一群大智者制订了一套政治制度，大伙儿都乐于去执行；爱迪生、比尔·盖茨弄出了那么好的发明，大家肯定他们的成果，并能迅速转化成生产力坐享其成。而我总疑心我们即使诞生了大智慧，也会在无数小聪明的人的包围中窒息了。

再回来谈情感因素。ETS是在“刁难”中国学生，甚至在“羞辱”中国学生。可如果想出国，还是得参加他们的考试，是谓“自取其辱”。“自取其辱”是为了“忍辱负重”。但我们不少人不乏“自取其辱”的精神，而“忍辱负重”的精神却不够，尤其是在出了国以后。这一点似乎也要向韩国人甚至日本入学习。

合肥 莫幼群  

我爱联通

说起来我爱上联通的理由倒也不多，挺简单。

第一它便宜，从入网费到话费都要便宜，这个账是明账，大家都算得清楚，许多朋友的第一部手机都是冲这个人了联通，但还有其他暗的许多方面是联通也是在考虑让您省钱，这个就只有用上了才知道。比如，联通的手机必须在空旷的区域才能打得或是听得特别清楚，房间里是不行的，这个问题细想一下就觉得应该是这样，房间里一般都有电话，手机是工具又不是让你摆谱的，这个钱就省下来了。

第二是联通的信号，绝对保证只在该出现的地方出现，在办公室的时候你就把手机当成来电显示就行了，既节约了电话费又可以保证自己不被一些无聊的人打扰，每次开会或是去听音乐会，在大家忙着关手机的时候我都是最坦然的一个，因为我知道联通的信号从来就不会在这些场合出现。

第三呢，联通让我和朋友之间在没话找话的时候永恒地多了一个话题，省得大家都尴尬，闷头喝水。

每当有人找不到我来投诉的时候，我会如上所述的列出各点好处扳着手指头数给他听，市场嘛，总是各取所需，被人需要的就有市场，像咱们这样又要有面子，又要省钱的人要的就是联通。

只是有时候，我在接到一个朝思暮想的电话的时候，充满柔情地狂喊了几声后，听筒那边却毫无动静，然后就是挂机的声音。这时我会挺失望，不过想来想去还是算了，因为凡事有得就有失，谁让咱们爱联通呢。

北京 章晓任  

小报的故事情节

四川一家小报前几天登出这样一条消息：当地一养狗专业户从狗崽子出生时，便用一根细铁丝勒住它的脖子，等半吊大时每天再抽上几十只耳刮。这样坚持下去一直到成年，不值钱的土狗就变成值钱的沙皮狗了。没过几天，我身边一家小报也登出本市昨日在非法狗市发现狗贩用铁丝勒住小狗脖子，可怜的小狗每天要被扇几百只耳刮。

我不知道动物保护主义者在“几十只”到“几百只”耳刮的量词转化面前，会不会对动物虐待程度有更严厉的判定？权且只把这件与狗相干的事当作一种巧合吧。只是时间上确实容易让人产生不必要的怀疑。

但接下来的这条消息就有点故事情节了。河南某小报说：大年初九，我市有两女子醉酒后横卧马路中间，结果一中巴避让不及撞上一棵大树遂造成一死两伤。事发后调查此案的交警竟找不到证人，因为这两女子突然就像白酒那样蒸发了。三天之后，这款同样的新闻出现在一家网站上，而这家网站又称消息的来源出自陕西省的某某报。

记得两年前我给《三联生活周刊》寄过一封读者来信后来好像发了，题目是《编辑是“贼”怎么办？》，大意就是抄来抄去结果连真正的出处都找不到了。不料几年过去后我还是跟不上形势，意识不到今天的抄抄写写具备了更现代化的工具。

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那些小报想挨家挨户送稿费和版税上门，说不定还找不到那些“自由撰搞人”的地址呢。

银川 胡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