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完全可以是另外一个人

（文 / 钟和晏）

《文身》

记忆的主题

道格拉斯·高登的艺术首先是一次对个人记忆和身份的找寻之旅。高登和大多数人一样在电视机前度过童年，一手拿着遥控器，一边陷入幻觉般的半睡眠状态，各种情境、画面、对话进入大脑，和个人的真实体验混合在一起。当人们日益被包围在电影、电视、网络、广告、MTV等视觉文化中时，这样的成长方式在一代代人身上持续上演。大小屏幕上的各种人物变得和家庭成员或朋友熟人同等重要，他们的形象生动又清晰；除了自身的经历，影像成了感知世界的主要方式。《人名名单》是高登1990年的墙面作品，在黑色底色的墙面上他罗列了自己24年生命经历中曾经遇到和记住的所有人的名字。这件早期作品是他试图摆脱图像和幻觉的诱惑，将个人记忆从集体记忆中剥离出来的一次努力。

在影像文化无所不在的现代社会中，高登毫不客气地将各种传媒手段据为己有。他作品形式非常多样，包括绘画、电影、摄影作品、录像、视觉装置、文本、音带、信件，甚至文身。虽然形式不同，所有作品统一于记忆的主题，尤其是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相互作用。他所感兴趣的是，被生产的影像在纯粹个人记忆结构中会担任什么样的角色，以及文化背景如何潜在地影响一个人对现实的阅读和认识。

《邪恶的人》  

在“还没有”和“不再”之间

道格拉斯·高登在艺术界因为对现有影视材料接触反应性的操作而闻名，这些材料包括电影、电视剧、犯罪记录片以及精神病观察记录。他对这些材料的干涉手段通常非常简单，比如慢速度放电影或者抹掉声音，但是这样简单的干涉往往能有效地改变原文本的叙事过程，将它们从原创者的意图中释放出来。

在他的这类作品中，最有名的是《24小时精神病患者》。通常电影的放映速度是1秒钟24格，高登将希区柯克1960年名片《精神病患者》拿到他的作品展览会上，以1秒钟几格的速度放映，结果这部影片花了整整24小时才放完。在这样缓慢的放映过程中，原有的故事线消失了，观众看到的是极其精微的细节，完全构成了一个新的文本。由罗伯特(德(尼罗主演的《出租汽车司机》也被高登做过同样的处理。通过人为放大转变的时间这样一种几乎是机械的手段，原电影中的一瞬间变成一个个几乎稳定、持续的画面。高登惟一关心的是变化、转变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在这些作品背后，一个问题不断浮现：时间的界限如何能进入视觉艺术，如何对事物向它对立面转化的临界点作出视觉呈现？

在《人名名单》中这个问题已现端倪，这件作品包含了未来“还没有”认识的人和过去“不再”记起的人之间的某个现时界限，它的内容可以因为1秒钟的差别而发生变化。界限的主题同样出现在高登的摄影作品《三英寸》中，这是作者本人的手的一系列摄影作品，其中一个手指被墨水涂成浓重的黑色。照片旁边的文字说明中高登写到被涂黑手指的长度等于它插入另一个人胸腔时触及心脏所需的长度。在这里，黑色手指本身就成了一道边界，生与死之间的边界。当然这件不乏色情意味的作品也完全可以作另一种读解，其中的含义大致相同。

《被证明有罪的人的忏悔》这件作品更清晰地将高登的这种努力表露无疑。他把1931年的恐怖片《化身博士》中杰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的形象放在两块并置的银幕上，一个负片一个正片，依次排列的这三组照片似乎希望对主人公如何完成从善良的杰基尔医生变成邪恶的海德先生的转变过程作出清楚的视觉呈现。但是实际的效果是，在这样缓慢的画面运动中，善与恶的边界反而因此消失得无影无踪，永远得不到合适的结论。高登面临的只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

《三英寸(黑色)》  

《被证明有罪的人的忏悔》  

《人名名单》  

犹在镜中

如同将杰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互为镜像的并置，高登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次显示对镜中观照的迷恋以及对个人身份的探究。摄影作品《文身》在一个男人身上以逆顺序文上组成“有罪”这个英文单词的六个字母，因为逆顺序，这个词只有凭借镜子才能清楚辨认。究竟谁有罪，是否真正有罪，这时镜子的内涵变得多义又模糊，比如一个角度相对于另一个角度，现实相对于虚构，记忆相对于对记忆的叙述，即时相对于再现，一件事情相对于它的根源。

《邪恶的人》手法大同小异，两幅并置的作者肖像，左边是正常自然的样子，右边高登用透明胶带将自己的脸变得狰狞邪恶，口袋和扣边相反的两件衬衣刻意造成镜像效果。高登从来不对自己的作品作任何阐释，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一个人完全可以是另外一个人。

(图片均为本刊资料) 高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