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132)

（文 / 丁力 倪莉 余沧海 李行通 胡安东）

直到有一天，我们去医院看病拿的是保险卡，而医院会把账单直接寄到保险公司，那时候，中国的保险市场会成为一个真正巨大的市场，至于是谁来做或者怎样做，没有人关心。

上海 丁力

保送生的最后一道晚餐

“我院张××同学，平日成绩居于班级十名左右，因其母在该院党总支担任组织管理工作，竟通过此关系将其成绩改至全院第二名，保送研究生。平时老师要求我们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如今发生这种事，老师又以想不想留京，想不想毕业来要挟我们，不准我们说出，试问公道何在？”

这是贴在北京一所高校主教学楼前的一张“小字报”。

媒体报道，今年，大学招生将取消文科保送生。谁都知道，只要有不需要严格考试就能获得某种好处的事情，肯定就会有仗势欺人和弄虚作假。很多人对“保送”有着惨痛的记忆：过去，招工、招干、当兵、上大学等等，哪一样有公平可言呢？如今，高等教育中保留的保送形式似乎成了惟一的晚餐。

取消保送自然会引起争议，但是，在某大报驳斥一位文科特长生质疑取消保送制度的文章里，读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观点：“我认为这刚好反映了我国现实中部分中学生不重视基础学科的学习，转而想通过诸如写几篇文章等捷径来获取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侥幸心理。这种心理，不仅存在于学生的脑子中，甚至已经影响到一些教师。也正是这种投机取巧的想法，直接导致了一些地方的中学教育不重视基础教学和全面发展，转而谋求‘终南捷径’，其最终的结果，既害学生，也危害整个社会的教育方向。”

幸亏，我相信，并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取消了保送。

南京 倪莉  

水务公司与人大代表

据说，自来水公司变成水务公司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水资源，让更多的人喝上更洁净、更便宜的水。又据说，人大代表可以帮群众解决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但是，这种说法对于四川重庆九龙坡区中梁、云峰两村近4000盼望喝上干净水的居民来说，没有意义。

重庆市人大代表李生达说，在中梁山看到的情况让人揪心：因为煤矿挖煤，地下水枯竭；而建在凉风垭山上的垃圾场又严重污染地表水，黑污的水浇菜菜死，喂猪猪死。村民们惟一能做的是等天下雨。看他们在渣场走来走去，村民以为是“当官的”，挥拳就向他们打来。后来知道来的是人大代表，村民们哭了。村支书流着老泪指着那一片修了一半的厂房说：“人家听说没水，丢了房子就走，不敢来了。”而与之相邻的山洞村却是另一番景象。缺水后，沙区政府很快采取两极加压的办法，使村民很快喝上了自来水。

人大代表很快提出建议：两极加压只需200～300万元，市里出大头，区、镇各出一部分，村民很快就能喝上自来水。2000年初，李生达将议案交到市人代会上。几个月后，他得到市公用局的回复。回复很简单这事不由我们解决，该九龙坡区管。李生达很不满自来水公司既然垄断了这一行业，那就要保证让近郊居民喝上自来水。

今年市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上，李生达再次提交了这份议案。不久前，市政委员会一名官员告诉他，现在成立了水务集团，水务集团是企业，体制变了，公用局已撤了。

水务公司的成功经验使国际上很多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人受益，但是到了重庆，或许是水土不服的原因，变成了只管挣钱不管穷人的怪模样。但是人大代表呢，他们也水土不服吗？

重庆 余沧海  

看得见的正义

最近，听一个在法院工作的朋友在私下里说：人们都骂我们这一行黑，其实，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人也觉得窝气，真希望能把庭审也拿去做现场直播，看看谁在众目睽睽之下玩弄花样？

听了朋友的话，我查了一下资料，我国首次尝试庭审向全国直播，是1998年7月11日。当时，中央电视台首次现场直播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十大电影厂诉版权被侵案。让庭审直播更加深入人心的，是中央电视台1999年3月26日对重庆綦江虹桥垮塌案的现场直播。据中央电视台一项调查显示：按照全国10.94亿收视人口计算，綦江虹桥案共有1.17亿人口收看，是同时段节目正常收视率的2至7倍左右。

其实，很多人都会记得电视台播放审判“四人帮”时全国人民到处找电视看的盛况。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庭审直播以极低的成本换得极大的社会效益。因为摄制组现场录制，无需像事后制作节目那样支付场景、表演等各项费用，代价低廉，而社会效益却极大。綦江虹桥案直播后，建筑行业的腐败行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场声势浩大的铲除“豆腐渣工程”活动由此开始。

从新闻学角度来说，被称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的新闻舆论，有传达事实、实现公民知情权的义务。庭审直播，将国家司法权的运作置于公众的视野之中，可以防止司法权的专横和滥用，促进司法公正。

有一句话是：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庭审直播，正是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可惜的是，不管是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方式，我们都感觉离正义太远。

北京 李行通  

买个“政协委员”干干？

贵刊报道，浙江省最大黑社会性质团伙头目张畏的“身份”除了是当地几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外，还有一个湖北省宜都市政协副主席的显赫“头衔”。好在这也不算一条什么新闻，因为最近被起诉的沈阳黑社会总舵主刘涌羁押前同样是位名流，在他的个人履历里曾有一段致公党区主席的光荣记载。

我不知道加入民主党派和担任政协委员需要哪些审批手续，也没看到过媒体有关这方面的延伸报道。但凭着老百姓的直觉，总觉得里面肯定有一定的“想象空间”。如果没有“捐赠”、“献金”之类的猫腻，那些既不是科技精英，又非统战对象的黑道分子岂能随随便便就混入“党内”？

黑道买官买到(或者说捐到)民主党派内部，的确是一种令人可怕的事情。因为这顶保护伞的颜色可能会甚过那些腐败的顶戴花翎。打个简单的比方，由于张畏“政协委员”的特殊身份，就能在温岭市太平镇的花园别墅，挂出“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铜匾。那么，稍有《人大组织法》常识的人还可以联想到，假如张畏弄了顶“人大代表”的帽子戴上，恐怕想抓他都不那么容易了！为了在上流社会附庸风雅，这位心狠手辣的黑帮头目还花几百万元的天价买下一只清雍正的青花天球花瓶。所有犯有前科的黑道人物非常清楚，这辈子要想在官场上混个差当是不大可能了，于是便纷纷把活动精力投入到民主党派中间。今天用组织偷渡的赃款“捐”几个贫困学生，明天用走私贩私的黑钱“办”几台演唱会，千方百计拿名头来掩护自己肮脏的勾当。他们的政治信仰和人生哲学非常明确：就是披着人皮去干“狼外婆”的事情，最终用一根职业化的犯罪链条“锁”住黑社会。这恐怕就是黑道经济的一种最高形式。面对打入我们的内部挺损的这一招，不晓得那些书生气十足、缺乏斗争经验的民主党派能否辨得清楚？

当然，耐人寻味的还有，大家几乎每天都在要求纯洁执政党的“肌体”，而对清理民主党派的“皮肤”却不那么热情。实际上，倘若继续让那些黑道分子花个把钱就能买上“政协委员”的头衔干干，那才叫是一种最大的不讲政治呢！

银川 胡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