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130)

（文 / 大水 杜维姆 布丁 帕帕）

旗袍和比它短的衣服

文 大水 漫画 谢峰

我翻三四十年代的《良友》画报，看到一些美女胡蝶的照片。多数时候胡蝶都穿旗袍，我看到的最后一个胡蝶已人近中年，略微发福，穿的旗袍挺朴素，大概是阴丹士林布的。

我看过相关的野史，戴笠和胡蝶之间具体的曲折进退我已记不清了，只庸俗地对某些细节描写印象深刻。关键的细节是这样的：“胡蝶抓起酒瓶猛灌了大半瓶酒，然后嚎啕大哭……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身边睡着赤条条的戴笠。”

我觉得旗袍和这一桃色事件之间一定有联系。如果胡蝶穿的是列宁服，细节肯定变成了“胡蝶抓起酒瓶猛灌了大半瓶酒，然后向戴笠头上砸去”，如果胡蝶穿的是吊带衫，那也简单了。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写了男女主人公因穿旗袍而引起纠葛。范柳原和白流苏的一段对白，简直是好极了，但具体的曲折进退我又记不清了。大意是，柳原说不能想象流苏穿旗袍在非洲原始森林里奔跑，流苏突然脸色一变。末了流苏说：“我又何尝爱做作呢……”

《花样年华》我没看，但据说张曼玉的旗袍惹起了坚强的现代女性的感伤哀怨。我想旗袍引起如此之多的麻烦，主要是因为它太长了。

超短裙就很利索，简单明了，不劳我费神就有了定性定量的分析和明确的结论。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威廉·伦奎斯特成名的原因之一是他指出超短裙可能导致性骚扰。刚果总统卡比拉1997年推翻蒙博托的独裁政权后，颁布的第一项措施是取消超短裙。于是美国《纽约时报》下结论说：超短裙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对于比超短裙更短的衣服，我还没发现有国家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学术论文也不多。前几天和几位年轻可爱的男女同事逛商场买衣服，逢店就钻。走到恒基中心CK专卖店的时候，有人嚷嚷说此CK就是卫慧穿的CK;又有人嚷嚷说小时候老想古代人穿的是什么短裤。

我的七个手机

杜维姆

上个世纪，我一共丢了七个手机。

第一次，在写字楼的公共空间里，我和几个同事坐在专门供大家休息的沙发上一边抽烟一边看来来往往的小姑娘解闷儿，当上班时间到来，大家一声“走喽”起身离去时，我的诺基亚2110就被孤零零地丢在了沙发上。

第二次，去展览中心招聘，穿白衬衫，打领带，热心地向一个应聘者讲解公司情况，等我再坐下时，放在桌子上的诺基亚8110已经不翼而飞了。

第三次，在一个烟摊上买一包本来不该买的烟，就把另外一个8110留给了人家。

第四次，我和一个朋友在北太平庄的街上买5块钱一本的盗版书，把人家的书摊翻得乱七八糟时，衣兜里的诺基亚6110被一位高人顺走了。

第五次，陪一位大哥去买沙发，在望京沙发大世界，接完女朋友自国外打来的电话后，不知把我的诺基亚5110又放在了哪个沙发上。

至此，我已经丢全了当时诺基亚的所有机型。看着家里数量可观的充电器和电池，我心里感到一丝悲哀：可能诺基亚不太适合我吧。

7天之后，在打车接女朋友回家时，我把第六个手机——一个别人施舍给我的西门子留在了车上。

最后，在那个倒霉的世纪就要过去的日子里，在给刚拔掉智齿的女朋友买一包8毛钱的止痛片和一盒婴儿营养米粉时，把一个摩托罗拉不知丢在了哪里。最可气的是，捡了手机的家伙居然还在使用它——据那之后给我打过电话的朋友讲，“是个外地人”。

好了，就这样，我在西直门卖二手手机的东北人那里又买了一个摩托罗拉，带着它来到了新世纪。

1月2日，我带女朋友去西单买东西，却把仅有的一把车钥匙锁在了车里，当时已经9点，风大得要命，而我们要回30公里以外的回龙观。看着她那张鄙夷的脸，再想想自己最近一段时间工作生活身体上的境遇，我真的快绝望了。

好在类似的事情在以前发生过三回，我也算是有过用铁丝撬车的经验，还有一个朋友就住在附近，能够提供足够的工具，于是像个笨蛋小偷似的在马路旁边吭哧了半个多小时把车门给打开了。

当我被冻僵了的手开始暖和过来，车子已经行驶在清河大桥上时，她的表情好像才舒缓了一些，说了上车后的第一句话：“你说，你的人品那么好，为什么命总是那么苦，老丢东西，老把车钥匙锁车里呢？”

我说：“你可别这么说，一个人的人品到底是好是坏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可能你觉得好，但是在别人看来并不怎么样，因为没有一个具体量化的标准来衡量。”

“但一个人如果在三年里丢了七个手机并且把车钥匙锁在车里四次的话，那他肯定就是一个傻瓜。是吗？”

她瞟了我一眼，问道。

北京的“救赎”

布丁

几年以前，我托一个在美国工作的朋友帮我买一本书，《麦田里的守望者》，我读过100遍，所以想看看英文原版。她在美国的书店里遍寻不见，好在有互联网，上“亚马逊”买到了书，然后她的老公回国办事，把书交到我手上。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网上书店”是怎么回事，现在我知道了。但你还是买不到你想要的东西，比如《披头士选集》，赶在纪念列农遇刺20周年前出版，我想凑个热闹，但买不到这本书，网上的支付手段对我而言太复杂，“当当书店”里也不会有这本书。

不能在网上买到想看的书，那就直接到网上看，我是个“金迷”，酷爱斯蒂芬·金，所以他在网上推出小说下载，我很高兴了一把。然而，同样是支付手段的问题，我没法儿读到他的新作品。我只能为互联网这种新媒介白高兴一把，表面上看，它让人们更方便地交流，也能让“物畅其流”，实际上，技术手段的障碍远不如人间种种真实的樊篱恐怖。

几年前，我看到电影《刺激1995》，其实真名字该是《肖申克的救赎》，改编自金的小说《丽塔·海华丝和肖申克的救赎》，我喜欢这电影，所以想找到这小说，几年来我每到一处五星级酒店就看那里有没有英文小说卖，有没有斯蒂芬·金的作品，我在“凯宾斯基”花100多块钱买到了他的《瘦》，但始终未见《肖申克的救赎》。到今天，没办法，还要托一位在美国工作的朋友去买。他买到了，给他在北京的女朋友寄东西时把我的书裹挟其中。他的女朋友扣下这本书看了三天，然后交“小红马”送给我。送快递的河南小伙子在北京零下一度的大风中骑着车冻红了脸，把书交到我手里时，我是否该感激这个互联网时代呢？一定要这么麻烦吗？为什么我在北京的书店就不能找到一本美国的畅销书呢？

在印度这事儿能不能成，我不知道，在香港特区这事儿或许会好办一些。《肖申克的救赎》是斯蒂芬·金1982年的作品了，买不到很正常，可我要是买他2000年出的《论创作》呢？恐怕还得托一位在美国的朋友。

《肖申克的救赎》原来只是一个100多页的故事，书名叫《Different Seasons》，四个季度四个故事，就像古龙的《七种武器》。安迪·杜弗瑞越狱的这个故事是“春天的无穷的希望”。

我重温这故事，安迪写信给阿瑞告诉他，“希望是好东西，是最好的东西”，阿瑞最后说：“我希望安迪在那儿，我希望我能穿过边境，我希望见到我的朋友握住他的手，我希望太平洋如我梦中一样蓝，我希望。”他妈的，我也希望，我希望有阿瑞这样一个朋友，他能给我买到我想要的东西，就算我在监狱里。

(本栏编辑：苗炜)

回忆街头霸王

文 帕帕 漫画 谢峰

1983年，严打之年。我还是个孩子。有一天午后，我和伙伴们在玩儿，忽然看到一些人匆匆朝一个方向跑去。按常理，肯定有热闹可看。果然如此。两名警察试图抓住一个年轻人，双方扭打在一起，翻来滚去，白色的警服沾满了泥土。年轻人不停地叫骂着，裤带被警察抽掉了，露出花内裤，我们几个孩子笑起来。一个警察愤愤地掏出手枪，告诉围观者们闪开，因为子弹不长眼睛。我还没见过真正的开枪，便很希望他不要耍嘴皮子，哪怕朝天放一枪也好。当然他没有开枪，更多的警察赶到了，把年轻人铐起压上了车。一个警察吓唬我们，威胁要把我们也抓走，我有点怕，急忙跑开。那年轻人是附近打架最凶的，被称之为流氓，但在我眼里，若能得到他的照顾，威风就不必说了。学校里称王称霸的家伙大多有一位或几位这样的哥哥。

性和暴力是永恒的主题。霸王们是早熟的，他们不仅听到了发自身体内的召唤，更敢于回应它。他们勇敢或者说大言不惭地追求中意的女孩儿，让许多懦弱但同样情窦初开的家伙妒火中烧又无可奈何。到了冬天，夜里放学时，楼外站着五六个全身军装的少年，他们在等要追求的对象。当女孩出来时，为首的立即迎上去纠缠，但不会动粗，女孩自然快步疾走躲开。

C是我们班引人注目的女生，我有幸坐在她的前面，并曾借捡掉在地上的铅笔之机向她的裙下窥视。据说一位绰号“摇摆”的超级霸王很喜欢她，在她回家路上拦住她，提出交朋友的要求，被拒绝后也未生气，大度地说以后有事需要帮忙尽管吩咐。现在想来，他是蛮有骑士风度的，换了我必死缠烂打不肯罢休，他像堂吉诃德似的尊重他的女郎，这才是圣洁的爱情。说来奇怪，我和C一直到大学的十年里都是同学，却从未对她有一丝异样念头，大概是“摇摆”的余威尤存吧。大学三年级，C有了男友，校园中可见两人卿卿我我的身影，我还在想，倘若“摇摆”见了，没准会痛殴那小子一顿，随即又叹自己以小人心度君子腹，人家的心胸怎会如我这般狭窄？“摇摆”后来听说被收容过，现在不知生活如何。C毕业后到法院工作，她是否还记得那个拦住她的男孩子？一转眼，我们已经长大，都要生活，这两个字早就学会了，但分量越来越重起来。许多霸王从中学毕业后就到工厂上班，如今怕又下了岗，一切都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