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迁移的梦想与贫富分化的代价

（文 / 吴晓东）

宪法没有规定的自由

北京嘉悦房地产公司是个很小的公司，2000年，他们推出了一个很小的房地产项目，叫嘉悦精英家园，一共只有128户，主力户型也很小，只有45到90平方米。在到处都充斥着重量级项目的北京房地产市场，嘉悦精英家园注定不会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项目，但是它却有与众不同的客户定位面向北京“漂”一族。

嘉悦精英家园总经理何亦农说：“销售情况显示，购买嘉悦精英家园的客户和我们事先预计的完全一致。”

尽管在此之前，异地置业已经成为一些城市房地产业中十分活跃的成分，但定位于“漂”一族，仍然显示了嘉悦对自由迁徙概念的敏感和尊重。

迁徙自由写入中国宪法，最早是在1949年的《共同纲领》。1954年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第90条第2项再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迁徙的自由。”此后，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1982年现行宪法中，这项权利悄然失踪。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8年，户口的主要作用是一个人存在的证据，至1958年，全国人大颁布的《户口登记条例》，第一次对户口迁徙作出约束性规定，之后，这种约束性规定日益升级。政府对此的解释是要顾及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城乡差别比较大，若放任公民自由迁徙，将会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对治安管理、计划生育多有不利。

对自由迁徙进行束缚的，是和住房制度一致的户籍管理制度。中国原有户籍制度的社会功能大致有三个：证明公民身份和维护社会治安，这是户籍制度的基本功能控制户口迁移，特别是控制户口向大中城市流动，这是户籍制度的特殊功能；通过户口来分配某些需要量大而又不能充分供应的生活资料，例如对粮食、食油等采取发放票证定量供应的办法，这是户籍制度的附加功能。

现在，尽管大部分地区对户籍管理仍然有种种限制，但是，当住房成为商品以后，以往“漂”在各地的自由迁徙者有了落地生根的机会。

完善的户籍制度和完善的监控体系，保证了相当长时间城市结构的稳定，但它带来的是对人的行为自由的最大幅度制约，也构成了由户口带来的人的等级与城市居住的等级。

这样的制度，随着农村体制改革，大量的农民工流入城市，随着各种分配票证的取消，1994年上海实行的“蓝印户口”而被冲破。“而真正突破原有制度的，还是城市的购房制度与租房制度的放开。”社会学家董振中认为，“1994年，在上海只要能购买100平方米以上房产的的，就可以得到户口申请，这为公民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迁移提供了条件。之后，户籍制度不断放开，随着大量农民工可以通过获得暂住证在城市长期居住，户口已不再是居住的身份证，迁移自由的权利才被真正肯定。”

“公民迁移自由是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基础。”董振中认为，“迁移自由是人的生存自由的基础，中国人口的特有情况，迁移自由可能会付出极大代价，比如大城市人口密集的压力，东西部的不平衡等等，但它能使每一个公民的最基础自由得到释放，所以又是最重要的制度重构。”

现在身份证是固定的，但人可以迁移(邱敏 摄/Photocome)

贫富分化和社区分化

居住一旦可以选择，自由迁徙一旦可以实现，由贫富分化带来的社区分化也就成为顺利成章的事情。房地产业的发展推动了自由迁移的力度，但房地产的价格又把城市残酷地划分成一个又一个等级。北京阳光100的老总易小迪说：“客户来源只有一个门槛，那就是价格。目前，社区的变化首先是钱的变化，然后才是职业和工作趋势的变化。”

北京世纪城的黄涛说：“工作方式决定居住方式，职业、收入的差别会在建立新的社区时逐步重新组织和净化该社区的结构。在北京，这种分化已经十分明显，东边商务区和西边中关村地带的客户结构明显不同，而南城，是有办法的人都要逃离的地方，处于下风向，衰败而且污染严重。”

这种分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非常明显。按照马克斯·韦伯依据收入(或财富)、权力和地位(或声望)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分层模式，收入是衡量群体分化和社会异质性的一项重要指标，是测量社会分层的基本变量之一。在中国一些低收入职工相对集中的工业城市和城镇，由于低收入的生活状态相同而且集中，城市贫困人口的群体意识和群体行为开始显露。他们为了改变低收入的贫困状况，开始出现内部认同和组织群体行为的征兆。尤其是当今一些富有者斗富摆阔、肆意挥霍的现象，极易使贫困群体产生一种强烈的被剥夺感和敌视心理，进而引发犯罪等越轨行为。而在大城市与中小城镇，在大城市的这一区域与那一区域之间，也开始出现一些边缘结合部，随着住宅价格而产生的身份认同，这一区域与那一区域居住环境的差异正在拉大，形成居住群体的阶层认同。而这种阶层认同又推动差异扩展，慢慢产生越演越烈的阶级对立。

社会学家、《读书》执行主编黄平认为：“1950年以后，中国实际上是以单位为单元对社会结构进行了重组，现在，单位在准单位化和淡化，事实上，社区可以给人单位之外的社会身份和社会网络。这种区域的划分，最初是贫富的划分，然后是身份的划分，艺术家、学者、商人、官员都可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区域。但是，这种社区到底应该多大，哪些功能必须具备，需要政府参与，也需要社区成员的参与，如果完全依靠市场选择，一定会形成富人区、穷人区、犯罪区和垃圾区等等。”黄平认为，有关方面应该对市场正在对社会形态重构给予高度重视，他认为，为避免美国已出现的贫富极端对立现状，应建设性地思考居住与小区规划，他认为：“社区的构成应该是丰富的，单向度的社区是有问题的。”

新移民的两难选择

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曾经说，现代世界是20%的国家掌握着全世界80%的财富，这种不平衡的状况是对和平的严重威胁，一个不公正的世界是一个危险的世界。

沃尔芬森进一步指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将再也不会是一分为二，即再也不会是一边是富人世界，另一边是穷人世界。即使只从流向富裕国家的移民潮这一因素来说，贫困问题已不再只是不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从全球化趋势的高度看，贫困问题已不再能被隔绝和孤立于世界的某个角落，移民潮就是其表现之一。在富裕的美国和欧洲，移民问题都是一个难以回避的社会难题。一方面，由于种种因素造成的移民潮愈演愈烈，另一方面，排外的极右思潮由此获得衍生发展的土壤。发达国家由此面临着一种两难境地：如拒绝移民，它们将丧失其经济和社会运行的重要活力；如接收移民，其社会将面对种族、文化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

根据《财富》的报道，中国17名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额为41亿人民币，百万富翁超过300万人。同时，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口超过1亿。自由主义要求公民有迁徙自由，从而那些最穷困的人群得以脱离没有任何资源的环境，到能够更充分利用他们劳动力的发达地区工作。而发达地区接收了大批廉价劳动力之后，产品更具有竞争力。人口自由流动的最终结果将使全国各地人民的生活水平趋于一致。

这只是一相情愿的想法。

李晓强博士说：“认为人口流动能彻底消除贫富差别显然是不现实的，大量贫困人口的流动很可能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不管怎样，从开拓税源、增加财政收入的角度看，减少户口管制，鼓励人民自由迁徙流动，必然增加像住房买卖之类的交易次数，而每买卖一次都要缴纳房产税、印花税等税收，这无疑增加了国库收入。因为公民从甲地迁到乙地，如果可能，一般要把在甲地的住房卖了，再买乙地的住房，这一买一卖过程中会付出相应的税费。如果他将来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迁居到丙地，又从丙地迁到丁地，这样迁移的次数越多，上交的税费自然会越多。可见，迁徙自由一方面满足公民寻求幸福的愿望，另一方面人口流动能繁荣不少相关行业，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两头得利的事，何乐而不为？” 户口社区功能移民贫富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