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咖啡改变的村庄

（文 / 陈晓）

( 采摘咖啡鲜果的当地农户 )

咖啡的收获期

12月的普洱乡村饱满明亮。太阳高照着山坡台地的红土，金黄色的金灿菊，漫山遍野摇曳在一片片咖啡林边。樱桃一样的红果缀满了墨绿的咖啡树枝头。公路边到处堆放着紫黑色的咖啡果皮，空气中充满了果实发酵后酸酸的味道，每家农户门前的晒坝上，都铺满了米黄色的咖啡豆。

现在正是咖啡的收获季。从每年10月开始，到次年3月底，都是普洱咖啡业最繁忙的一段时间。对种植户来说，今年是个好年景。国际咖啡期货价大幅上涨，出现了自1995年巴西咖啡遭受大面积霜冻后，国际市场上的最高价。普洱地区的咖啡米收购价已经上涨到近29元/公斤，比去年最高价上涨了8元/公斤。即便放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这仍然是一个可喜的涨幅。但对咖啡收购企业来说，这个价格就不是喜讯。“价格波动越大，投机商的空间就越大。”雀巢的农艺部经理邬特告诉我们，这会抢夺正规收购点的生意。

价格与收购量成反比的定律已经在生效了。12月7日，我们来到思茅最大的一家民营咖啡企业——爱伲集团桑莱特咖啡有限公司的收购点。公司坐落在思茅新开的木乃河工业区，宽大的米黄色库房，只有一角堆放着少量的咖啡米。这家公司的收购对象以自己的种植基地和中间商为主。我们到达的当天，还没有看到一个送货的供应商。爱伲集团的总经理王涛对我们解释，这是“价格高涨让咖啡停止流动了”。12月是收购季的前期，因为今年咖啡价格一开始就走高，供应商会持货观望，对之后4个月的涨幅报以乐观的期待。

因为涨价，今年的咖啡收购，在采访者想象，自然会有激烈竞争。

( 大开河村是普洱最早种植咖啡的村落，现在人均收入已经实现几百倍增长 )

在普洱，咖啡种植者可以选择的收购对象至少有三种：一是中间商，大多为小商小贩，通常从种植大户那里收购他们来不及晾晒和加工的鲜果，从没法负担脱壳成本的小农户那里收购咖啡豆，再转手给大的收购企业。二是本地的咖啡企业，其中最著名的有爱伲和北归，他们有自己的咖啡加工设备和种植基地，对个体种植农户以收购咖啡豆为主。三是雀巢，它在普洱没有土地，没设工业设备，只收购可以直接焙炒的咖啡米。

鲜果、咖啡豆和咖啡米，是咖啡原料的三种形态，每种因为涉及加工环节的不同而卖价各异。咖啡鲜果处于加工链开始，今年价格只有4元/公斤；咖啡豆则经过了脱皮、发酵、清洗、晾晒等阶段，今年可以卖到19元/公斤，咖啡豆经过机器脱壳——这是费用最高的一个加工环节，成为咖啡米后可以卖到约29元/公斤，但也对农户的资本能力提出了要求。

( 脱皮是咖啡鲜果加工的头道工序 )

但这个交易清淡的时段，我们发现，雀巢一天仍然做了6笔生意，交易对象全部是小农户，其中还有两名新增农户。彭开明是其中之一，他早上9点就送来了收购点的第一批货。因为是第一次和雀巢做生意，他还花了70块钱，请一辆出租车带路，才找到这个深藏在城郊平民住宅区内，一条狭长马路尽头的粮食储备中心。

在雀巢的分级标准里，种植面积45亩以下就是小农户。种植了20亩的彭开明无疑是个典型。他为什么会选择雀巢？这个问题，在记者的采访里，变成另外的问题：看上去有激烈竞争的收购，事实上只是雀巢的独角戏。为什么？

( 大开河村村支书华红林 )

最近几年，随着咖啡价格的上涨，越来越多的零散商贩和大型收购企业加入了对咖啡原料的争夺，其中不乏国际咖啡巨头，至少目前雀巢还没有明显的对手。每到收购旺季，小农的拖拉机会塞满通往收购点那条仅供两辆车并行的小马路，最长的时候会排到约几百米外的茶厂。为了解决出售高峰的拥堵问题，雀巢制作了一块“小农快速通道”的牌子，将开拖拉机的小农户和开大卡车的大种植户分开，但随着小农数量的增加，这条通道能解决的问题实在有限。大开河村村民石开富告诉我们，他最长的一次等了3天，就睡在拖拉机上。“我们每天从早上8点半，工作到晚上22点，也收购不完。我们经常像交通警察一样，去路上指挥送货车辆的停放，不然这条路就会水泄不通。有一年实在没办法，我们不得不劝退了一个村的农户，让他们回去，几天后再来，我们保证按今天的价格收。”雀巢的收购官员罗珏成对我们说。

雀巢每年在普洱采购3000～5000吨咖啡米，占整个普洱生产量的1/3～1/2，足以满足他们在东莞的咖啡生产厂全年的原料供应。其中80%的交易都是与像彭开明这样的小农户完成的。

( 咖啡豆晾晒需要6天左右，晾晒后的咖啡豆含水量正常范围是10.5%～11.5% )

小农户与大公司

取样之后，彭开明的咖啡豆被编号11-0045，送到检测室测含水量，拣出坏豆，然后焙炒、研磨，制成咖啡杯品。在雀巢收购点，每批货都要经过这些检验环节，以确定它的最后得分。最后一个环节靠评委的个人感受，因此有4人参与打分，取平均值。杯品时，评委需要猛地吸汤匙一口，让咖啡在瞬间充满口腔，以此感受咖啡的芳香、果酸、黏稠度。检测室内，短促的“忽忽”声此起彼伏。农艺部经理邬特、负责技术的侯家志和罗珏成是四人团队中相对固定的成员，在收购旺季，他们每天要杯品150～200杯咖啡。

( 雀巢的农艺部经理邬特 )

整个检测过程大约半小时。当彭开明和妻子在会客室等待结果时，侯家志捧出一本云南地图册，让他们在地图上圈出自己村子的位置。每一个新加入雀巢供应商队伍的小农户，侯家志都要在地图册上做标记，这将成为收购季结束后，他和老板邬特做随访时的目标。这张咖啡地图上已经记录了至少15个村落的位置。如果按当地一个普通村落200多户为标准，邬特和侯家志已经是普洱数千户小农的技术导师。

大公司与小农户的关系，很中国特色，很人际化。

邬特们的培训会在田间地头的“家访”中完成。每年收购季以外的时间，邬特和搭档侯家志就开着一辆墨绿的北京吉普，穿梭在云南的山寨，为咖农做免费技术指导。2006年后，小农户们联合提出的培训要求明显增多，地点甚至远到几百公里外的深山，因为道路崎岖，开车也要一天时间。

技术指导的内容甚至包括对卖价的计算。12月9日下午，邬特和侯家志去一个傣族村落随访。这是一家在几年前才开始种植咖啡的村落，但看得出新产业已经迅速改变了这个村子的面貌。灰黑陈旧的傣家尖顶木板房和蓝白相间的两层独栋楼房夹杂其间，邬特一路指点给我们看：NEW HOUSE，OLD HOUSE。

天上乌云翻滚，大雨将至，村民们正在忙着收拢晒坝上的咖啡米。但邬特和侯家志的到来让他们乐于停下手里的活。一位村民问侯家志，现在有中间商来村里收购尚未脱壳的咖啡豆，价格是每公斤19元多，她犹豫是否要出售。侯家志捡来一块石头，在晒坝上列出了一个计算公式：目前的咖啡米收购价是每公斤28元，扣除脱壳加工费1.5元以及20%的废豆率，低于20.5元/公斤出售都是亏本的。“他们卖给谁不重要，但是他们要知道一个公正的价格。”侯家志对我们解释自己的举动。

价格是保持一个市场健康稳定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在当地接近半数的收购量，雀巢的价格“为市场定了一个基准价”——当地最早种植咖啡的大开河村村支书华红林如此评价雀巢对稳定市场的作用。邬特告诉我们，雀巢的定价根据纽约咖啡期货价，扣除了运输成本，以及咖啡的国际声誉、市场等因素，有一个固定的计算公式。每到收购季，只要和雀巢做过生意的农户，每周都会收到两条雀巢发来的最新咖啡价格信息。

从目前的情况看，雀巢对普洱咖啡的定价还是相对公正的——虽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收购企业进入这里，但给出的价格鲜有超过雀巢的，而且这个价格让当地的土地生产进入了良性循环。

在普洱，土地权的多少和进入咖啡产业的先后，决定了农户们的生活优劣。大开河村是普洱最早种植咖啡的村落，在这之前是普洱最穷的村落之一。村支书华红林告诉我们，1998年村子刚开始种咖啡时，年人均收入才200元，现在已经实现几百倍的增长，达到1万多元。他自己就是一个依靠咖啡致富的传奇。2006年时，华红林的个人资产是：50亩咖啡地，一台价值1.8万元的脱皮机，一个8000元的发酵池，一个上万元的晾晒场，还有一辆专门运咖啡的小皮卡。4年后，他家里增加了两台小轿车，在大开河村的种植面积达到100亩，还在景洪建造了一个1100亩的标准种植园。“为了保持水土，外面用300亩的林地围起来。咖啡地中间，按10米1棵的标准距离，种植珍贵的沉香树种，一共种了8000棵。”

当土地能产出让村民过上好生活的价值时，种植也恢复了它的乐趣。罗珏成告诉我们，每年收购季，农户们就像参加年终大考，既紧张又兴奋。特别是一、二月的旺季，收购点挤满了等待自己分数的“考生”。每批货的价格一下来，他们都急切地互相比较得分。彭开明第一次考试的成绩就不错。他的咖啡豆在干燥度一项上获得了加分。“含水量的正常范围是10.5%～11.5%。超过13%则认为不合格，如果低于9.5%则太干。彭开明这批货的含水量为10.1%，获得了0.113元的加分，他最后得到的收购价是28.36元/公斤。”罗珏成一边用计算器加减，一边向我们解释。虽然只是1毛钱的增幅，彭开明的妻子仍然高兴地拍起我们的肩膀。

总结起来，雀巢的“小农模式”就是在收购时提供公正的价格和稳定的市场，在种植时提供免费的技术，以最精简的人力，和6万亩土地上的小农户保持黏性很高的联系——它在普洱的团队只有6个人，收购季时才增加3名临时工。比利时人邬特说自己是热爱乡村生活的人。如果不是北京总部的老板召见，他自己绝不会离开温暖的云南乡间，丽江在他眼里也是一个人挤人的“大超市”。如果旅行，他宁可选择丽江附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刹溪。他的搭档侯家志每到一个村落，不管是否认识，都会热情地招呼每一个看到的人“老乡”，和他们攀谈。他赞美乡村生活让人保持活力和童心，“看到蜘蛛在墙上爬，像跳舞一样，我们都会笑好久”。

资本的选择

喜欢土地，喜欢乡村，或许是雀巢团队在普洱成功执行小农模式的一个原因。但这种个人情感并不足以决定一家跨国大企业的策略。雀巢1988年就来到普洱。罗珏成告诉我们，直到2000年前，雀巢在当地的合作对象还主要是国有企业，2000年之后才转为小农户。这种转变，既是普洱咖啡种植史，亦是资本进入此地的演变。

1988年，雀巢的农艺专家包德在普洱城郊的大开河村租下8亩地，进行咖啡种植实验。在全球寻找咖啡新大陆是国际咖啡巨头的惯例：南美洲是传统咖啡产地，产量占全球近一半。仅巴西一国咖啡收成的好坏就会直接影响到雀巢、卡夫、宝洁这样的大型咖啡生产商的产品价格——1994年，巴西咖啡遭受霜冻，导致咖啡豆价格在两周内暴涨3倍，差点拖垮上市不久的星巴克。为了尽量分散风险，这些咖啡生产巨头一直在四处派遣探路者，以使集团发展版图中的咖啡基地均匀分布。

思茅属于亚热带山地气候，海拔在1000～1300米的高山地带，年降水量1350～1750毫米，赤红壤，pH值在5～6.5，这些都是适宜小粒种咖啡生长的地理条件。包德的试验证明了这里确实能产出优质的小粒种咖啡，但谁来种植却成为一个难题。中国传统的小农种植，以自给自足的农产品为主——这可以将外部交易风险减到最低。当地除了包谷、稻米，称得上经济作物的就是茶叶，咖啡文化为零。即便后者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易价格远远高于前者，但看起来和普洱农民的生活扯不上任何关系。如何让他们把咖啡种进土地呢？

邬特曾经跟随一个NGO项目，去坦桑尼亚帮助当地农民种咖啡。他说中国农民和非洲农民最大的不同是心态开放。“非洲的农民更执著于传统。总是说，我的爷爷是这么做的，我的父亲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也要这么做。但中国农民随时准备改变，前提是让他看到实在的价值。”

因此，当咖啡业在普洱起步之时，第一件事是让当地农民看到现实的种植样本。最早承担起这个任务的是国有企业。大开河村的前副村长华振对我们回忆：“1988年，因为雀巢在这里试种咖啡成功，思茅县从昆明要来了发展咖啡种植的项目。县里派出思茅茶叶公司联合大开河村做一个企业，村子出土地，茶叶公司出资金，说好利润按四六分成。村里占四，公司占六。”华振被聘为副厂长，任务是解决工厂建立需要的2800亩土地。

两年后，县供销社接管了村咖啡厂，成立了北归公司——这家公司目前是普洱最大的国有咖啡企业。原来利润分成的协议被推翻。“咖啡厂改为土地租赁的方式，和村里签订了30年出租合同，租金是15元/亩，村上得5元，社员得10元。当时老百姓之间租地都是60元/亩，北归给的价格太低，我都没敢在合同上签字。”华振对我们回忆。

资本进入，一开始形成的结构安排，仍是循规模化的路径。

在行政力量的支持下，北归公司还是以这个低廉的价格获得了大开河村近3000亩土地，它也确实完成了推动当地咖啡种植的使命。北归公司招聘农户，进行标准化种植。每个月发给基地农户劳力费，收购时公司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今年鲜果是4元/公斤，北归对基地农户的收购价是1元/公斤。普洱市茶叶和咖啡联合办公室副主任刘标告诉我们，这就是政府力推的“‘公司+基地+标准+农户’的模式，上世纪80年代由普洱首创”。

基地种植的模式，可以在农户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利用企业和政府资金，快速形成咖啡产业所需要的种植规模。但是，此后的发展，规模化的基地模式却让位于小农模式，为什么？

小农力量的形成

细察起来，基地与小农两种模式，农户在经济自由度、土地使用权、参与产业链的长短方面都有很多不同点。基地农户虽然免除了所有的种植风险，但也丧失了分享更多利润的机会。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得失，到底孰轻孰重，目前普洱乡村的面貌可能提供了一个参考答案。以大开河村为例，村支书华红林让我们看村公所对面的山头上的两类住宅：两层小别墅都是个体种植村民的。宽大的皮沙发，挂在墙上的液晶电视，一到两个车库，几乎成为每栋小楼的标准配备。咖啡厂后面的山坡上，则是一片黑瓦黄土墙的陈旧民居，那是咖啡厂职工的住宅区。

通常认为“基地模式”的另一个好处是：统一种植可以保证咖啡质量。北归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我们：“公司会测田测土，根据土壤里缺少的养分，制定施肥的方法和数量，为保证精耕细作，只给每个农户5～6亩地。”但职工们可能并不甘心把精力全部放在这点责任田里。我们在大开河村口遇到一个正在家门口的回形水槽里清洗咖啡果的年轻人——这个程序不仅能清洗掉发酵产生的果胶，还能让水流帮助完成咖啡果的等级鉴定。通过耙子不断逆水拨动，不饱满的咖啡豆会跑在水流的最前面，留在最后面的则最优质。年轻人告诉我们，自己是北归种植基地的农户，但这会儿是给自己干私活。“北归给的工资太低，不够生活，所以还租了村民的十几亩地。”两种土地种相同的咖啡，谁的收益更高？他说：“当然是给自己种的。”

在2000年以前，北归和小农户都还不够强大——前者没有寻找到自己的市场渠道，后者的咖啡种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还没成为一支值得注意的经济力量，北归和其他大部分国有咖啡企业，一直是雀巢的原料供应商。合作关系结束于2000年后，普洱的大部分咖啡种植企业获得了进出口经营权——这是当地咖啡产业发展的重要一步。雀巢对普洱咖啡的定价，一直比国际期货价少15～20美分。这个价格并不是执政者的目标。政府希望让本地的咖啡企业进入到广袤的国际市场，打造自己的品牌，让普洱咖啡卖出更高的价格。2000年后的市场变局逼迫雀巢做出改变：相比手握资金、想法众多并承担着产业快速升级的政治理想的国有企业来说，小农户无疑是更稳定、更好控制和管理的交易对象。

10年后，不同的路径选择，结果自现。

分享的产业链

李光新的家紧挨着普文公路，这里算是普洱的咖啡种植中心区，咖啡种植在公路沿途的村落蔚然成风。收购季节，李光新家门口的马路上几乎天天停着装满咖啡鲜果或者咖啡豆的车辆。咖啡的产业链，大致分为种植、加工、成品。普洱地区的农户只有能力参与种植和加工阶段。而后者是对咖啡质量影响最大的阶段，包括采摘、脱皮、发酵、清洗、晾晒、脱壳、拣坏豆等诸多环节。中国农户的传统经营方式是只要人力和资本能够支撑，能自家做的都自家做。整个大开河村，几乎家家都有脱皮机、清洗槽、发酵池、晒坝，但脱壳机只有3台，说明这是加工成本最高的环节。李光新家就做这个生意。

李光新一家还住着陈旧的平房，土地规模和资本能力限制着他们的富裕程度。“我们发现脱壳这个环节。脱壳机的成本比较高，最便宜也要6万多块钱一台，每家自己买一台不划算。2006年，我们就借钱买了一台，开了个脱壳加工点，加工费1.5元/公斤。”除了给咖啡豆脱壳，也帮一些中间商做鲜果脱皮，还有收购一些小农户的咖啡原料。鲜果4块/公斤，咖啡豆20块/公斤。业务对象包括“付不起加工成本的小农户，还有一些大种植户，家中晒坝有限，会卖掉晒不下的原料。还有收购旺季时，雀巢的收购点排长队，不耐烦等的农户也会提早卖给我们”。大开河村有200多户咖农，邻近一些村落的咖啡豆也往这里送，一个收购季下来，经手的咖啡原料也有上千吨。生活虽然还是清苦，但也能让人看到希望。

既当小农户，又做中间商，在生产链上寻找众多微小的利润点集腋成裘，这是目前普洱咖啡产业里一个为数不少的群体。伦敦经济学院的Tawney教授曾经著文总结中国农村的问题——尽管错综复杂，但底子里却十分简单，一言以蔽之，就是现有资源不足以维持这么多人口。这个结论得到了中国众多社会学家的引用，并认为分流一部分农村人口进入工业，农业才有改良的希望。但一个新的矛盾是：工农之间实力差距过大，小农户面对大工业，既没有谈判能力，也没有参与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小农模式，留出了一条对农户来说参与度最高的产业链——链条越长，环节越多，微小的利润点也就越多。即便是缺乏资本和土地，但只要勤劳一点，总能找到谋生之道。这或许是讲究效率的大工业所不能及的。

李光新的加工点有3个雇工，加上他们夫妻俩，一共5个人。如果是土地的种植农户，能吸收的乡村劳动力还多得多。以大开河村民华实秋家的70亩土地为例：摘果阶段需要人工最多，一天20人，60天摘完；种植阶段的施肥、除草环节需要100人左右。华实秋告诉我们，家里就他和妻子，还有母亲3个劳动力，能自己完成的工作都尽量自己做，一年还需要为请短工支出约13万元。这笔钱可以为近千个更穷困的农民所分享。

小农模式形成的产业链，达成的效果却超越在单纯的经济收益之上。

未来以及变数

2000年以后，获得进出口经营权的本地企业为普洱咖啡业开始了“二次探路”。他们要将原料供应的范畴扩大到雀巢版图以外。更重要的是，进入咖啡深加工领域，生产有普洱标志的都市消费品：咖啡粉，咖啡酒……到目前为止，探路仍然阻力重重。北归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我们：“北归每年出产咖啡米约1500吨，其中1400吨还是以原材料的形式销售到国外。北归自己产的咖啡，7克的量，可以卖到48元一杯，但市场渠道有限，以深加工方式卖出的产品只有5吨左右，而这才是咖啡价值猛增的一个环节。但公司现在缺乏市场人才，完成这个环节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成本的。”

从北归的产品结构看，利润点还是在传统的咖啡原料上，通过增加土地，扩大种植规模是最简单的赢利之道，但想退回到起点已经很难了。“这里已经找不到多余的土地，能种咖啡的都种上了。”北归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我们。从源头上控制土地难以实现，“想和农户合作，无非就是两方面：一是资金，劳力入股。这里普遍是小农户种植，雇佣短工的方式很成熟，不存在大面积劳力短缺。而且随着农业原料市场的发展，农资公司下乡，服务到家门口，化肥店甚至可以把化肥赊给农户，年底结账。老百姓已经可以自己解决生产成本这部分。另一种方法是技术入股。经过这么多年种植，雀巢无偿提供技术服务，种植咖啡的技术门槛已经不存在”。

小农在与资本的合作过程，经过十几年的磨合，分散的农户不再像过去一样没有谈判权。这是核心性变化。

从2007年开始，咖啡价格一直走高，各种各样的资本都想染指这块利益。最简单的方法，当然就是获得土地，但已经逐渐强大的小农户不那么容易被资本控制了。村民王忠学告诉本刊记者，每年会有各种各样的利益方来到这里谈判土地的归属，最高出到了1万元/亩的价格。“我理都不理他。”王忠学用一种嘲笑的口吻说，“我挖1米的咖啡沟，就要花1.5块钱。地里一共5万棵咖啡苗，成本就70块/棵。我还在地里种了芒果树，虽然作为遮荫物有点高了，但每年收完咖啡，还可以采芒果，一块地两份收益，每年好几十万元的收入。低于40万元/亩，我是绝不会出让土地的。”王忠学家有约100亩咖啡地。

当土地权不那么容易被攫取时，资本会转头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2003年，雀巢曾在普洱挑选出200吨最优质的咖啡豆，用做集团顶级咖啡品牌“奈斯派索”（Nespresso）的原料——这证明了普洱咖啡可以达到世界顶级咖啡豆的水平。爱伲集团目前就致力于扩大顶级咖啡豆的数量。总经理王涛告诉我们，爱伲从1998年开始种咖啡，一开始也是用基地模式，但获得了最初的几千亩土地后，爱伲遇到和北归一样的问题。随着小农合作模式的推广，逐渐强大的小农户增加了对土地的使用。甚至北归在大开河村的土地现在只剩下1800亩。“因为经营不善，有的地撂荒了，被我们老百姓捡回去种。因为它给村里的租金很低，现在才17元/亩，所以也不好说什么。”村支书华红林告诉我们。爱伲也无法再依靠扩大种植规模获利。它现在的产品结构是，1/5来自基地，剩余的都来自小农户。

爱伲集团总经理王涛告诉我们：“现在公司不准备扩大种植基地了，而是从质量上下工夫。”爱伲接下来的计划是从鲜果脱皮入手，控制整个加工环节。因为“加工环节对咖啡原料的质量影响最大”。这是新工业的必然趋势——控制整个流程，以提高质量。但在有一个强大且相对完整的小农产业链的前提下，要将加工过程集中到自己手中的代价是，必须让农户也分享到这段环节的利润增长，这是咖啡产业升级的前提。王涛说，爱伲通过控制加工环节，提高咖啡豆的质量和价格后，会以更高的收购价来回馈农户。唯有这样，“加工一条龙”的目标才可能实现。

不过，现实未必在种植者以及企业的完全把握之中。在普洱市的“十二五”计划中，咖啡产业的新目标是种植规模扩大到60万亩。也就是说，要在几年内，再种植37万亩——这超过了之前20年累计的咖啡种植数量，普洱的咖啡产业发展正在提速。但在工农实力差距明显时，保证产业发展速度与小农能否跟上这个速度，是政府需要直面的矛盾。这个矛盾，费孝通先生在几十年前写作《云南三村》时就看到了。他写道：“假使乡村工业的效率的确无法追上都市工业，从工业本身着想，都市工业较为合宜，我们是否值得以降低广大乡村里农民的生活程度，来换取我们的新工业？”■ 咖啡村庄中国云南咖啡雀巢集团咖啡的产地改变咖啡培训咖啡制作种植业雀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