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后七日》，台湾电影中崛起的年轻力量

（文 / 李东然）

( 电影《父后七日》剧照 )

呢喃自语

《父后七日》本是一篇寥寥数千字的散文，做女儿的记下了父亲的葬礼。叙述重点是台湾中南部小城里丧葬的陈规旧俗中流露出来的荒诞，这文章在网络上的非正式阅读点击量过300万，收获了当年的台湾林荣三文学奖。

作者刘梓洁短发，肤色白皙，双目炯炯，生于1980年，却常被说成“七年级女生”，做过报纸记者，《诚品好读》的编辑，虽然平时写得最多的还是采访报道，但小说得过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剧本入选台北、香港、福冈、温哥华等国际影展，可她依旧爱用句村上龙的话玩笑自己的写字人生:“赶快写好才能出去玩！”

唯独《父后七日》写足了整整一年。“花了很长时间，因为要让情绪沉淀下来，甚至花了很长时间糊弄自己，因为那不仅难以面对，更是绝对不情愿回首的。偏心里又始终扯着什么，逼着自己一次次写完，一次次丢掉，始终也没有把这些文字当成命题的创作，写给我自己而已。”

悼亡的心情，从上古的诗词歌赋，到西方的戏剧音乐，光灿纵横的人类历史中，已经有太多的经典篇章把它抒发得淋漓尽致。《父后七日》用来成就价值的，恰是它毫无造作、坦坦然地把一个20岁女孩离家10年再面对亡父、家乡之时的错综感受摊在纸上。“这是人生最最荒谬的一趟旅程……道士的麦克风发出尖锐的‘咿呀’一声，如导演喊action！我这临时演员便手忙脚乱披上白麻布甘头，直奔向前，连爬带跪……神奇的是，果然每一次我都哭得出来……”

爆炸般袭来的惶恐，一寸寸浸没身心的悲伤，对家乡怀着歉疚的疏离，又间或感到的容不得理性抗拒的亲切。刘梓洁淡淡记录着所有事实，眼前发生的，脑里浮现的，没有一丝一毫煽情，甚至死亡都没怎样提及，正如刘梓洁告诉本刊记者的：它更像是和父亲在对话。

“基本上在和父亲诉说那七天的不安，表层状况是繁文缛节实在太多了，不清楚明天那个祭拜仪式怎么样准备，要穿什么样的衣服，要不要穿草鞋，满是疑惑。后来，我索性把自己整个儿交给了指挥的道士，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的要求常常是叫人难受的，但对于那时候的我，倒是受用地转移了心里的苦痛。另一部分的不安在于，当每天都要被各式各样的祭拜仪式填满的时候，心里的恐惧就在膨胀，难道我的悲伤就要这样结束了吗？我怕七天过去，父亲的形象消失不见，所以常常神游在回忆中，找点什么拴住他，不要他真的离开。”

刘梓洁完全不敢想象这些完全私人化的情感竟能惹很多人共鸣，从报刊、网络读者到文学大奖评审，王育麟导演是众多读者中的一位，他说：“那篇文章是很独特的，我的感觉却是越看到好笑的段落，越发毛骨悚然，很害怕，就像是知道再近一步就是万丈深渊。它讲父亲过世时那七天台湾传统的葬仪过程，文字清新简单，甚至诙谐也很含蓄，情绪却在平缓地诉说的内部，经历着大抑大扬的起伏波澜，因此格外饱满浓重。”

危险边缘

王育麟导演鼓励刘梓洁将散文改编成为剧本。第一次认真地说起是在2007年，《海角七号》在台湾电影业内引发的“地震”还没有发生，名声大噪于整个亚洲的《入殓师》（泷田洋二郎导演，2008年6月）也尚未与观众谋面。

思量再三刘梓洁答应要试上一试，一方面是感到了王育麟导演的认真和诚意，另一方面就是对于自己的信心。“以‘卖货’为目标的文案写过，以实用为标准的报道也写过，所以我想自己写东西很容易‘上道’，要什么就给什么。”她说。

电影的开头，父亲回到家里，道士要兄妹拿来父亲生前爱用之物，妹妹慌张捧来“黄长寿”（台湾香烟牌），哥哥踉跄着取来裸体女郎封面的杂志，怎样一个爱意融融的家庭！相对散文的呢喃自语之味，电影《父后七日》拍的虽然是葬礼，不仅节奏爽利，笑点也很劲爆。“那时候因为我本来就在写剧本，所以我很清楚文学跟影像是不同的。一旦它要变成电影，就不会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了。要把这个东西变成剧本，它就必须是另一种东西。我最直接的思考就是它要更有趣，更好玩，更好笑，有趣的部分着意要增加。”

事实上，正如很多评论家所言，《父后七日》从散文到电影都是在走一条很危险的道路，因为只要稍有偏颇，就会被冠上不庄重的罪名，所幸的是，它正好走在危险的边缘上，还开了一条路，直通观众的内心。

从散文所强调的“面对自我”，到电影侧重的“面对家乡”，在刘梓洁看来，这是赢得观众层面上的改编要义，她告诉本刊记者：“现实里，我哥哥和我一样常年生活在台北，他是建筑师，但是我想两个小孩都是从台北回家乡的话，未免就少了些冲突，所以我就安排电影里的哥哥是在家乡夜市摆地摊。我的父亲本来是小地方的公务员，但是我想在影像上拍出彻底的乡土感受，就把爸爸也安排在夜市做卡拉OK的生意。因为夜市是让每个台湾人都有感触的存在，对于很多很多经历北上打拼的游子，那几乎就是一种渐渐消逝远去的故乡符号。”

当然，诙谐戏谑的调子自始至终，“家乡”意义中的人物因此格外鲜活生动。譬如道士，不仅主持着那些神怪到癫狂的仪式，入夜，竟能掏出身上的小本子，高声读自己的得意诗篇“干天，干地，干世界，干宇宙……”再有开头那个“孝女”（台湾殡葬仪式中专门帮助雇家“哭”的女人）登场，叫人说不出的难受，开始“工作”才见她满脸专注，渐渐又显出满心的热络。他们的行动先是让你忍俊不禁，笑罢，竟也有一种浓浓的乡土人情的滋味回味悠长。

“我也并不是了无偏见的人，换在平时，不可能去关注一个道士在写什么，但那些日子，当我的心情完全托付给这个人的时候，虽然他的身份依旧那样庶民、草根，甚至行为也是如此粗线条，我却感到他的伟大，提供那样一种心安的感觉，是相当不易的。和他聊天，他说自己平时很喜好写诗，改编剧本时，我想到这个细节，就在剧本里胡掰了一首。回到家乡拍摄的时候，又专门去找他，从他的本子上选了电影里读的那段，不知道比我自己写来的效果好了多少，完全不是因为他的诗句更加好笑，恰恰相反，那些句子也许看起来很粗俗不雅，却蕴藏着台湾民间的活力。我也因此了解，文学不一定都是所谓高雅的、文绉绉的东西，有一些更有力量的东西它是存在于民间的。”她说。

“冷眼看生死”是侯孝贤导演每每说起关于自己的电影颇爱用到的概括，且每每还总要加上个注释——“沈从文先生的说法。”这种文学趣味和东方哲思相结合的电影审美取向，早成“台湾新电影”定下的艺术标杆。长镜头，深焦摄影，定镜拍摄，少特写，多全景，甚至用声画手段来打破屏幕的局限，创造画外空间，谨遵着巴赞的现实主义美学趣味，客观，冷静，含蓄，平实，成了一代代台湾导演至高无二的创作准则。

显然《父后七日》并不足够之“冷”，甚至说，很有意识地让观众去感受作者的温度。“网络啊，全球化啊，让刚投入电影行业的年轻人有一些新的东西，相对于之前台湾导演普遍的沉重，他们比较敢开玩笑，比较敢尝试，他们也更加开放。比如刘梓洁就很喜欢昆丁·塔伦蒂诺，很喜欢科恩兄弟，她能很好地突破那种一味的恬淡小清新，放大黑色诙谐，认真地找寻与观众交流的平台。”影片的联合导演王育麟告诉本刊记者。

总结2010年的台湾电影，《父后七日》的“小兵立大功”定会被说起，这部投入资金仅1000万新台币，无明星、无卖点、题材也冷门的小制作影片，用区区40个拷贝，收回4500万新台币票房，虽不及“海角”，却也够影史留名，另又把今年金马奖的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男配角奖项收入囊中，可谓成绩斐然。

王育麟今年46岁，是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杨德昌1991年作品）入行台湾电影的“老将”，与很多台湾的同代导演相似，曾一度无法忍受前无投资后不见观众的屡战屡败，而离行多年，《父后七日》对他本人也算是回归意义的作品，虽然资金还是一波三折，拍摄周期因此也拖了差不多两年，但他满足并欣喜于自始至终的坚持。

“在台湾，直到2008年，也很少有本土的观众愿意看台湾的电影，很多电影的票房能可怜到百元、千元。从‘海角’起，台湾电影确实跟从前有了一个截然的不同，我想强调，变化来自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不排斥来自新电影的艺术浸染，但也有自己的见地、坚持，以及宽广的视野，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更愿意去在乎观众的反应。作为台湾电影人，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希望所在，年轻的崛起的力量告别那些曾经的偏颇、极端，这是可喜的变化，能够参与其中，促进变化的生发，是我作为台湾电影人的快乐和骄傲。”他说。■ 父后七日文学七日台湾父亲崛起中国电影年轻电影剧情片力量刘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