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历史的大饭店

（文 / 钟和晏）

( 天津利顺德大饭店1886楼老门厅 )

在天津利顺德大饭店（The Astor Hotel），有一种陡然跌入历史的印象，仅仅一门之隔，中间几乎没有任何过渡。门廊的这一侧还是饭店新建的“维多利亚花园”，8米高的透光穹顶、浅白色的磨石地面连同两侧装饰着鲜花的白色拱廊——一个异常明亮的中庭空间，另一侧就突然变得幽暗起来。走廊变窄了，沉重的房间木门和连成一片的木墙饰板，暗红色的织花地毯，玻璃吊灯和壁灯都是老式的样子，像是走到了某部老电影的镜头之中。

进入房间前，我先看见了楼梯拐角处那部著名的奥的斯（Otis）电梯，那是1924年利顺德加建一幢四层高的钢混结构副楼时安装的，钢铁电梯门还是过去推拉式防盗门的样式，站在木楼梯向上望去，一根根粗壮的黑色金属线悬挂在空中，如同当代艺术家的一件大型装置作品。它属于第一代美国奥的斯自动电梯，如今居然还能运行自如。1857年，奥的斯在纽约安装世界第一台乘客电梯，1924年推出了第一台自动电梯系统。根据奥的斯官方网站的历史资料，1902年，上海和平饭店就已经安装了两台奥的斯电梯。

1861年，一个名叫殷森德（John Innocent）的英国圣道堂传教士来到天津，1863年（即同治二年），他用传教得来的600两纹银，和英女王驻津代表签订一份转租6亩土地的官契，在海河边英租界河坝道上建造了一处带有印度风格的西式平房客栈兼货栈。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外资饭店，至于它的名字从殷森德的谐音，变成孟子教谕儒家士子为人之道“利顺以德”中的3个字，怕是受了某位中国高人的指点。

天津英租界1860年初设面积460亩，后来发展到总面积6149亩。从1886年开始，利顺德原先的平房被改建成维多利亚风格开敞露台三层楼房，占地3200平方米，建筑面积6200平方米，矗立在英租界主干道维多利亚道与咪哆士道的交口处。后来，这座平面呈L形的英式饭店连同它五层高的方砖转角塔，作为英租界的标志性建筑频繁出现在一些老照片和版画上。

2009年8月，利顺德饭店的业主天津旅游集团和总部位于纽约的喜达屋酒店与度假村国际集团（Starwood Hotels & Resorts Worldwide Inc）签订合约，Astor Hotel连同它的金色三桅杆船标志成为喜达屋管理的中国第一家“豪华精选”（The Luxury Collection）酒店，今年8月28日整修完成后开业。在喜达屋旗下瑞吉、威斯汀、喜来登、福朋司、W酒店等9个系列品牌中，创立于1906年的“豪华精选”最初是欧洲负有盛名的经典酒店系列，包括总共30多个国家的75家酒店。

“每一家‘豪华精选’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总是和历史或者某个特殊的地点有关，你甚至无法改动酒店原先的名字。就像威尼斯丹尼利酒店（Danieli）不会变成瑞吉丹尼利，我们也不可能把利顺德改成威斯汀利顺德，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利顺德大饭店现任总经理马丁（Martin Verpoorten）对我说。

利顺德的整体结构为长方形，呈南北走向，1987年建造的新楼和1886、1924年建造的两幢旧楼总共152间房间。一年多的整修和近3亿元人民币的投资主要用于挖掘和保留饭店的文化遗存，尤其是作为文物建筑的老楼部分，以现存的老照片和图像资料为依据，把1886主楼的外貌恢复到最初的样子，各个房间的陈设也力图接近当年的布置。这一过程被设计师称为“修复”而不是“改建”，重要的是“留住过去的感觉”。

1886年的旧楼里，从最初安装到现在没有动过的木楼梯已经有点倾斜，有些木板踩上去居然软软的。第一次看到老楼门厅时有点出人意外地发怔，我想起张爱玲《私语》中的一句描写：“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门厅里的摆设似乎也平淡无奇，砖砌的老壁炉、铜喇叭的老留声机、听筒和话筒分离的挂墙式木盒电话，有四把椅面呈半圆形、铆钉装饰的皮椅，倒是不多见的形状。如果拿翻修前的门厅照片来比较，可以看出设计师为“修旧如旧”所做的努力，在这里，时间似乎原封不动地被沉淀下来。

两幢旧楼大概70多间客房的门口，不时会出现镌刻着人名和说明文字的铜牌，比如211房的“顾维钧”、311房的“陈嘉庚”或者217房的“蔡锷”。1915年，梁启超一家搬进天津意租界“饮冰室”之后，蔡锷以看病为借口频繁往来于京津，与他的恩师商讨制宪反袁之策。

( 利顺德的整修主要是挖掘和保留饭店的文化遗存 )

因为利顺德保留了足够多的不同时期文物资料，1924年建的楼地下一层现在开设了一座700多平方米的小型博物馆。我在那里看到一张翻拍放大的老照片，标题是《1902年袁世凯在利顺德宴请外国官员》，几十个人紧挨着坐在一张窄条长餐桌的两侧，大部分是身穿戎装的外国人，袁世凯坐在餐桌左侧正中间的位置，身后还站着两个穿黑色燕尾服的外国人。在天津城市发展史上，仅仅这一年，当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相继创办了天津官银号、北洋军医学堂、北洋烟草公司和北洋银元局等民族资本企业。

10年之后，溥仪发布退位诏书，袁世凯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据记载，1912年8月23日孙中山乘船抵达天津，晚20时，直隶都督张锡銮在利顺德宴请孙中山。第二天清晨，孙中山乘车从利顺德出发，前往直隶都督府。

( 利顺德大饭店1932年时的样貌 )

孙中山曾经住过的208号房间，如今是大概每晚价格8500元人民币的288号“孙中山套房”。房间里有刻意营造的陈旧氛围，人字纹拼镶的木地板、四柱英式木床、带铜铆钉的皮面椅和仿古的电话，暗红色花纹的窗帘后面还有一层白色的帷幔。这里的陈设未必是当年情景，但客厅里一张8人会议桌是孙中山用过的旧物。1990年8月20日，当时94岁的民革中央名誉主席屈武为这间套房题写了“翠亨北寓”4字，题注“一九二四年我曾在此晋谒中山先生，受教之情记忆犹新，缅怀先哲无限景仰”。

从旧照片看，过去利顺德的房间设施好像也算不上奢华，普通的客房里配备大床或双人床、梳妆台、大衣柜等几件木制家具，并非什么名贵木料。很可能，这家饭店当初让人趋之若鹜的是那些最早被使用的近代文明设施，1879年第一部发报机、1888年第一台发电机、1905年第一个中央供热系统等，还有最早使用自来水、电扇、民用电话、电报等历史记录。

( 英式海维林酒吧 )

古斯塔·冯·德璀琳（Gustar Von Detring）是个仪表堂堂的人，戴金丝边圆框眼镜、留八字须。他1842年出生在德国日耳曼贵族家庭，22岁来到中国，1877年开始任天津海关税务司22年，10次任英租界工部局董事长。在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德璀琳始终与他保持“深厚而持久的友谊”。据说，当时北京的外交使团如果不先到天津拜见李鸿章和德璀琳，就什么事也办不成。

1886年，利顺德改建的那一年，已经成为饭店主要股东之一的德璀琳说服李鸿章发展铁路，建成唐山、芦台线路，后来又延长到塘沽、天津。在这之前，1883年饭店为北洋水师投资建造了战舰“利顺号”。1878年8月，中国第一套海关邮票“大龙邮票”也是出自这位德籍英国人之手，他为蟠龙图案的三枚一套邮票设定了绿色一分银、红色三分银和黄色五分银的颜色。

1894年慈禧60寿辰时清廷授封德璀琳“一品顶戴”的官帽朝服，现在也是利顺德博物馆的展品之一（由德璀琳的后人捐赠），红珊瑚顶吉服冠和仙鹤云纹图案补子朝服隔了100多年，看起来还是簇新的，大概德璀琳一生中也没有什么机会穿戴它们。在天津，这位权倾一时的“一品顶戴”主持修建了马场道、卫津路和京津路，创办中文报纸《时报》，参与海河裁弯取直工程，筹建赛马场、德国俱乐部、英国俱乐部以及后来成为北洋大学的博文书院等。1913年1月4日德璀琳去世时，《京津泰晤士报》对他的评价是：“在天津社会公共生活中，很难找出哪一阶段德璀琳没有出过有益的大力。”

作为以前饭店入口的1886楼旋转木门现在已经被堵上了，门厅一侧有间“泰晤士厅”，曾是张学良为赵一荻24岁生日举办宴会的地方。现在“维多利亚中庭花园”的位置，过去是可以容纳300人的宴会厅和豪华舞厅，据1903年出版的《中国商埠志》，利顺德举办过的重要舞会中，客人名单包括普鲁士阿德尔伯特王子、巴伐利亚鲁普雷希特王子、罗斯福小姐等等。溥仪和婉容从1925到1931年在天津居住6年，每年秋天会到饭店跳舞，据说这对夫妇热衷跳探戈。

如同一个场景舞台，有许多历史事件先后在利顺德上演，有些现在看来近乎让人啼笑皆非。曹锟在饭店地下密室里暗藏了东三省银行钞票500万元和珠宝，直奉战争之后，被张作霖查抄出来；孙殿英在这里请戴笠把一些盗墓宝物转交给蒋介石和宋美龄，后来，蒋介石让他当上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开发西北去了；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不光彩的发迹史，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罗斯·怀尔德·莱恩的《赫伯特·胡佛的成功之路》一书中提到胡佛1899年2月和他的新婚妻子露在利顺德度蜜月的场景：“沿着古老天津烛光映照的街道漫步，沐浴在利顺德房间阳台的美丽月光下。”乔治·纳什撰写、纽约诺顿出版公司出版的《赫伯特·胡佛的生活》中也写道：“当胡佛去内地旅行时，露就住在利顺德饭店。不久，这对年轻夫妇租下了租界边缘马场道上一幢两层的青砖小楼，有15名中国仆人照料他们的生活，他们在那里生活了一年。”这段史料本来出自胡佛夫人致德璀琳的信，原件藏在英国牛津大学博多莱恩图书馆里。

现在的388“胡佛套房”中陈列了不少胡佛夫妇在天津的老照片。1898年12月，24岁的胡佛到“墨林公司——中国机矿公司”任经理兼煤矿技师时是个不名一文的年轻人，他的中国名字叫胡华。他在天津住了15年，1913年离开时已经拥有400万美元的财产。1900年7月，胡佛和德璀琳趁“庚子之乱”迫使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在煤矿转让合约上签字，描绘“张翼胡佛交易开平煤矿”情景的水粉画就挂在套房的墙上。

事实上，这桩倒卖中国资产事件的后续故事同样跌宕起伏，袁世凯三次向朝廷参奏开平被盗卖，清政府令张翼和学者严复赴伦敦劳伦斯法庭与胡佛、德璀琳打官司却没有结果。后来，官商周学熙向袁世凯提出“以滦制开”的策略，在开平煤矿附近开办一个更大的滦州煤矿，试图用价格战压垮开平。

1911年11月，开平、滦州合并成中英开滦矿务公司，股权对等平分，利润由开平得六成，滦州得四成。周学熙在他的日记中慨然：“吾拂虎须，冒万难，创办滦矿，几濒绝境，始意谓，将以滦收开，今仅成联合营业之局，非吾愿也。”1934年，曹禺发表话剧《雷雨》之后，“周公馆”故事经常被人附会成周学熙家族的故事，曹禺曾经写文章解释说：“周家是个大家庭，和我家有来往，但与事件毫无关系，我只不过是借用了一下他们在英租界一幢很大的老房子的形象。”

从我的房间里望出去，可以看到不远处天津市政府前的小花园——过去的“维多利亚花园”。1890年由李鸿章和德璀琳主持落成典礼的英租界工部局大楼“戈登堂”，1949年之后成为天津市人民政府所在地，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毁坏被拆除，原址上建造了新的天津市人民政府大楼。

从1918到1936年，有个名叫布莱恩·鲍尔的英国人在天津度过他的幼年岁月，他的回忆录中有对“维多利亚花园”的描述：“花园的中间建有一座小亭子，带有中国式的曲形亭顶和红柱子。在一些天的下午，英国的军乐队会来到花园在小亭子里演奏。花园四周围着铁栏杆，除了外国孩子的保姆，任何中国人都不准入内。”

布莱恩·鲍尔还记得，看管花园的老巡捕手下有3个上了年纪的苦力，他们的任务是驱赶在挨着花园维多利亚道上那一排树上筑巢的乌鸦，“这些乌鸦早上呱呱地叫个没完，打扰了街对面利顺德饭店里的房客”。■ 历史看得见大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