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未来的人 ——专访《连线》创始人凯文·凯利

（文 / 陈赛 石鸣）

( 凯文·凯利 )

27岁那年，凯文·凯利在以色列游历，那时他还是一个到处流浪的自由摄影师。在前往耶路撒冷空墓的途中，他经历了一次近乎神启的体验。他以为自己只剩下6个月，于是结束旅行，回到旧金山老家。

最后3个月里，他独自一人骑自行车自西向东穿越美国，共计8000多公里。一路上，他丢弃了所有东西，最后到达时，除了自行车外一无所有。旅途中，没有未来的痛苦折磨着他，“未来是生而为人的根本之一。没有未来，你就被剥夺了部分的人性”。

与上帝约定的那天早晨醒来，他重获生命，也重获未来。在一个叫《美国人生》的广播节目中叙述这段经历时，他的声音中有对生命和未来的无限珍惜和狂喜。从此之后，他是一个活在未来的人。他参与创办了一本关于未来的杂志《连线》，写了一本叫《失控：机器、社会与经济的新生物学》的书。沃卓斯基兄弟在拍摄《黑客帝国》时，要求所有的演员必须阅读3本书，其中就包括《失控》。这本书中，他从多个学科最前沿出发，通过大量生动的实例揭示和阐述复杂系统的一般原理，并预言了互联网、集体智慧、虚拟现实、云计算、物联网以及人工生命等的出现。

20年后，这本书被一群中国的业余爱好者翻译成中文，并得以正式出版，成了对他书中所提出的“蜂群思维”、“集体智慧”的最佳实践。最近，凯文·凯利为这本书的宣传来到北京，所到之处，受到中国“极客”圈的热烈追捧，喧嚣浮华之中，只有这位老“极客”一如既往的朴素淡定，没有半点架子。

当他告诉我们，最欣赏的作家是梭罗时，我才惊觉他甚至在外貌上都与梭罗很像：结实的体格，敏锐的蓝眼睛，庄重的态度，还有那一把大胡子。在创办《连线》之前，他与梭罗一样，住在树林里，自己挖井，用大树和石头造房子，过着简单的生活。

( 《连线》杂志办公室 )

30年来，他用梭罗观察自然的眼睛观察技术，把技术作为一种生命体来研究。他的科技视野中总是带着温暖的宗教关怀。在他的新书《技术想要什么》中，他说，技术是生命的延伸，为生命提供了选择、机会和可能性，通过技术的视角，我能看清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黑莓中可以看到上帝。

梭罗有一句名言，旅行是一种视角，而不是地点。这位19世纪的旅行爱好者一生大部分的旅行都在自己的家乡。凯利也是一个旅行者，他一生走遍了世界的许多角落。他告诉我们：“我安排自己的一生最大化的学习，而旅行是学习最好的方式。每一个新地方都能教给你新的东西。”

年轻的时候，同龄人都在上大学，他却离开大学去亚洲游历。上世纪70年代初期，亚洲的旅行非常便宜，一年才2000美元。他脚踏廉价的运动鞋，身穿破旧的牛仔裤在亚洲的偏远地区游荡，一晃就是8年。间或回到美国挣些钱，然后再去往遥远的东方。亚洲给了他新的视角，让他了解到世界不同的运转方式，他懂得了并非所有的事情都要事先计划好，大型任务可以通过去中心化的方式，并借助最少的规则来完成。

当我们问他，现在作为技术先知的生活与当年在亚洲漫游的生活有何相通之处时，他说，他把互联网视为一个“外国”，就像一个新的亚洲。它向你开放，你能看到许多新事物，刚出现的传统。

三联生活周刊：集体也许能翻译《失控》，但他们能写《失控》吗？

凯文·凯利：恐怕不能。自下而上的力量很强大，但我并不认为集体智慧能做一切事情。我一直相信自上而下的，编辑的价值。很多艺术和创造，都需要自上而下的全局视角和个体智慧。旅游指南，或者烹饪书，可以有很多人一起来写。信息类的书，比如维基百科也可以。小说也有人尝试过。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失控》中两个主角，天才和群氓。在网络时代，群氓固然可以有伟大的建树，那么一个天才的角色应该是什么样的？

凯文·凯利：天才可以决定一个发明或者创意的具体细节，比如爱迪生发明了电灯，决定了今天电灯的形态和电网的结构。

但是，回顾发明的历史，你会发现，一个天才独自发明一种东西的情况是很罕见的。大部分时候，是几个人同时有了同样的想法或发明，比如一共有23个人发明了电灯，这些发明者之间毫无交集。电话、电池、蒸汽机、无线电，无不如此，就像这些“东西”到了一定阶段想要被人发明出来一样。

有人专门研究过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发明家，发现他们都是“高度联网”的人，他们的社交面极广，研究和发明涉及多种领域。这就像买彩票一样，彩票有很多运气的成分在里面，但你必须买了彩票，才能参与到这场游戏里。这些发明家之所以赢，不是因为他们更聪明，而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的网络。他们买了更多的彩票，所以比别人更幸运。

所以，从某种角度而言，创意本身不是自足的，它们必须彼此依存和交互，有自己的议程，是一个生态系统。就像你口袋里的iPhone，它需要成千上万的“中介技术”才能发明出来，并维持运转。英国发明家查里斯·巴比吉从1830年设计“分析引擎”，具有现代计算机的一切雏形，CPU内存等等，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发明不可能实现，只能到100年之后才能重新发现。

三联生活周刊：你写《失控》距离今天已经有20年了，它真的没有过时吗？

凯文·凯利：如果是物理学，20年前的书必然过时了，因为物理学在不断发现新的东西。但在复杂适应系统领域——生态环境、生物机体、经济、社会组织、计算机网络都是复杂系统，并没有新的科学发现，所以这本书里基本的论据仍然是有效的。如果今天我重写这本书，还是这么写，只是会有更新的例子，更多的证据。

三联生活周刊：可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是非常惊人吗？

凯文·凯利：互联网是发展了，但对互联网作为一种系统运作的理解却少有进展。无论在人工生命还是机器人技术，抑或是生态学或仿真学领域，并没有出现新的重大思想。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

凯文·凯利：我不知道。也许我们在等待一些数学上的重大突破。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一切系统的运作都以信息为基础，但我们不知道“信息”是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不知道“信息”是什么？

凯文·凯利：对，信息是什么？它如何自我组织？如何在系统内部增强秩序？如果你从系统的角度看世间万物，则万物都是系统在处理信息，比如向日葵，它的生长和进化就是一个信息处理的过程。企业的运转也一样，金钱是一种信息。

苹果和橘子，哪个有更多的能量，哪个有更多的物质？更多的电？这些都可以测量。但如果你问，一个西瓜和一架喷气式飞机，哪个东西更复杂，包含更多的信息？答案是我们不知道。

科学家研究过信息的物理构成，但我们仍然没有好的定义。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从一个比较日常的定义来说呢？按照你的理论，我们应该让信息失控吗？

凯文·凯利：那些自以为能控制信息的人，要么是不诚实，要么是与世界脱节。这个世界如此多的信息，你怎么可能控制？你也许能选择，但你选择的一切东西都是不确定的。所以，正确的态度是接受事实——你不可能看到所有东西，你会对绝大部分东西无知，退一步，从那种纠结的感觉中释放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你一方面拥抱技术，另一方面又与技术保持距离？

凯文·凯利：是的。信息的爆炸是无限的，但我个人是有限的存在。无限对世界是好的，因为它为每个人创造机会、选择和可能性，让他们找到自己才华的表达方式，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无限对个人是坏事，它会耗尽你。在世界的无限和个人的有限之间，你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我的态度是，支持外部世界的无限化，但自己选择一种有限的生活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失控的边界在哪里？维基解密是你所说的失控吗？

凯文·凯利：维基解密很了不起，它给黑暗之处投入光线。秘密就像癌症。一个任何靠秘密运转的组织，他们以为自己需要秘密，其实是在内部啃食自己。CIA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秘密，到后来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知道什么。这种秘密的机制没有设置任何反作用力。新闻媒体是一种反作用力，但不够强大，因为它们在国家法律的界限之内。维基解密是处在国家之外的媒体，所以强大。我相信法律，也赞同规则。但法律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市场也一样。

“失控”一定会有界限，只是我们还不知道它在哪里，只能不停地往前探索。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能做到维基百科、维基解密，我们本来并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可能的，但以后我们会找到更多可以做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是单一的系统呢？你怎么判断一个系统是失控了，还是控制过度了呢？

凯文·凯利：没有中心，没有老板，就说明是去中心化的。在一个企业里，如果老板或者CEO抱怨他们不知道底下人都在做些什么，在我看来这是好事。如果老板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那就糟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刚才说，技术为每个人提供了表达自我和实现自我的机会。是什么技术让你找到了自我，以及表达自我的方式呢？

凯文·凯利：我大学只读了一年就辍学了，没怎么学过写东西。我是通过写电子邮件和聊天室的帖子学会写作的。那时候还没有Web，我们通过一个邮件列表互相写邮件，在邮件里谈论媒体的未来、安全和隐私问题等等，有点像今天的微博。后来有人看到我的邮件，给了我一份编辑的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有什么作家或者书对你影响特别深刻吗？

凯文·凯利：有两个作家我很崇拜，一个是亨利·梭罗，他也是一个崇尚自然，又热爱科学的人。我没有练就他那种写作风格，但我学习了他的写作视角。他的视角是深刻而广泛的。

还有一位女作家，她叫安妮·狄勒德（《溪畔天问》），她在26岁时得了肺炎，痊愈后想更深地体验生命，于是花了一年时间住在顶客溪写作，她专门写自然界中小东西的哲学意义。她的文章激发了我写作的欲望，但我无法与她相比。

对我的写作影响最大的是斯图尔特·布兰德，当年我的老板，《地球概览》的创始人，也是一个老“极客”。他的文章属于电报体，信息密集而主题宏大。我也一样，我喜欢写大而深刻的东西，像启示录。

三联生活周刊：我理解你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但你说“在黑莓中看到上帝”是什么意思？

凯文·凯利：当我们进入自然，比如一片雨林，看到红木、鸟、灌木丛，会有一种和谐的感觉。自然中有智慧和庄严，让你感觉到那种比我们更大更复杂更久远的存在。那种智慧已经存在了数十亿年——进化是一种学习，也许无意识，但植物、动物的进化是持续40亿年的学习。

我想我们的技术也开始了这种学习的进程。随着技术越来越复杂，它会获得生物式的学习能力，甚至我们的学习能力。在未来，当我们注视自己发明的这些技术时，会有类似于注视自然的感觉，你会觉得它的存在有更大的意义，它反映了宇宙，反映了数十亿年的学习，深刻而优美。

三联生活周刊：你好像不愿意谈论技术的负面影响？

凯文·凯利：每一种技术都会制造它的问题。某种技术越强大，它被滥用的后果就更严重。比如互联网很强大，但互联网一旦被滥用，它的反作用会很可怕，我认为我们还没有见识到互联网最可怕的副作用。但我一向认为，我们利用技术创造，比利用技术去破坏，哪怕只要多出1%，日积月累，就是进步。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将来我们能发明出比人类更聪明的机器吗？

凯文·凯利：是的，但我想我们应该发明与人类思考方式不一样的智慧。发明与人类一样的智慧没有意义，你可以用10个月制造出来（十月怀胎）。世界上并非只有一种智慧，智慧有上百种不同的维度，你的计算机在某个维度上就比你聪明。

三联生活周刊：你能谈谈《连线》吗？

凯文·凯利：《连线》一直有很强的个性。伟大的杂志通常都有独特的个性，比如《纽约客》、《名利场》、《滚石》。在《连线》工作的人，其实都没有这样的个性，但他们组合起来，就呈现出那样一种个性——热情、乐观，政治上右倾，亲市场，但社会态度上又偏左，主张共享、开放、透明，有点共产主义。

三联生活周刊：今天的《连线》与你当年做主编时的《连线》有什么不同吗？

凯文·凯利：会有微小的差异。我是来自上世纪60年代的嬉皮，主张没有秘密，透明共享，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连线》现任主编）会偏右一点，他更看重市场和竞争。但伟大的杂志能被不同的编辑来解释而仍然保持核心的个性。《连线》仍然是《连线》。■ 活在连线创始人未来专访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