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忠：我用快乐的方式观察时事

（文 / 王小峰）

( 话剧《疯狂电视台》剧照 )

王伟忠理解的电视节目是，它是一种流行文化，跟电影不一样，电影需要厚度，而电视节目允许一点粗糙，但必须跟时代、社会的脉动同步，新闻讲究客观，戏剧讲究反射，电视节目就是跟整个社会互动。所以王伟忠的电视娱乐节目一直把整个社会环境当题材，让观众切身感受娱乐节目既娱人也娱己，不管是制作人、主持人、演员还是观众，在节目中都能充分体现自己是娱乐的一部分。这和大陆的电视娱乐节目在理念上有很大差别，大陆的娱乐节目普遍是：我认为这是个娱乐节目，所以你看的时候也应该跟我想象的一样很娱乐。

这次，王伟忠来北京为他年底在北京上演的话剧《疯狂电视台》做宣传，关于台湾电视娱乐节目现状问题，王伟忠接受了采访。

三联生活周刊：你做电视节目的理念，是自己做电视节目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还是从看欧美国家电视节目启发的？

王伟忠：我是学广播电视的，我大学二年级就进电视台做事了。我在学校真的没学什么东西，这套经验你也可以说是我自己摸索的，因为在江湖走久了，世界走多了，后来慢慢地发现也有人这样做，天下的事情都是殊途同归的。所以我相信在大陆也有一些制作人想这样做。如果在新媒体或者在文字上面，他们可能会比较自由，在目前的电视环境里，还是比较难的，因为领导并不是学电视的。电视台的领导，至少应该看了很多很多的节目形态，知道很多节目的形态。有些领导有时候面对一个创意，不太会听你仔细讲，或者是他听不太懂。他会问：你觉得节目有收视率吗？可是如果创作一想到目的，就会有问题，所以创作有时候不能有目的。领导就会讲：“拿一个带子给我看，不管是世界各地还是台湾、香港地区的，你就照这个做就好了。”这样会扼杀很多国内制作人的创意。

三联生活周刊： 70年代末期你就开始做电视节目了，中间经历过台湾从“戒严”到“解严”的过程，“解严”之后，媒体舆论表达的空间要远远比过去大。如果以“解严”为界限，前后的台湾电视节目有什么样的差异？

( 王伟忠 )

王伟忠：我举个例子，我读新闻的，读新闻的都有点叛骨。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做一些事情，有点创意，都会放进你的一些元素。我是学新闻的人，唱歌、跳舞是我的兴趣，或者喜剧是我的兴趣跟我的家传，不是我的专长。我的专长还是舞文弄墨，有一点点叛逆，想对社会现象做一点讽刺。1984年左右我制作了一个“新闻后遗症”，现场是一个很大的墙，我把所有的报纸贴在墙上，挖了很多洞。比如说今天我看了条很“牛”的新闻，在重庆有一堆人为了迎一只藏獒从西藏回来，十几辆的大礼车，连宾利都开出来了，真是很“牛”啊。我是讲一些这样的事情，讽刺这个社会的一些怪现象。那时候台湾的经济刚好起飞，跟现在大陆很像，千奇百怪，各种怪事怪人都出来了。当时新闻界就出现一种奇怪的综艺节目，就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新闻综艺。在老三台时代，有线还没有开放，所有的剧本都要送审，剧本通过了，才让你按照剧本来播，可是中间也可以打点擦边球，这话我这样讲和那样讲，可以不太一样。台湾有几个媒体开始有点自由派，比如《中国时报》，它会鼓励这样的节目。我就被鼓励到了，当然，还是跟台里有一点点摩擦。但是我这个人，跟整个电视台的主管相处得很好，应验了我妈给我的那个锦囊妙计——叫得亲一点，离得远一点。我就活在电视台，每天跟大家混，这些长官就说，对于政府一些事，不要这么尖锐啊。我说是是是。那时候是19点30分播新闻，19点时我的模拟新闻就播了。我对新闻的反省，全部用喜剧、娱乐、脱口秀、表演等方式来做。我还是有很多单元被禁，比如我做政治模仿秀，做了很多皮偶，有些长官说：蛮好的。他觉得说你越模仿谁，谁就会被社会接受，你这个官越被喜爱。有一个长官不接受，打电话来要禁我的单元，这种事情发生很多次，这是“解严”前。我的节目一直跟新闻有关，到今天为止，台湾的“全民最大党”还是做这样的东西，“康熙来了”就是纯娱乐。我一直做这样的东西，我没有停过，在台湾已经做20多年了，直到“解严”后整个开放了，这种节目又太多了，很多名嘴突然就变成专家，什么都懂了。大到国家政策，小到你该嫁什么人，你该娶什么人，你的星座怎么回事，外星人长什么样都知道了。我就做“全民乱讲”，来讽刺我以前的“全民开讲”，做模仿秀来模仿这些人，然后从“全民开讲”到“全民大闷锅”到“全民最大党”。从这个例子，就看出台湾“解严”前跟“解严”后的差别，“解严”前我们一直希望自由，等真的自由之后，到底这些做媒体的人能不能自律，能不能维持一个品质，又考验制作人，又考验电视台。现在台湾的媒体蓝绿很鲜明，真的能在中间或者陟罚臧否的又变得很少，我还是独一枝。这有很多种原因：第一，你干制作人，你本身自己有没有一个中心思想。第二，你为什么做这个栏目。第三，你会不会被名利所驱赶。我不认为做一个制作人这么容易，每一个行业要做到一个位置，也真的不容易。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你做电视节目已经随意自如了，还会遇到什么问题？

王伟忠：我只是代表一支，在台湾刚好碰到整个媒体变化过程，我无一不语。一直到今天台湾媒体又变化了，台湾的媒体理想性又少了，理想性格又少了，儿童节目不做了，纪录片不做了，有创意的节目不做了，全部是收视率导向。公共电视台又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电视人和媒体人又变得很惨。我又欣逢其盛，包括两岸关系改善，又遇到新媒体时代，每个人可以做个电视台。做电影只是技术的改变，节奏的改变。而电视是因为跟时代一直在走，现在说中国兴起来了，有没有很通达的中国文化的电视栏目，这个文化不是束之高阁的。有没有自己反省自己的讽刺性节目，而且整个中国经过100多年的衰弱到现在开始盛了，所以它会有很多现象，尤其是做电视人，就会觉得好玩。我如果是国内制作人，假如有一个不错的发展空间，我觉得会有很多有趣的东西。有时你看起来是讽刺，其实真的是关心，是另外一种关心。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电视节目多以喜剧型为主，台湾能够出现喜剧人物、喜剧节目，应该跟那里的环境有关。但是大陆的喜剧节目比较单调，可能只有相声算一种。

王伟忠：相声是怎么来的？相声是天桥这一帮人，看到这些八旗子弟不干活，每天就是遛鸟，开心得不得了，不干活都是靠汉人养的，心里不痛快，所以要酸酸这些人。相声捧哏逗哏之间有点酸味，一个社会的文化养成一定跟老百姓生活有关。举例说，台湾有一些很有趣的现象，当你看戏的时候，一伸懒腰，碰到一个人，回头一看，可能是一个大官，它的地方小。我们的民族经历的战乱太多，两岸的内战停止才60年，并不是我们没有幽默，是我们忘了那个DNA。台湾那个环境会引发出什么样的喜剧，我们“戒严”时也有喜剧，玩的就是边边蹭蹭，现在当然是大鸣大放，大鸣大放有时候又不好笑了。那时候我们打点擦边球，哎呀，真好玩，你敢讲，而且你讲得真的是别人抓不到你的小辫子。我们小时候去朋友家玩，他爸爸如果很开放，你真的喜欢到他家玩；如果他爸爸不开放，就会变得很紧张。一个社会父权太强烈的时候，整个就封建起来。喜剧是让人平等的，一个喜欢跟你讲笑话的人，他自然就有平民精神，他希望跟你一样。所以喜剧当然存在于中国，只是我们封建社会太久，所以大家不敢开心，快乐变成一种奢侈。你和朋友在一起，一个会讲笑话的朋友是不会准备的，他不会说，各位我讲一个笑话给你听，这是最笨的事情。喜剧是一种氛围，那个氛围好玩了，不见得真的要大笑到什么程度。我看《疯狂的赛车》、《疯狂的石头》，那个氛围很有趣，一些小市民想发财，那个过程我觉得太有趣了，那是大喜剧，是氛围喜剧，不见得是捧哏逗哏。相声必须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而且好的相声不见得要让你笑得什么样。我觉得这是整个氛围的问题。所以，那个氛围开始有趣的时候，自然喜剧就会出现。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台湾的电视节目不管是新闻还是娱乐，做的都像娱乐节目了，这是什么原因？

王伟忠：你要讲到整个电视的生态，我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因为它是有变化和过程的。台湾电视在退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台湾的电视节目在制作技巧上退步，因为它的成本变得非常非常低，因为电视台太多了，僧多粥少，变成这个状态。台湾电视最好的时候是在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差不多10年到15年，到1995是最好的时候，后来就因为媒体太多，再加上抄袭，就开始退步。以前台湾制作人还蛮牛的，不抄国外节目，当然中间一些表现方式有点受国外电视节目的影响，但有自己的想法。到今年，台湾金钟奖第一名电视节目是抄国外的节目，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所以台湾电视在沉沦。现在大陆电视节目技巧和各方面开始往上提升，这是很正常的，穷富不过三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台湾的新媒体会发展得很快，会有另外一拨东西出来，因为在台湾还是比较鼓励创意的。你说每个节目都像娱乐，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做《疯狂电视台》这个舞台剧的原因，就是现在电视台都疯了。在《疯狂电视台》演出的时候，有一天是免费给电视人来看的。因为这种疯狂的状态已经变成正常了，你真做一个电视节目去讽刺这种电视节目反而没有劲了，已经变得不伦不类了。台湾电视剧一天两个小时十分钟，一演两三百集一年半。一年半，你看同一拨人，永远是在同样差不多的剧情之下，你会觉得弱智到一个地步，就是车祸、外遇、怀孕、生子。有时候你算一下时间，能生一个恐龙出来，因为怀孕差不多有两年了。这种事情我们电视人都在骂，已经没人去在乎这个事了。电视对整个台湾人来讲，已经没有那么伟大了，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做电视的时候伟大。所以说，这是环境的变化。台湾电视已经进入到这个阶段，新闻上有慢动作，新闻上有类戏剧，还可以自己比拟那个画面。那台播什么，这台就要跟着对。这台播这个新闻，跳到那台也同样播这个新闻。它就是为了竞争。一个东西过度竞争之后，就缺乏良知，缺乏良知就会疯狂，一定是这样。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疯狂的根源是什么？

王伟忠：一个东西开始产生变化之前，什么可以去尽量解决这个变化趋入疯狂的状态，就是靠制度。拿美国来讲，美国传播文化制度非常非常严。美国的有线电视节目是自己花钱买的，你要买色情的、暴力的随便你。所以美国的有线电视是裸码，但是公共电视就不准，所以它的分级制度也很完整。台湾混沌不堪，原因是因为台湾的有线电视刚开始的时候是一堆所谓经营闭路电视的人，后来经过立法委员，让他们就地合法之后，让他们一夜翻身。这些人没有文化水平，也没有传播理想，所以台湾的很多有线电视老板根本就是流氓地痞出身，他不管你传播良心不良心。这就是民主政治、投票政治以后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他们在地方有势力，政府不敢惹他们，只好让他们就地合法。什么叫做媒体？名利影响不了你，给你穿个貂毛衣服，让你走在路上，你就觉得寒碜。你有这种个性，所以媒体人都发不了大财。为什么？他不在乎这些东西，他也不会每天跟官员吃饭，跟大商人吃饭，你不给我投广告，算了。他有这个骨气，这就是媒体人。台湾进入过度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就会变质。所以媒体可以购买的时候，就是商人买媒体。以前政府控制三台的时候，毕竟钱不是从自己口袋里拿出来的，它还有点理想性格，就像中央电视台有时候做的纪录片还挺棒的。当你自己从口袋里拿钱的时候，你会花几百万元做一集纪录片吗？不见得。

三联生活周刊：节目创意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王伟忠：其实我的运气还不差，能够在这样混沌不堪的时代里，抓到一个我的专长，我是学新闻的，我用快乐的方式观察时事。我很爱流行，我做出一些栏目，或者一些喜剧，或者别的。我做眷村文化的时候，眷村已经破壁凋零了，已经没有人太在乎这东西了，我要把它弄出来。因为对我来讲，是一个使命也好，是我熟悉的也好，我从来没想到这个东西会火到什么程度。我跟赖声川导演讲这个东西一定会好。他没有在眷村待过，他只觉得我讲得很精彩。可是对我来讲，创作应该没有什么目的，就是会让我感动。就跟写文章一样，感动自己就会感动别人。你怎么知道观众没有像我同样有这样心肠的人呢？一定有的。茫茫人海，一定有很多跟我们的DNA相同的人。这种人够多，你就服务大众，你就赚多一点钱。不多，你可以服务小众，也可以赚一些小钱，够了。一个人的价值不见得要服务2亿人口，我可能服务200个人，这200个人死忠，也可以过一辈子。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创意不应该有太多目的，一有目的，会不会赚钱、会不会有市场，那这和节目创意理论有冲突，我到今天为止还在冲突，我永远不能够说什么标准答案。■

（实习生霍晓对本文亦有贡献） 观察台湾方式王伟忠快乐喜剧片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