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传统

（文 / 薛巍）

( 《古典传统》 )

什么是古典？

古典传统至今仍以各种形式存在于欧美社会生活中。该书“名字”一文中说：“商品经常被以古典的名字命名，以显得时髦、是永恒的物品。1925年，Lux（拉丁语中的‘光’）成了一种香皂的名字，Medusa（美杜莎）成了一家美国水泥公司的名称，Argus（阿尔戈斯，白眼巨人，机警的看护人）成了一种保安系统的名字，这可能只是广告从业者在提醒人们，他们一般都接受过文学教育。很多人也许只知道Hermes（爱马仕，信使赫耳墨斯）是一种邮件服务和一种香水，而不知道它是一位神的名字。在20世纪，在很多地方仍能看到古典人名，英国有达芙妮、海伦，中国有Achilles Fang（阿基里斯·方）。这种名字主要集中在意大利、东欧和新世界。”

书中专有“古典”这一词条，提到朱光潜1935年的一篇文章《什么是classics？》。他当时写道：“classics的字源是拉丁文的classici，原意是第一等的有资产的公民，后来引申为有价值、有地位的作者。在近代流行语中classics指希腊拉丁文学作品。”波兰学者瓦迪斯瓦夫·塔塔尔凯维奇区分了现代人使用经典时表示的四种含义：一是表示价值，一流、完美、典范性的东西；二是表示时期，即古希腊罗马时期，或古希腊文明的鼎盛时期，在这种意义上，三位经典悲剧作家中，埃斯库罗斯还没到古典时期，欧里庇得斯已经不属于古典时期。在这种意义上，过去被定义为优于现在。越古老、越受尊重的东西，越是显得年轻、新鲜。法国诗人夏尔·佩吉写道：“荷马史诗今天早上仍是新的，也许再也没有比今天的报纸更旧的东西了。”三是表示一种风格，指模仿古代典范的现代作品；四是表示一种美学范畴，指以和谐、节制、平静为特征的作者和作品。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属于这一类，往往指一种运动或文化阶段。“中文里的经典或古典强调传统的力量，是规范性的、比喻性的，而不是分析的、分类的。”

“历史编纂学”一文中说，在文艺复兴初期，受过教育的朝臣会玩一个叫“李维的好运”的游戏：随机翻开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一本书，看某一个片段是不是刚好揭示了他们最喜爱的历史人物性格上的特点。这本厚厚的《古典传统》也适合随机翻阅。在“电视”这一词条中说：“在头一个10年，电视没有像电影那样爱好古典世界。到1967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星际迷航》的一集中，古代世界的命运被确定了，23世纪的一艘飞船毁掉了遥远的星球上最后一位活下来的奥林匹亚神。”

《古典传统》一书中既写到美学、伦理学、哲学、政治理论、帝国等论题，也有莎士比亚、弗洛伊德、毕加索等人物，还有沐浴、时尚等社会生活方面的内容。

( 济慈 )

作者都尽可能写得有趣。如占星术：“在占星学漫长的历史中，它也激起了一些批评者，即使在它仍是一种处于主导地位的知识形式时。这些人包括罗马共和国晚期的西塞罗、4世纪的圣奥古斯丁，他这样挑战占星术士：一对双胞胎，他们几乎同时出生在同一个地方，却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占星术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好像从神秘的地下世界进入了更值得尊敬的荣格心理学和新时代哲学的隔壁，它偶尔还能进入政治力量的最高层。因而占星学在当代欧美和东方仍很繁荣，虽然其科学、宗教和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显示了它特别的适应能力、弹性、活力和长寿。谁知道它有着怎样的未来呢？”

有一些词条是比较出人意料的，如慰藉、旅行。比尔德说：“古典学的核心是旅游。希腊人和罗马人是旅游者，他们自己游历了古典遗址，一册指南在手，不怕盗匪的抢劫，饱受当地人的欺诈，一心要寻找他们认为最值得看的东西，渴望体会那气氛。”

( 塞尔瓦托·塞提斯 )

还有关于翻译的词条。“好多世纪以来，古代作家的译本在向现代读者揭示古代世界和古典学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有人很满足于译文，用自己的语言成为古典学者。英国诗人之最古典的诗人之一济慈根本不懂希腊文。莎士比亚几乎是希腊文盲，但他熟读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著作，普鲁塔克的《恺撒传》是莎士比亚写《恺撒》一剧的重要来源，但是莎士比亚完全是从诺尔思的英译本中读普鲁塔克的。”霍布斯翻译的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至今仍在发行。

古代与现代

经典虽然有一流、完美之意，但在历史上，西方的经典并不是一直被所有人推崇。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中说：“我们不需要一个荷马的歌颂，也不需要任何其他人的歌颂，因为他们的歌颂只能使我们娱乐于一时，而他们对于事实的估计不足以代表真实的情况。”在17世纪，不仅培根和笛卡儿这样创新的先知，而且更传统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古代史并不配享有特别的优先权。笛卡儿说，人们可以通过旅行来了解其他国家的风俗，这比读书更有效、更惬意。

书中专门有“古代人和现代人”这一词条，文中说：“古代人和现代人之间的战争——或者，更准确地说，认为经典文本具有不可挑战的优越性，和那些认为古代以来关于世界和人性的知识增长、进步了的现代人之间的战争，始于学术的人文主义复兴。但1687年，在法兰西学院爆发过一场著名的冲突，夏尔·佩罗朗读了一首赞美他生活的世纪的诗，说古代人虽然很伟大，但跟我们一样都是凡人，我们可以像赞美奥古斯都的时代一样赞美路易的时代。听众席中的波瓦洛愤怒地站了起来。他一直捍卫古人，现在佩罗竟敢宣称连荷马有时也很粗劣、啰唆。他要做出反驳。随后，佩罗在《古代和现代在艺术与科学方面的平行》中说明了他的观点，法国的很多重要的文人都卷入了论战。拉封丹在《致于埃》中向古代的大师致敬，在现代一方，丰特奈尔说，再没有比过度地敬佩古人更加限制进步、封闭心灵的了。英国散文家斯威夫特则站在古典一方，他在《书的战争》中说，现代人就像蜘蛛，从自己体内吐出脆弱的虚构的线；古代人就像蜜蜂，搜寻最好的花，把蜜和蜡带回家，因而为人类提供两种最高贵的东西：甜蜜和光明。”

剑桥大学古典学学者玛丽·比尔德在《古典学入门》一书中说：“我们如何理解在一个与我们自己的社会极为遥远和不同的社会中所写的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学？例如，阅读柏拉图的哲学著作就需要面对这一差异。在那个社会里，哲学仍被认为是在城市露天生活中进行的一种活动，是饮宴不断的社交世界中的一部分。甚至当哲学以其本身的价值而成为在课堂和教室中的学习科目时，它仍是与我们今天的学术传统极为不同的一件事，虽然柏拉图的学校就是最早的学园，以雅典的一个郊区名称命名。”有人甚至担心，学古典学专业的学生，一方面研究古代的文本，学习古人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又生活在现代，他们有时会觉得自己像一个陌生人。

经典作品不见得会束缚人们的创造力。维吉尔在《牧歌》中把阿卡迪亚描述为世外桃源。到了16世纪意大利诗人萨那扎罗的笔下，阿卡迪亚成了一个“读者可以找到绵绵的情话、絮絮的慰藉和诗情画意超过一切的国度”，伊丽莎白时期英国诗人锡德尼笔下的阿卡迪亚是一个饱受痛苦、悲伤和失落的地方。“创造性的艺术家在古典世界的作品中找到了他们所要的形象，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强调了原作的不同方面，提出了新的侧重点，在所产生的结果上打上自己的印记。萨那扎罗和锡德尼都吸收和模仿维吉尔，同时又创造了一种本身是原作的、有自己特色的东西。每模仿一遍，就赋予了维吉尔诗篇新的含义，这种含义无疑是一直存在那里的，但是未被认识。”

古代世界中流传下来的艺术或文学作品究竟哪些是最优秀的，这种判断常常受到我们自己的当代文化的变化的影响。“近年来，奥维德的玩世不恭的机智天才得到了承认，而以前却曾经因为把才能浪费在不走正道的轻浮上面而让人们觉得惋惜。维吉尔以后的一些史诗诗人曾经因为过于装腔作势而让人不屑一顾，如今却对许多读者产生了吸引力，不仅因为他们尖锐谴责内战的暴行，而且因为他们在罗马帝国的专制体制下敢于大声疾呼的政治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