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公里的“收费桥”

（文 / 邢海洋）

菜价飞涨，“最后一公里”菜价涨一倍的说法时有耳闻。在大城市，初级批发市场上的价格只是消费者菜篮子价格的一半，“最后一公里”的收费，是蔬菜流通环节中最沉的一环。这“最后一公里”的元凶，则是几年来社区菜市场摊位费数倍提升。

的确，房价飞涨，房地产开发商在利润的驱使下，自然会在规划上精打细算，为卖出更多面积的住宅计，会相应减少社区配套设施的面积。若是必须要建设配套设置，开发商也会比照商品房价格，提高菜市场的摊位租金。在老城区，街道办事处把建菜市场当成生财之道，租给承包商，承包商又唯利是图。蔬菜的特殊的理化属性在于体积大，难携带，更难保存，并且新鲜状态最适合食用。其频繁且少量的购买特征决定了居民大多在一公里范围内，也就是社区内解决。于是，一个巴菲特最喜爱的“收费桥梁”出现了——在特有的地域内，消费者要么出于习惯，要么出于必须，不得不接受卖方强加给的价格，买卖关系中卖方拥有绝对的议价权。又因为街道办事处乃行政管理机构，一个地方只此一家，街道办事处又把菜市场整体出租给唯一的一家承包商。再加上城管加强执法，清剿了路边流动商贩，消费者剩下的仅有的议价机会便是在一个个摊位间流连，讨价还价。可同一个市场，走上一圈，获得的折扣也有限。

几年间，菜市场摊位租金价格翻了数倍，北京一个普通的社区菜市场摊位，月租金是500～1000元，再加上卫生费，租金几乎占去菜贩一半左右的利润，贩卖蔬果本来就是微利行业，在这样的情况，菜贩只能提高菜价，以维持本身的利润。但问题是，除了菜市场，超市、蔬菜商店乃至社区的便利店都有蔬菜售卖，这些经营者利益主题不同，所有这些零售渠道本应该构成一个相互竞争的市场网络。若菜市场提高了摊位费，蔬菜成本提升导致了菜价高过其他渠道，消费者自然会用脚投票。现实却是所有这些零售终端，蔬菜集体涨价，实现了共赢。可见摊位费用，只是结果，并非原因。

关于摊位的上涨，有这样一个例子，北京双榆树农贸市场2002年摊位费价格是280元，2003年是300元，2004年是350元，2007年是400元，2009年是600元，2010年则是850元。8年间，摊位费上涨了两倍。但对熟悉这一地区房价的人，这一幅度显然是滞涨了。8年间，这一地区的二手房价格早从每平方米6000元涨到3万元以上，涨价幅度超过了4倍。房租虽没有赶上房价的上涨，但也有大幅度提升，一套两居室价格从每月1500元涨至4000元左右，与摊位费涨幅相似。可见，菜市场经营者对租金的调整还是公道的，否则，也难以维持住商户。

这“最后一公里”的困境，毋宁说是城市化的困境。10年来，城市化所到之处，房价和地价上涨速度惊人，种菜不如盖房子还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虽则北京的菜地面积从17万亩缩减至1万亩以下，但并不影响全国范围内的供需平衡，菜地自可在更偏远的地区放量。可另一方面，城市化的“最后一公里”，却把居民禁闭在这“水泥森林”的一公里范围内，不得不享用与高涨的地价相关的一切费用，菜价不过是诸多服务和商品的一个缩影罢了。只是蔬菜的社区特性最明显，理所当然成为与城市化后涨价的“急先锋”。

房价上涨，影响的不仅限于无房的人，也不仅表现在财富效应拉动消费推高物价上。房价上涨影响到的是所有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无论是商店、娱乐场所的租金，还是医疗教育等其他消费，它们的价格变化都与房价是密不可分的。而从商品生产的角度，每件商品的出厂价格中所必须包含的就是生产场地的租赁成本，只要房价上涨，这个成本就会增加。从商品出厂到最终消费者手中，还要经由一级批发、二级批发、店面、物流等几个环节，每个环节中都会包含着房屋租赁成本价格，直到最终消费者从商店买回商品时，这个房租成本的层层转移过程才会结束。而无论哪一个环节，租赁者要为自己的收入缴纳营业税或所得税，生产者要为产品缴纳增值税。环节越多，基数越大，政府税收越高。也正因为此，城市中生产和流通的商品，价格增速远快于农村。

而远离这最后一公里，土壤中生长的农产品，虽因农药、农机和化肥的涨价，间接地与城市化发生了关系，但毕竟受影响有限，价格无非恢复性上涨。■ 收费最后一公里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