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波台湾保钓运动

（文 / 袁越）

( 1997年7月，台湾保钓人士向阻挠保钓行动的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舰掷瓶抗议 )

金介寿

“司机，我要去永和市德和路245号。”这是台北县议员金介寿给我的地址。司机犹豫着发动了车子，几分钟后，路边出现了一排排竞选彩旗，上面印着一个中年男人的头像，以及“金介寿”这3个大字。

这是一个繁华的商住两用小区，著名的“永和豆浆”就发源于此。金介寿专门为这次选举租下了一个沿街的门脸作为临时竞选总部。

采访一开始，这位新一代保钓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就向我介绍起他的出身和籍贯：“我祖籍安徽省桐城县，父亲是抗日老兵。我1951年出生在台湾，算是外省人第二代。我大学学的是水利，毕业后当过1年零10个月的宪兵。之后我开补习班，在补习界小有名气。再后来我被选上了台北县永和市的市民代表，正式进入政界。”

在台湾地区老的行政构架里，只有台北市属于“直辖市”。台北市周围被台北县所包围，金介寿做了4年台北县永和市市民代表后，又当选了台北县议员，并且连续当选了4届，也就是说，他至今已做了20年的职业政治家。今年台湾地区改制，台北县升级为“新北市”，和台北、台中、台南和高雄平级，11月底即将选出新的市议员，如果选上，级别又提高了一级。

( 金介寿 )

“我读书的时候家境贫寒，平时要打工，根本没时间参与保钓，这一点和马英九他们那批高官子弟有着天壤之别。”金介寿说，“参与保钓是在我当台北县‘议员’的时候，而且完全是一次意外，属于无心插柳柳成荫。”

故事要从1992年说起。那时还是李登辉执政时期，一部分国民党党员看清了其“台独”本质，脱离国民党成立新党，金介寿便是其中之一。他一直比较反叛，喜欢搞街头运动，被老百姓称为“街头小霸王”。1996年钓鱼岛灯塔事件出来后，李登辉控制下的台湾媒体没怎么报道，金介寿一直不知道此事。那年暑假，新党开设的广播电台“新党之音”需要一位政客主持“与民有约”节目，新党高官们都出国度假去了，主持人临时把金介寿找去救火。那天恰好有位听众打电话进来，说香港地区的民众已经闹起来了，质问新党为什么不参与保钓。金介寿当即允诺要立即行动。几天后金介寿为此召开新闻发布会，结果没有一家台湾媒体出现在发布会现场。但这件事被香港《苹果日报》的人知道了，就刊登了一则消息，被香港立法局议员刘千石看到了，主动跟他联络，双方一拍即合，决定联手保钓。

( 黄锡麟 )

金介寿不愧是“街头小霸王”，行动力超强。他立刻成立了“台湾保钓行动小组”，花4万元新台币租了条渔船直奔钓鱼岛，结果中途被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军舰拦了回来。

“台湾地区的渔船排水量通常只有几十吨，而且船身是用玻璃纤维做的，怕撞。日本人的船都是铝合金的，排水量上千吨，一左一右把我们夹在中间，前面再来一艘船横着一挡，我们就没办法前进了，只有后退。”

( 1996年驾驶“全家福号”海钓船送保钓人士成功登岛的船老大游明川 )

第一次保钓行动经媒体报道后引来香港立法局议员何俊仁的关注，他是“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的召集人，属于香港保钓界的右派。当时香港保钓的主力是“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总指挥叫陈毓祥，是一位参加过第一波保钓运动的“老保钓”。当时何俊仁邀请金介寿赴港参加“九一五港岛保钓大游行”，两人商定了第二次登岛行动方案。此时金介寿也正需要香港人的支持，因为台湾渔民已经把渔船的租金涨到了每艘10万新台币，他没有这么多钱，香港人民捐款踊跃，何俊仁可以提供这笔经费。

9月22日，何俊仁从香港飞台北，当晚就和金介寿等人一道乘坐3艘保钓船从深澳渔港出海，驶向钓鱼岛。就在同一天，陈毓祥也率一班人马搭乘一艘货船，从香港出发前往钓鱼岛。于是，钓鱼岛变成了这场竞争的桂冠——谁第一个登岛，谁就是这一波保钓运动的盟主。

位于基隆的深澳渔港距离钓鱼岛只有200公里左右，金介寿的船队第二天一早就到达了钓鱼岛附近海域，却遭到21艘日本军舰拦截，再次无功而返。3天后，陈毓祥等人乘坐的货轮也到达了距离钓鱼岛只有10海里处，但由于风浪大，日本军舰又拦截，船长只能下令返航。但陈毓祥不甘心，带领4名保钓人士身穿救生衣跳进大海，试图用游泳的方式宣示主权。但陈毓祥体重过大，不幸溺毙，另一名保钓人士受伤，被紧急送往距离最近的日本石垣岛医院抢救，保住了性命。

陈毓祥是保钓运动的第一个牺牲者，此事立刻引起了台湾民众的广泛关注。“一堆钱就进来了！”金介寿说他得到钱后，总结了前两次的教训，认为必须采用人海战术，让日本军舰顾此失彼。他和何俊仁商定，双方各负责15艘船，再加上10艘媒体船，组成了一支庞大的“保钓舰队”，于10月6日晚上分别从各海港出发，直奔钓鱼岛。

出发前金介寿还租了几艘海上摩托艇，组织了一次向媒体公开的抢滩演习。临行前，台湾海上边防警察以安全为由，不准摩托艇上船，金介寿当着警察们的面把摩托艇放下来，等警察们签字放行后又大摇大摆地把摩托艇重新装上船去，而且全部放在甲板上，一点也不避讳。

其实，以上这些都是金介寿布下的一个疑阵，为的是让日本间谍误以为保钓人士打算驾驶摩托艇登岛。等主力部队都出发后，金介寿自己偷偷登上一艘名为“自立6号”的矶钓船从深澳港出发，船上只有10名船员，没有摩托艇。

“我这艘船是深澳港唯一的一艘矶钓船，是专门用来从事岩壁海钓的。”金介寿解释说，“矶钓船的船头是平的，绑了很多旧轮胎，靠上岩壁的时候可以起到缓冲作用。”

矶钓船速度很慢，一直跟在大部队后面。先头部队很快就遇到了日本军舰，据估计有几十艘，双方在海上展开了一场围追堵截的大战。

“我后来听说，日本横须贺海军总部把所有的军舰都调来保护钓鱼台。”金介寿说，“那天的钓鱼台海域真相当于第二次中日战争的战场。”

这大概是历史上最奇特的一场海战。资料显示，那天台湾“海巡署”的军舰就在附近不远处待命，但没有一艘敢上前护航。包括路透社在内的多家国际媒体租用了直升机在上空拍照片，台湾的一家电视台甚至从冲绳首府那霸市租用了一架直升机飞到钓鱼岛上空，拍下了很多珍贵的影像资料。

最后，老谋深算的金介寿成了最大赢家。“自立6号”在4艘普通渔船的掩护下顺利突围，成功靠岸，金介寿和另一名香港保钓人士陈裕南跳上钓鱼岛，爬到了6米高的地方。可惜他们爬上的是钓鱼岛前的一块礁岩，和本岛隔着一条2～3米宽的海沟，没法前进。此时日本军舰因为体积太大，不敢靠得太近，只能放下几艘小艇来阻挡，被船员们用长矛挡住。眼看没法继续前行，金介寿便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旗子，插到了岩石上。陈裕南则先是按计划插上一面写有“中国领土钓鱼台”字样的黄色旗帜，又从怀里拿出一面五星红旗，也插到了岛上。

“自立6号”是早上6点15分登岛的，15分钟后，另一艘名为“全家福号”的海钓船在船长游明川的操控下也成功突围，驶到了距离钓鱼岛15米远的地方。保钓人士赖福明、王光华、李觉民和吕文瑞穿着潜水衣跳进大海，游上了钓鱼岛。4人在岛上逗留了将近半小时，甚至还打算登上最高峰，但终因坡度太陡而作罢。

这次登岛行动以5艘台湾渔船被撞坏为代价，最终让6人成功登岛，但也导致很多没有上岛的人怨声载道，香港演员黄秋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对香港记者抱怨金介寿太自私，自己登岛后就迅速下令撤退，没给其他人留机会。

“他一定是误解我了！”金介寿的语气显得很无奈，“我把最豪华的船都留给香港人了啊，我自己坐的是最破的船。”

不管怎样，这次登岛行动让金介寿成了明星。

黄锡麟

第二波保钓运动在1996年达到高潮后很快再次陷入低谷，之后，黄锡麟又成为新一波保钓运动的另一位代表性人物，他把采访约在了台北县永和市中正路648号，这也是一个临时租下来的选举办公室，原来黄锡麟和金介寿一样，都在竞选新北市议员。两人都是永和市推举出来的蓝营候选人，政治立场和票源全都一样，属于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

“我的祖籍在江苏，出生在台湾，今年48岁，从事保钓运动已经有14年历史了，现在担任‘中华保钓协会’的执行长。”黄锡麟开门见山地说，“我曾经先后13次出海保钓，只可惜至今没有登上过钓鱼台。”

黄锡麟正是在1996年参加的保钓运动，不过他比金介寿小11岁，当年还只是一个34岁的热血青年。那次登岛行动中，他是金介寿的助手，和金介寿乘坐的是同一条船，目睹了金介寿登岛的全过程。

“当时金议员上岛插旗后很快就跑回船上，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大家辛辛苦苦来一趟，都想上岛，到此一游嘛。可最后只有他和陈裕南等6个人上去了，而且他上岛后很快就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大部队还在跟日本军舰缠斗，没有赶过来呢。后来很多人都骂他，我也骂他，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

金介寿不同意这个指责：“我是行动总指挥啊，当然要对大家的安全负责。而且渔船很贵的，撞坏了就得赔。我没有参加‘中华保钓协会’，因为那是个有政治目的的组织。黄锡麟搞保钓是为了选举，他没搞保钓的时候是个普通百姓，而我已经是议员了！当年是我支持黄锡麟出来竞选市民代表，他选上后就想把我干掉，所以搞了这个协会。”

选举很看重名气。黄锡麟虽然在近几年十分活跃，但毕竟一直没有登过岛，名气不如金介寿大。这几年黄锡麟一直在努力登岛，几乎每年都要出海一次，为此他甚至专门去考了一个渔民证，因为台湾地区有个规定，普通渔船可以随便出海捕鱼，但只有考过渔民证的人才可以上这种船。一般人要想出海，只能坐海钓船，这属于娱乐渔船，按照规定最远只能驶到距离台湾本岛24海里的地方，钓鱼岛自然也就去不成了。

“这规定以前一直有，但从来没认真执行过，直到陈水扁时代台湾‘海巡署’才终于严格起来。他们不敢公开禁止保钓，只能用这些手段阻止我们出海。”黄锡麟说。

因为出海次数多，黄锡麟跟渔民混得很熟，深知他们的痛苦。“我搞保钓不是因为石油，那离老百姓很远。我搞保钓的一个主要诉求就是让台湾渔民能够去那里捕鱼，钓鱼岛附近海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被日本占领后台湾渔民就被剥夺了去那里打鱼的权力，我要替他们抗争。”他说。

黄锡麟把渔民游明川的电话给了我，他就是当年驾驶“全家福号”海钓船成功登岛的船老大，家就住在基隆的深澳港，距离台北只有一小时车程。这个港因为距离钓鱼岛最近，交通也便利，已经成为保钓人士最常使用的海港，被称为“保钓港”。我到的时候将近中午，港口却停满了渔船，一群渔民正蹲在一艘渔船甲板上吃饭。原来这几天正刮东北季风，大家都歇了。

这些船大都是50吨以下的碳纤维船，分为海钓船和普通渔船两种，前者大都比较干净，设备高级一些，顶层甲板上密密麻麻地装满了高功率灯泡，为的是夜钓时把鱼吸引过来。这种灯泡据说是日本人发明的，15年前才传到台湾。“当年我们和日本渔民经常一块打鱼的，现在不但我们没办法去那里打鱼，就连日本渔民也不敢去了。”游明川对我说。

游明川今年43岁，肤色黝黑，大冷天脚上仍光脚穿着拖鞋，烟不离手。他说，他当了一辈子渔民，直到1995年前还一直在钓鱼岛附近打鱼，那时渔船可以开到离岛1海里的地方也不会有人管。但自1996年开始，那片海域就成了禁区。“钓鱼台是很多鱼类洄游的必经之地，有好多珍贵鱼种，像什么马头鱼、赤鯮鱼、长尾鸟（又叫大目金鲷）、红甘、青鸡鱼、大目鲢和石斑鱼等经济价值高的鱼种只有在那附近才钓得到。这些鱼每斤（台制，等于600克）的批发价都在500新台币以上（约合人民币120元），一般的海鱼只能卖100新台币左右。”游明川说。

1996年，游明川开着自己那艘20吨的小海钓船参与了那次著名的保钓。出发没多久就遇到一艘船出故障，他前往营救，把那艘船上的人接到了自己船上。没想到这么一耽误反而成就了他，让他的船躲过了日本舰艇的堵截，成功靠岸。之后他换了艘50吨的大船，经常偷偷前往钓鱼岛附近钓鱼，被日本军舰拦过好几次。“日本军舰都是好几千吨级的，速度奇快，远处刚刚看到一个小点，一眨眼就开到眼前了！”回想起和日本军舰的数次对峙，他仍然一脸惊恐，“有一次我们4艘船遇到一艘日本军舰拦截，我们分头跑，那艘军舰竟然可以分别开到每艘船前面绕上一圈向我们示威。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又去过一次，结果遭到5艘日本军舰拦截，他们两侧的防撞网都放下来了，准备夹我的船，幸亏我的船小，拼命地拐来拐去，侥幸逃脱了。”

附近几位渔民看到有人采访，纷纷走过来。当他们知道我来自大陆后，异口同声说：“台湾海军打不过日本人，只有靠你们大陆海军了。如果大陆派军舰给我们护渔，我们台湾渔民一定会感谢他们的！”

据渔民们回忆，日本军舰对待进入钓鱼岛领海的台湾渔船态度十分蛮横，经常用高压水龙或者油漆对付他们，如果再不走就直接撞。这几年媒体报道过几次台湾渔船被撞伤事件，但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冲突没被报道出来。

但是撞沉就不一样了。2008年6月10日，台湾渔船“联合号”被日本军舰撞沉，引发了台湾民众的强烈抗议。6天后，黄锡麟曾率领12名保钓人士乘坐游明川的“全家福号”前往钓鱼岛抗议，并在距离钓鱼岛0.4海里的地方绕岛一周宣示主权。

那12位登船的保钓人士中，胡卜凯是唯一的一位老保钓。“黄锡麟非常想邀请一位老保钓随船前往，因为他觉得这象征着保钓的火炬传给了下一代。”胡卜凯对我说，“虽然那次我很遭罪，总共吐了7次，但能看一眼钓鱼台，一切就都值了。台湾这批老保钓里，只有我亲眼看见过钓鱼台。”

黄锡麟说，2009年他本来还打算再去一次，结果被马英九派来的特使劝了回去。“他们一般不会公开说不准保钓，而是用其他办法设置障碍，比如威胁渔民不要租船给保钓人士等等。”

游明川证实了这一说法：“‘海巡署’不让我们靠近钓鱼台，第一次违规罚款3万新台币，第二次15万新台币，第三次吊销执照。他们还出钱给我们的船安装卫星定位系统，名义上说是为了保护我们，实际上就是监视我们的行动。”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艘自己的船，这样就不必看别人脸色了。”黄锡麟说。一艘像样的渔船不到300万元人民币，但他一直找不到这笔钱。目前“中华保钓协会”的经费有70%来自大陆南方的一位匿名企业家，其余20%来自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捐款，台湾本地的捐款只有不到10%。■ 台湾渔船保钓运动第二渔民中国钓鱼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