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控下的小城
如果赋予城市人格，那么在一位东兴市民眼里，她的家乡就像是一个沉默、隐忍同时笨拙的人。
东兴是一座位于广西与越南边境的县级市，今年1月初，它刚刚摆脱历时半个多月的封控，但仅仅一个半月后的2月24日，因为在例行核酸检测中发现1名阳性人员，次日，东兴宣布从当天早上8时起对全市城区施行居家隔离管理。而原定于2月27日24时后解除的封控，持续至今（4月25日本期截稿日），只有处在“无疫网格”的居民可以在有限范围内外出。
“我们从上一轮疫情中恢复时，全国都在遭受疫情的困扰，因此我们没有打扰别人，只是在默默自救……现如今是真的撑不住了……我们没有大城市先进的医疗手段和充足的资源，只能用最笨的方法将病毒捆绑起来，不放它走。”上述东兴市民表示。
一旦出现疫情，就用“最笨的方法”，即官方说法—“静态管理”，“捆绑”病毒，似乎已成为很多小城市能想到的最直接的方法。
据不完全统计，3月以来，全国有超过20个地级和县级市实行过全域静态管理或封控，其中以经济或城市规模不大的城市为主，多个县级行政区还会在只有个别几例“阳性”，甚至没有确诊病例的情况下，就对全域或部分地区实行封控。
在疫情萌芽之际就快速将其控制在某一区域内，的确能避免疫情蔓延，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小城市的优势。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另一座边境小城云南瑞丽。从2020年年初至今，瑞丽总共已封城9次，没有出现一次病例外溢至其他省市。
但代价是，城市的生产生活全面暂停—短则几日，长则数月。瑞丽靠近缅甸边境的一些村寨，民众居家隔离的时间甚至超过了一年。对于小城市来说，这种管理措施的代价承担起来或许要比大城市更难。这不仅因为这些地方人均收入水平并不高，还因为人们的声音和需求难以被听到。
“被忽视”和“被遗忘”，这是《第一财经》杂志采访东兴市民时，他们频频提及的感受。“最近大家都在关注上海和广州的疫情，我也想为我的家乡发发声……”上述东兴市民说。她没有选择接受我们的采访，而是将想说的话录了下来。
突然按下的“暂停键”
疫情对于小城市来说，往往是突然降临的。
因为极易受境外波及，边境小城可能随时会面对突发疫情，而一些流动人口并不多的内陆小城，则很可能因为其他省市的个别病例外溢，此前只在新闻里出现的疫情就迅即被亲身体验。
3月28日是安徽省淮南市实施“全市范围内停止一切非必要流动、活动”防控政策的第一天。同日，全市居民被要求核酸检测。这是家住田家庵区的曹女士和家人第一次做核酸检测。
曹女士的小区只在2020年2月因为有邻居是阳性病例而执行过14天的封闭式管理。此后，像曹女士这样常居于此的人，平素如果外出机会不多，几乎没什么场景需要他们去体验对于大城市来说早就习以为常的核酸检测。
但这一次，传播速度更快更猛的奥密克戎，让这个两年多来几无新冠病例的四线小城市，整体按下了“暂停键”。所有市民都被告知：3月30日前不离淮。
超大城市之外，今年以来实行过“全域静态管理”的部分城市
此次淮南疫情，就是源于其他省市确诊病例外溢。根据官方消息，第一例确诊患者来自凤台县李冲回族乡，3月16日患者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乡，接受上门“三天两检”，核酸结果均为阴性，但10天后前往发热门诊时被确诊。也就是说，从“零号病人”返乡之日算起，病毒在李冲这片常住人口仅1.29万的农村区域，隐匿酝酿了长达10天之久。
村庄人口相对集中、人情交往频繁，容易造成聚集性疫情—自3月26日首例阳性患者被发现，3月27日，凤台县对外通报新增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14例，全部集中在李冲。
这让居住在这里的马蒙蒙害怕，“当你发现邻居的亲戚感染了，他家小孩还和自己小孩在一个学校的食堂吃过饭，你能不怕吗？”她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由于家里有两个老人和两个孩子，马蒙蒙选择了居家隔离，每日接受一次上门核酸检测。在此之前，新冠疫情一直是件离他们很远的事情。“大白”第一次上门前，她特意教了下婆婆如何正确佩戴口罩。
李冲距离县城约3公里，距离淮南市区30公里。随着周边城市如滁州、宣城相继出现阳性病例，淮南市的防控警报就此拉响。
小城速度
事实上，凤台县政府网站在3月27日凌晨3点发布首条病例通报信息的同时，就直接宣布凤台县全域为疫情防控警戒区，实行交通管制。截至当天下午2点，凤台调集了5390人的核酸检测队伍，在全县16个乡镇设立了385个采样点，完成了近31万人次的核酸采样。
而作为疫情的中心地带，李冲下辖十几个村子，在第一名患者被确诊为阳性的当晚，住得较为密集的几个村里的居民就被集体转运至最近的酒店隔离。
“反应速度快”也是很多淮南市民的感受。一位居住在谢家集区的市民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在上海疫情还不太严重时，社区工作人员就会挨家挨户敲门，调查是否有没报备的外来人员。3月26日李冲出现阳性病例的当天夜里，小区开展了紧急核酸检测，“效率挺高，封路、驻守的帐篷很快就盖起来了。”
包括淮南、东兴以及上海，“网格”和“三区”（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是很多城市防疫时的管理方式。社区通常会被划分为数个网格，再依照是否有病例来划定“三区”。只有处在“无疫网格”，同时不属于封控区和管控区的居民才有出门走动的可能，否则会一直被封控在家。
王卓文是淮南市田家庵区公园街道某社区的书记，从2020年年初的第一轮疫情，到新冠疫苗接种，再到今年的淮南防疫，他一直守在防疫第一线。
公园街道共8个社区、30多位工作人员。疫情防控期间，王卓文所在社区分配到3人，但用来看守小区卡点远远不够，所以他们也会在小区内招募志愿者。后来，社区管辖的龙湖菜市场因出现“阳性”关闭，市政协帮该社区调配了团委志愿者。
在志愿者徐亚运看来，这样的安排避免了人情通融，能更有效地管理小区人员的出入，也体现出相比两年前第一次疫情时的进步，“那时，居民管不住，防疫人员不够专业，也没有现在的各种‘码’。”
徐亚运所在的汽车服务行业商会，4月2日起开始组织从事汽车后市场服务的门店和公司成立抗疫爱心服务队，4月3日，第一批20人志愿者上岗，为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的10个社区提供服务。3月30日开始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后，非防疫防控车辆已不被允许上路。徐亚运他们要运送防疫物资、接送医护人员，经济开发区防疫指挥部会统一为其车辆办理通行证，同时为了方便他们出入小区，也会给每个人开一份工作证明。
徐亚运负责和社区书记对接，了解当天的工作安排。如果某天需要做核酸检测，他就会去定点检测机构拉检测材料、口罩、酒精等防疫物资，做核酸检测时，也要帮助维持秩序。对于居家隔离的居民，他还会带着“大白”上门采样，采样结束后，再将样本送到检测中心，一天要跑多个来回。
志愿者的力量在这座四线小城被快速组织起来了。
没有收入的日子
但不是所有行业和个人能在封控期间还“有所作为”。由于小城市仍以实体经济和线下产业为主，很多人并不具备居家办公的条件。不工作，就意味着没有收入。
王宇在淮南市中心加盟了两家品牌咖啡店，去年生意不错，拿着这笔收益今年他又投资了一家餐馆，位置在闹市区，原计划会在4月25日开业，店的招牌都已经挂好了。但凤台疫情披露后，王宇报废了店里那些已经拆封的宣传物料，心里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无论餐馆还是咖啡店，封控期间都无法营业，但王宇还要正常支付停工期间员工的工资。培养一个成熟员工的成本很高，他不愿意因为疫情而损失辛辛苦苦培训出的员工。另一项大的成本是3家门店的房租。比如尚未开业的餐馆，现在按天计算的房租就高达3000元，已经交出去的租金正在白白流淌，王宇并不确定未来商场是否会给商户减免房租。
停工后，领取了通行证的王宇加入了运送物资的队伍。按照全市的政策，没有通行证的车上路被交警查到直接扣分罚款。王宇想着，如果过几天管控放松，员工能出小区了，就安排咖啡门店对周边小区做些外卖配送。“只有外卖才能拯救疫情管控下的餐饮界。”王宇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而在东兴、瑞丽以及满洲里这样的边境城市，疫情直接影响的更可能是城市的支柱产业。
比如东兴，它与越南芒街市隔北仑河相望，疫情之前，不少来广西旅游的游客会选择在东兴停留，去芒街买点越南特产，或是在口岸吃点海鲜—如今，这样的情景不复存在。
与越南相关的进出口贸易也受到了严重打击。
吴玥清家做红木家具生意已经二十多年了。他们从越南进口红木到东兴加工，在当地开有三四家店铺，主要面向国内客户。因为和越南距离近，东兴的红木价格相比国内其他地区更低。在吴玥清的店铺周围，至少有数百家同行。
如今，这些工厂和店面都不能开门。由于东兴新一波疫情恰恰发生在2月，很多回老家过年的木工也无法回来。
不能进入东兴的还有客户。吴玥清告诉《第一财经》杂志，从2020年疫情开始，他们通过零售卖出的家具开始多于批发渠道，而零售的客户有不少希望能来现场亲自挑家具款式，顺便旅游。而当下的封控期，只有部分老客户还在线上下单，但吴玥清们也发不出货。
每家门店租金等成本每个月有五位数，封控的近两个月里，吴玥清家的收入为零。她现在最担心的是，下半年是婚嫁和搬家的旺季，如果持续封控，他们将错过一年中最重要的销售机会。
相比还在观望的吴玥清，做越南工艺品进口生意的张晓莉，采取了更激进的应对。大约10年前，因为靠近口岸、进出口商品方便，张晓莉夫妇来到东兴做电商。
2月初，东兴的社区被按照网格划分、封控后，张晓莉夫妇住进了自家仓库，他们本想着封控期间可以在线和客户维护关系、提前打包货品，一解封就发货，但没想到，在仓库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每天面对客户的催促，他们只能不断回复对方：“再等7天看看”，直到对方等不及后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