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笔下

( 19世纪，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轻骑兵旅向俄军炮兵阵地发动死亡冲锋 )

高加索的军旅生涯：                      武功和人道的纠结

1851年7月1日，23岁的托尔斯泰伯爵站在亚洲高加索群山上，他被这里贫瘠而壮丽的风光迷住了。半个多世纪后去世前，他的书房内被发现放着老子的《道德经》。这位中国圣人曾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小说《哥萨克》和高加索生活的大量信件中，托尔斯泰则几乎是着了迷地描绘着他所见的高加索的美：

从温泉所在的地方开始……这是一座由岩石堆成的大山，有些岩石分开了，形成山涧的样子……山上到处有温泉的急流，有的地方泉水发出很大的响声……在这个深谷中间，主要的急流旁有三磨坊，一个比一高，建筑成一种特别的、非常美的式样。在这些磨坊的上面和下面，鞑靼妇女们整天不停地来洗衣服……这些女人大都很美丽，身材很好。虽然她们很贫穷，可是东方妇女的服装是优雅的。这些妇女所组成的画面，再加上这地方的原始美，构成了一幅真正令人赞赏的奇景。我常常一连几个钟头欣赏这景色……

1820年下半年，被下放到高加索的普希金也为这里的山川所倾倒，在他著名的诗篇《高加索俘虏》中，这位“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表达的正是俄国内心对高加索土地的渴望：

我怎么能够忘掉那峻峭的峰峦、

( 沙皇尼古拉一世 )

淙淙的流泉和那荒漠无际的平原、

炎热的旷野，忘掉那我们曾经共享

( 1812年，俄法战争中最后的别列津纳河战役 )

心灵的青春感应的地方；

那剽悍的强人在群山中到处驰骋，

( 博罗金诺战场上的库图佐夫 )

灵感生怯的天才潜藏在

遥远荒僻的沉静的地方？

( 1859年，高加索车臣部落领袖沙米尔向俄国军队投降 )

与普希金一样，托尔斯泰不是到高加索来旅行，他是为了参加沙皇对高加索的征服。俄罗斯在16世纪征服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的鞑靼可汗的疆土，一直到19世纪初期，从没停止向南部和东方缓慢但持续的殖民扩张。在欧洲的战争是俄罗斯帝国扩张的主要方向，向东则主要通过政府授权资助的武装商队对原住民部落进行战争。在俄国对亚洲几乎缺乏实质抵抗的征服过程中，高加索人数极少却极为强悍的车臣等部落却是一个例外。从沙皇时代到苏联时代，对这个弱小民族生存空间的挤压几乎从未停止。但这个小部落却和其他被俄罗斯征服的部落不同，他们在内心里从未被驯服过。

平定高加索的战争是一种什么行为？《托尔斯泰传》的英国作者莫德如此描写了叶尔莫洛夫（在普希金著名诗歌《高加索俘虏》中歌颂的俄军将领）的俄国军队在高加索车臣一带的所作所为：“‘平息’车臣和达吉斯坦的一次战役……的组成部分是摧毁村庄、盗窃家畜和财物、砍光森林、迁移居民。”即便是普希金也承认，俄国人被切尔卡西亚人痛恨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强迫他们离开他们自由而广阔的牧场；他们的村庄都成了废墟，整个部落遭到毁灭。”

在进入俄国军队之前，托尔斯泰伯爵已经在高加索生活了9个月，在这里，染上理想主义色彩的异域经验和堕落乏味的军营生活交织在一起。在托尔斯泰笔下，高加索的征战和观感却和普希金所歌颂的有所不同。在欧亚边界壮丽的自然景象面前，托尔斯泰赞美亚洲妇女的美、欣赏高加索男人的豪迈勇敢、忍受俄国军官的粗鄙无趣。

“有几次当那些军官在谈论纸牌的时候，我真想让他们知道我也会玩儿。可是我总是克制住了。甚至如果他们叫我去玩，我也希望我能够拒绝。”但是他还是不能让自己完全摆脱军队这个粗俗的暴力组织。他赌牌输了钱，骑马打猎，和很多俄国男人一样开始酗酒……托尔斯泰同时和车臣人沙多交上了朋友。俄国军官们除了赌博什么也不做，而沙多除了参与那几乎是骗他钱的赌局，也和托尔斯泰成为“库纳克”（车臣人语中的“朋友”）。

普希金赞扬高加索居民的友善和勇敢、表现武力的骄傲和对敌人的无情，不过是为俄罗斯帝国的战功做铺垫。在《高加索俘虏》中，浪漫主义的色彩虽然在高加索车臣少女和俄罗斯囚徒之间的爱情中迸发，最终的基调却是俄罗斯民族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和无情征服：

盛怒的奇齐阿诺夫来到

谢切，傲视一切、威风凛凛；

我歌唱你，高加索的魔王，

柯特梁列夫斯基啊，英雄！

无论你风暴般飞向哪里——

你的行踪像一场黑死病，

杀尽、绝灭了那里的人种……

……

高加索，低下白雪的头颅，

顺服吧，叶尔莫洛夫来到！

……

战争狂暴的呐喊平息了，

一切俯首于俄罗斯刀下。

与普希金不同，托尔斯泰内心却并没有把这些高加索的亚洲居民当成不同的人类。他也不像莱蒙托夫那样，用俄国人的口吻说亚洲人是“畜生”、“愚蠢之极”、“可怜”、“恶棍”、“都是不会自己管理自己的东西”。不错，在1851年12月23日士官考试及格后，托尔斯泰写信给哥哥谢尔盖，说他亟待几天内去斯塔罗格拉罗夫去，希望从那里去参加战斗，并且要以他最大的能力“靠着大炮的帮助，摧毁那些强盗版的叛逆的亚洲人”。但他的确没有普希金式的对于俄国武功的崇拜。他一生未解的纠结就像19世纪俄罗斯绵延不断的战争画卷一样，从高加索的军旅生涯就开始展开。

1851年6月11日，托尔斯泰在日记中描写自己因为矛盾而“几乎整夜不眠”：“我渴求一些崇高完美的东西，可是我不能表示出来，但我清楚地感觉到我要的是什么”，“要我去看见生活琐碎的和邪恶的一面是多么的可怕啊！”对托尔斯泰而言，他意识到的关键是“肉欲、琐碎的一面还保持了它的力量……”“我知道这个声音来自何处，我知道他毁坏了我的幸福！我向它斗争，然而还是屈服于它了。我想这名声、女人，这样睡着了，可是这不是我的错，我没有办法。”

高加索的战争和在欧洲的不同，并没有大规模的交火。俄罗斯军队需要和旋风一样出现在山岭上的车臣人短暂而惊心动魄地交火。托尔斯泰有一次在前往格罗兹尼要塞（今车臣首府）的路上受到追击。1852年12月24日他完成了《袭击：一个志愿军的故事》，记载了他参与的一次夜袭当地村庄的故事。袭击的背景是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高加索自然风光，但他没有像普希金那样，用诗意掩盖从19世纪初期开始对高加索征服过程中泛滥的血迹。

“在这无涯的星空下，在这美丽的大地上，难道没有人类容身的地方吗？处在这魅人的大自然中，人的灵魂还能容纳憎恨、复仇的感情，或是想毁灭同胞的欲望，这难道是可能的吗？人们会这样想，跟大自然——美与善的最直接的表现——相接触，人性中的一切残酷的感情都应该消失无遗了。”

可对车臣人的攻击不会因为一个受到启蒙主义思想洗礼的年轻军人的思考而停止，战争还在高加索的山岭、格罗兹尼要塞的周边进行。托尔斯泰于是感觉到，自己过的是一种堕落的生活，和光荣毫无干系。“我在过着这样一种生活，高加索对于我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好处？”他开始渴望离开军队，重回乡下安居。然而1853年，俄国再次开启对土耳其的战争，退役变得困难。托尔斯泰写信给哥哥：“将近一年以来我尽在想着怎么退出战争，可是仍然不能办到。既然我必须在某处作战，我想在土耳其总比在此地愉快些。”

“愚蠢”的军官和军队生活，一事无成的军旅生涯很容易让一个接受法国新思潮、时常陷入自我反省的年轻知识分子厌倦，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位年轻的军人就开始反战。一方面，他在高加索和土耳其阅读歌德、莱蒙托夫、卢梭、普希金、狄更斯、乔治桑和萨克雷等，另一方面，这位以精良的骑术和勇敢给当地部队留下印象的年轻人毫不掩饰地道出心声：“我爱善良，并且养成了爱它的习惯……可是我也有比爱善良更爱的东西——就是名声。我是那么野心勃勃，而这种感觉却很少得到满足，假如把名声和美德摆在我面前任我选择，我恐怕会常常选择前者。”

俄土战争爆发后，刚刚晋升为中尉的托尔斯泰如愿被调往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在俄国发动了对土耳其的战争后，英法军队在1854年9月在这里登陆。

塞瓦斯托波尔战役的亲历者：       英雄主义的褪色

正如试图征服俄国的拿破仑曾体验过的，俄罗斯帝国从征服高加索白雪皑皑的群山到克里米亚战败割地，也不过是一步之差。

1853年6月，沙皇尼古拉一世宣称要解放土耳其统治下巴尔干半岛的1400万东正教徒，俄英关系迅速恶化。俄国海军刚刚在锡诺普海战中全歼了土耳其帝国海军，英法两国军队便给了不断扩张的俄国一个教训。与日益没落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同，英法是正在工业化的强国，俄罗斯海军向英国订购的舰船用蒸汽机被扣押，俄国的风帆战舰根本无法追上英国的蒸汽帆船战舰，而法国的装甲炮舰则无情地轰击着俄国的海岸炮台。

1854年11月7日，刚刚被晋升为中尉的托尔斯泰被调往克里米亚的俄国军港塞瓦斯托波尔。就在他被晋升的9月，英法军队刚刚在这个要塞港口附近登陆。

塞瓦斯托波尔是战争爆发70年前才被俄国抢占的土耳其在黑海的著名港口。俄国的主力部队放弃了这座城市，但缺乏火炮的士兵们从被凿沉的军舰上拆下大炮，工兵建造了复杂的炮台和壕垒。

托尔斯泰开始曾经乐观地宣称：“1500门大炮对准塞瓦斯托波尔的轰击，不但没有使他投降，也没有使我们二百分之一的炮队沉默。”因为“这种局面却为俄国军队中那一部分受尼古拉一世军国主义的坏影响最少的人的爱国主义所挽救——这些人就是舰队的军官和士兵们”。他在情感上不但深深地被这些官兵们感染，也和他们是共通的。正如他在给哥哥的信中所言，他自愿来到克里米亚被围的塞瓦斯托波尔，一方面是为了摆脱在高加索的生活，另一方面是为了目睹这次战争。“我承认，当时这种爱国心曾经强烈地抓紧了我。”

在俄国下层官兵的坚守下，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竟然奇迹般地坚守了11个月。然而在法军新式战舰的轰击下，“大森林”一样“错综复杂的炮台工事”和“古希腊时代也不曾有过这样的英雄主义”，正缓慢地被山丘上绵延的白色硝烟所侵蚀。

托尔斯泰中尉虽然作为一名基层炮兵军官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却并没有直接参与任何一场战斗。他的主要战斗还是在写作上。在拥有许多个第一的克里米亚战争中（首次使用无线电、使用装甲炮舰、使用蒸汽动力、使用铁路运输、进行战地摄影和战地报道，第一次出现红十字会），托尔斯泰的3篇塞瓦斯托波尔战争特写以最细节化的描述呈现了克里米亚之战这场世界上第一次现代化战争的空前残酷。

1812年战争前，战败者手持军刀末端，衣冠整齐地在礼炮中将武器呈交胜利者的场面渐行渐远。克里米亚战争几乎是60年后“一战”弗兰德尔战壕中血腥残酷的提前展现。在读了《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以后，沙皇下令“保护这个年轻人的生命”，并亲自命令把它翻译成法文，刊登在军队的杂志上。在托尔斯泰的特写中，过去战争文学中长期伴开的名为英雄主义的花朵，开始像《哈泽·穆拉特》中那朵牛蒡花一样被炮火碾碎。

有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对当时战争英雄主义气质的没落做了最好的注释。一天晚上，伯爵托尔斯泰中尉正和塞瓦斯托波尔城防司令萨肯伯爵的副官坐在一起。这时乌鲁索夫公爵走了进来。这位公爵不但是一个勇敢的年轻军官，也是当时俄罗斯最好的象棋手。他走进城防司令的办公室，然后在10分钟后神情沮丧地走了出来。副官对托尔斯泰解释说，乌鲁索夫建议以一次象棋比赛来和英国人决定第五棱堡前第一道战壕的归属。为了这道数度易手的战壕，上千人的尸体几乎要把它填平。萨肯将军自然坚决地拒绝了这种带有某种骑士精神的挑战。

战争还在继续。在第二篇《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中，托尔斯泰目睹了一个名为马拉霍夫的山冈被法军攻克的情形：“沿着整个战线，特别是左边的山岭上，连续不断地喷出一簇簇浓密的白色硝烟……炮火声从来没有停止，交织成一片，震撼着大气。”“……可以用肉眼看见像黑色的斑点似的东西正在从山上下来，从法军的炮台那儿，经过峡谷，向我们的棱堡进逼……从我们的各个棱堡上面，冒出了一簇簇的白色硝烟，好像在互相竞赛一般……一切分散的声音合成了一种天崩地裂的雷鸣。”

托尔斯泰的3篇塞瓦斯托波尔战记剥夺了战争的一切浪漫主义色彩。过去作家笔下战争那种伟大的、英雄主义的、美丽而高尚的情怀，都在残酷的描写下消失了。皮谢姆斯基在给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信中提到《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时说：“小说真是到了残酷的地步，简直令人不忍卒读。”

对手方面，丁尼生在1855年写的《轻骑兵旅的突击》似乎是英雄主义在现代战争最后的挽歌：“冲入炮火的硝烟，捣入敌军的阵线，哥萨克人、俄罗斯人，在军刀挥舞中间，被打得支离破散”；“炮弹碎片横飞，英雄堕地马倒颓”。

丁尼生在诗中歌颂轻骑兵的勇敢和恪尽职守（这是大英帝国自塔拉法尔加战役以来的传世精神）：“‘冲啊，轻骑队！’可有一人踌躇退后？纵然士兵知道有人判断错了，他们无话可说，他们不问为什么，他们只知奉命去做。”

这也本来是托尔斯泰当年的想法。他当时并不反对战争。“可怕的不是苦难和死亡，而是那允许人们去造成苦难和死亡的原因。”多年后，他给他人的《塞瓦斯托波尔回忆录》一书写序言时，这样回答年轻时对战争的态度：“因为我从军的时候还很年轻，或是战争还没有爆发，或是因为缺少经验，我偶然陷入一种地位，而要摆脱它却必须费很大的劲。我是被诱惑到那种地位上去的，而当他们强迫我去做世界上最不自然的事情，去杀对我并没有什么伤害的同胞时，我就宁愿照着去做，而不愿受处罚和羞辱。”

然而克里米亚战争却给了托尔斯泰50岁以后一直支配他的思想。交织着爱国主义、公然战时贪污和堕落的军队生活让他反省：“我回到我以前的人生观了，它的目标是福利，理想是——美德……我近来的思想和准则是怎样只注重物质和坏的方面，我就不禁毛骨悚然……是的，军界已经把它的影子投在我的身上，玷污了我。”

托尔斯泰试图用一生去创立一种新的适合于人类状况的宗教，在军队中接受的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洗礼，就像是向所有愚昧棱堡发射的硝烟，而且势不可挡。他崇拜的“十二月党人”曾参与过打败拿破仑的战争，却在占领巴黎期间发现了俄国的落后和愚昧。高加索和克里米亚的战争不仅在动摇着俄罗斯帝国，也在震动着托尔斯泰这样的贵族知识分子对于战争和国家的重新思考。

1812年俄法战争：托尔斯泰笔下人民战争的价值

当离开军队的托尔斯泰最终试图写作一本小说时，他自然而然地把时代背景选择在1812年的俄法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阻止了俄罗斯帝国向南的进一步扩张，也改变了另一些人的命运——1825年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得到了赦免。他们曾试图效仿被打败的法国，将俄国从落后农奴制中解放出来。为此，1856年托尔斯泰准备写一本有关“十二月党人”的中篇小说，为理解他们的思想根源，他将时代上溯到1812年的俄法战争。但他进一步发现，如果只写对于拿破仑的胜利而不提到俄国1805年在奥斯特里茨的惨败，“将不得不面对羞愧和心存疑问”。

托尔斯泰在1877年3月曾经说过：“在《战争与和平》中我喜欢人民的思想，这是由于1812年战争的缘故。”在他看来，拿破仑在欧洲的无数次胜利不过是因为他是一个幸运的赌徒，他“理智和良心都非常缺乏”。在《战争与和平》中，他描写了一队波兰骑兵，为了表示对法国皇帝的敬意，不惜放弃走浅水区，执意骑马泅渡河流，导致40名骑兵死亡，而皇帝则早已离去。

许多研究者认为，在《战争与和平》中，“拿破仑的形象常常被漫画化了”。托尔斯泰也低估了奥斯特里茨战役和拿破仑，过高评价了博罗金诺战役和库图佐夫。但德国女作家希格斯认为，托尔斯泰笔下的拿破仑的形象让人了解到希特勒主义思想的实质，而这种思想体系是建立在对力量的崇拜和对超人的赞美之上的。托尔斯泰或许不是那么懂得战争，但他却在《战争与和平》中呈现出惊人的历史洞察力。比如，此后的人类历史中，他描写的波兰骑兵渡河那一幕将会以无数种形式的变种和大得多的狂热反复重现。

托尔斯泰或许是第一个歌颂人民战争的作家。1812年之前，俄国战争文学的主角多是贵族英雄。从波将金到苏沃洛夫，从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但在托尔斯泰笔下，1812年俄法战争不再是两个皇帝之间的战争。《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让不那么懂得战争的皮埃尔看到战争，并向读者描述他所看到的一切。他不仅质疑拿破仑，也本能地不喜欢彼得大帝这样的俄国“伟人”。他歌颂的不是沙皇亚历山大，而是库图佐夫元帅。

正是库图佐夫试图尽量避免与拿破仑大军的决战。博罗金诺战役后他请求放弃莫斯科，希望沙皇武装所有人来进行这场战争。这是一个此前一直被拒绝的请求。当时一位著名的“十二月党人”格林卡在《一个俄国军官的信件》中，就对俄法战争中沙皇害怕人民觉醒、警惕武装人们而提出责备。格林卡写道：“人民要求决心，以使不失掉自由。”

拿破仑的50万大军虽然在当时的欧洲规模空前，但这支操着12种语言的部队入侵俄国后所能波及的，不过是一个宽度不超过100公里、长1000多公里的绵长带状区域。仅仅持续了几个月的战争（远不是影响力大得多的现代化战争）让绝大多数俄国人并没有实际接触到入侵者。如果按照以往惯例，这场战争将由两国军队的某次决战分出胜负，签订条约。

然而“从斯摩棱斯克大火时期开始”，这场战争从此前两军摆成方阵面对面的厮杀，突然变成一种完全失去规则的形式。托尔斯泰写道：“一场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战争的战争开始了。城市和村庄的焚毁、战斗结束后的撤退、博罗金诺的打击和又一次的撤退、莫斯科的大火、抢劫者的被擒、辎重运输的拦截，再加上游击战争，这一切都是对规则的违背。”

当少数先进的贵族知识分子接受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洗礼，民众在民族战争中得到觉醒和武装，独裁的禁锢牢笼便开始松动并一发不可收拾。这正是此前独裁的沙皇统治最恐惧、所以拒绝武装本国人民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拿破仑至少在客观上扮演了欧洲思想解放者的角色。

在库图佐夫元帅的坚持下，完全只是为了挽救俄国，沙皇才不得不同意武装俄国各阶层百姓。人民战争的热情和威力顿时让横扫欧洲的拿破仑大军陷入到极端的困境。沙皇亚历山大自己后来还多次提道，“人民战争的粗棍子带着它全部的威严而伟大的力量举了起来，而不问什么口味和规则……”拿破仑则开始抱怨库图佐夫和沙皇让战争“违反一切规则”。托尔斯泰反驳说：“就好像杀人也该有什么规则似的……”

法兰西皇帝的大军在渡过涅曼河后不过半年就已经不复存在，将近50万各国士兵战死在俄国冬天冰冷的土地上。1812年12月，拿破仑逃回巴黎，在路上他差点被哥萨克俘虏。斯坦尼斯拉夫·波托茨基曾经问他：“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这位曾经横扫欧洲的皇帝回答：“从伟大到荒谬只不过一步之差。”

《战争与和平》忽略的一面：         非俄罗斯立场的1812年

《战争与和平》用高度的艺术性展开了俄法战争时代的全景画，不仅气势宏大，而且细节纤毫毕现，它的艺术性和严谨几乎让所有读者都理所当然地认为，1812年针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发生在俄国土地上。

“强化国家地位感最有效的事件莫过于一个习惯于入侵他国的大国遭受往日盟国的入侵。”《战争与和平》描写的正是这个戏剧性的历史阶段，并把它变成了一个民族史诗。近年来有学者指出，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把东欧这个反对拿破仑战争的主要舞台当做法定的俄国的东欧来对待。“一位作家，对于帝国在高加索的行径如此健忘，但是对于拿破仑对待俄国的行动却如此愤怒。”

《战争与和平》里的皮埃尔是托尔斯泰寄托了美好期待的人物。小说中，他的财富来自于父亲别祖霍夫伯爵，是“叶卡捷琳娜时代驰名的大贵族”。这位伯爵的大部分土地都在乌克兰基辅附近。正是在1793年对波兰的第二次瓜分中，俄罗斯帝国割占了基辅以西、以北和以南26万平方公里的乌克兰土地。叶卡捷琳娜二世把上百万农奴分配给自己的贵族。这时距离俄国卫国战争不到20年。

实际上，1812年俄法战争的许多战场位于乌克兰、波兰、白俄罗斯、立陶宛、摩尔多瓦、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国土上。无论普希金还是屠格涅夫，他们描写高加索和中亚就好像在描绘自己的国土，似乎这里自古就属于俄国。即便是托尔斯泰所描写的“英雄主义”的塞瓦斯托波尔，也只是在1786年才刚被俄国用武力夺取的土地。

正如托尔斯泰为撰写“十二月党人”小说，必须将历史上溯到1812年，要了解1812年战争，必须将俄国此前一系列战争联系起来。如此，拿破仑对俄国的入侵显然不是一个单纯事件。此后包括苏联时代的历史学家都宣称，1812年战争中俄国人民唯一目的是“从自己的土地上清除侵略者”，然而至少波兰人不会忘记，在拿破仑掌权之前，他们同样伟大的祖国被俄罗斯帝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72年和1793年伙同普鲁士、奥地利瓜分。

1794年，俄国和普鲁士军队再次攻入波兰，俄军将已放下武器的2000名波兰军民投入维斯瓦河淹死。1795年，波兰被俄国、普鲁士第三次瓜分，导致波兰政治地图在欧洲消失了100多年。这时再读到那位骄傲的、要在法国皇帝面前骑马渡河的波兰老军官，才能发现在他的眼里，拿破仑不是入侵俄国的小丑，而是波兰伟大的解放者。要知道，在他的大军中，有超过8万试图恢复祖国的波兰人。

拿破仑大军试图侵略俄国是不争的事实。他试图用武力在欧洲推广“自由、平等、博爱”。一方面，像俄国春天冻土的融化一样，19世纪俄国农奴们对自由、平等的觉醒和接受同样是个缓慢的过程，这在托尔斯泰伯爵的庄园内便已经证明。最先警惕的是俄罗斯的统治者。对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叶卡捷琳娜二世咒骂为“法兰西瘟疫”。她派俄国海军到北海去封锁法国，又出资支持普鲁士、奥地利干涉法国革命。另外，拿破仑忘了这套模式已经在西班牙失败过一次（未来许多意识形态先进的国家都热衷于使用这类愚蠢的文明传播方式）。这些具有内心优越感的人总是忘记，民族情感大于意识形态是人类的天性——如果它不被某种体制人为扭曲的话。

拿破仑出征俄国之前曾经在华沙同法国外交官普拉德谈话。后来普拉德在《1812年出使华沙大公国记》中回忆，这位皇帝说：“5年后我将独霸世界；争雄逐鹿只剩下一个俄国，但我要把它扼死。”这话听起来何其耳熟！1796年8月叶卡捷琳娜二世临死前说：“假如我能活到200岁，欧洲就会全部落到俄国脚下。我要建立一个包括6个都城的大帝国，它包括彼得堡、柏林、维也纳、巴黎、君士坦丁堡、阿拉斯特罕。把我的孙子取名为亚历山大吧，我希望他像古希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建立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大俄罗斯帝国。”

由此，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南方发动了对土耳其的战争，夺得了黑海沿岸的大片土地，使俄国船队能顺利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实现了连彼得大帝都没能实现的梦想。她开始殖民高加索，侵入中亚北部的哈萨克草原。到18世纪80年代，俄国完全占领了西伯利亚的北部，获得了丰富的森林和矿产资源。当拿破仑的大军入侵俄国时，俄国刚刚在库图佐夫的指挥下打败了土耳其，割取了比萨拉比亚。

《战争与和平》的时间跨度在1805到1812年。在被作家津津乐道的俄罗斯性格和俄罗斯灵魂中，却很少有人公开站出来质疑自己是掠夺而来、急剧膨胀的土地的主人。艾米塔什博物馆内满是从叶卡捷琳娜女皇开始从欧洲采购的艺术品，克里姆林宫内的武器馆似乎是堆满帝国扩张战利品的展示厅，俄罗斯博物馆内的巨大史诗绘画上，哥萨克正用火枪和大炮在西伯利亚的河流上与手持弓箭和利刃的东方民族交战。

甚至今天站在这样的绘画前也无法不受到某种心灵上的震撼。对于强者的崇拜，对于开拓的敬仰，勇敢的哥萨克和伟大的“俄罗斯”（许多中国人喜欢用这个带有某种情感色彩的词而不是“冷冰冰”的“俄国”）扑面而来，让人忘记许多民族就此沦为奴役对象，很多国家从此永远支离破碎。托尔斯泰否定了武力强者的侵略，然而在有意无意中，他伟大作品的艺术之光却掩盖了俄国不光彩的侵略。

如果回到《战争与和平》写作的时代，那正是俄罗斯帝国最强盛的年代。在瓜分波兰、打败拿破仑赢得欧洲霸权后，俄罗斯通过持续100多年的战争打败土耳其，在1860年征服高加索最后的独立山区，开始争夺小亚细亚，准备拥抱印度洋温暖的海水。托尔斯泰的一生（从1828到1910年）中，沙皇俄国从没有停止对亚洲的征服。

俄法战争后，波兰再次被俄国吞并。托尔斯泰一生追求终极的爱和理想，却不善于理解当下的情感，包括他夫人的（自然他也一定不会关注与他同时代的波兰伟大音乐家肖邦的亡国情感）。在写作《战争与和平》时，托尔斯泰还是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于是当1863年波兰爆发了最大规模的反俄大起义时，正在写作《战争与和平》的托尔斯泰给费特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对于这场战争（俄国最终动用了一半的陆军镇压了波兰起义）的看法：

“波兰问题，你是怎么看的？……糟糕得很！我们……不是有义务从墙上长锈的钉子上拿下刀剑吗？”

虽然布衣粗饭，勤于自省，住在庄园内的托尔斯泰一生没能想清楚俄国人和俄罗斯的出路问题。于是在《战争与和平》中，当安德烈公爵看到那天空那“缓缓地漂浮着灰色的云朵”，当他在“无限高远的天空中的云彩”下重新获得新生时，领悟到的是“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是骗人的”。于是当皮埃尔从南方旅行回来，看望正处于精神危机中的安德烈时，他竭力宣扬“自由、平等、博爱”。安德烈却说：“我过去为名誉活着……为别人生活的结果不是几乎，而是完全毁掉了自己的生活。”“经过奥斯特里茨战役以后……我发誓不在作战部队里服役，将来也不。即使波拿巴打到跟前，打到斯摩棱斯克、威胁喀山，我也不在俄国军队服役。”

人类总是在战争的爱国主义和虚无中左右摇摆。在奥斯特里兹战场上，如果安德烈公爵和读者们能够被告知，他们刚刚结束残酷厮杀的土地既非法兰西也非俄罗斯，而是捷克——如果在当时，那至少也是奥匈帝国的国土，那么安德烈这番对于战争的理解就不会让皮埃尔觉得那么“可怕”。■ 普希金战争与和平俄国沙皇土耳其俄罗斯拿破仑·波拿巴笔下波兰战役高加索俘虏俄法1812年战争托尔斯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