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银中国的取与舍

（文 / 陈斯）

( 瑞士银行中国区主席兼总裁李一 )

10月14日，40名瑞银亚太区员工聚集北京，参加由国际特奥委员会（东亚区）、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与瑞银集团共同主办的区域性公益活动，其间，瑞银中国区主席兼总裁，同时担任瑞银中国公益事务委员主席的李一先生接受了本刊专访。危机中间，瑞银中国区业务依旧保持盈利，但是华尔街出身的李一感同身受，并常常反思——金融危机到底为何发生？一个金融机构肩负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危机之后，金融机构如何成长？

三联生活周刊：金融危机中，瑞银度过了一段艰难时日。这场危机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引发的原因也可以归结出许多。作为金融界资深人士，金融危机给你带来了怎样的思考？

李一：这个我想讲远一点。其实，人类在这个百年对于“人生向何处？人生的使命是什么？”这些命题讨论得很少，而且美国的强势文化——对物质的追求，正在引导这个社会。人们对于人生方向的思考少了，而人性的贪婪又没有制度去约束。1991年，我在华尔街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做交易员，感受最真切。那些资产证券化产品和衍生工具，最初是被发明出来用于分散风险的。但是，后来逐渐发生了变化——人们发觉这些产品在流通过程中能不断产生利润，一个产品被卖到另一家机构后，可能被打散，又被重新组合成新的产品卖出去。但是金融机构、监管机构、评级机构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过程中的风险。创新的本质是为了解决问题，为实业服务，而不应该只是为了利润。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从道德的层面去约束，是否可以避免这些危机？

李一：道德一定不是空的，一定是有发展基础的。要避免危机，从政府来讲，只能去设定一些监管条例；从道德角度讲，只能从个人修养上去提炼。在一个企业中，则要有一个好的企业文化。

三联生活周刊：一个企业怎样才能把道德和社会责任变成企业内化的东西？

李一：让一个企业成为负责任的机构，只能是慢慢构建一种文化，慢慢渗透。比如瑞银有着150年的历史，它绝不是仅靠业务好走到今天的，它一定是有足够多的因素支撑，它操作上的稳健，它特殊的商业模式，它的文化，它的与时俱进，它的创新等。瑞银是一直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的。在组织结构上，有专门的企业社会责任部门，中国区有公益事务委员会。文化不是命令，文化是影响。有时领导层的文化，就是公司的文化，就像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孩子，因此我们的管理层都是身兼多职，同时担任企业社会责任部门的领导。在行动上，我们每年有相关的预算和计划。我们强调和大的公益机构合作互通，强调支持社会弱势群体，同时，鼓励员工全方位参与。我们在汶川捐建了一个学校，明年开始，我们会鼓励员工自发地到那里去当老师、当义工。此外，企业社会责任是多方面的，不单是体现在慈善事务上，我们还强调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就像我们做投行业务，在评估项目时，如果发现是不利于环保的，我们就不会做，这样是给社会进步力量一个支持。如果金融机构不强调社会责任，不能把住法律关和道德关，早晚会出现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瑞银在公益事业上会有多大比例的投入？

李一：即使是在瑞银集团亏损的年度，中国区对公益事业的投入一分钱没少。同时，我们每年的预算还高于前一年。此次我们与国际特奥委员会、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合作就是亚太区的传统项目，每年在亚太区不同的国家举行，今年第一次在中国举办。我们会交流特殊教育以及环保方面的经验，志愿者中有很多我们自己的员工。我们甚至会在培养后备干部时，组织他们做一些特奥项目的咨询，为特奥会提出赞助融资、品牌推广的建议。

三联生活周刊：危机之后，各国都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约束，瑞士银行也面临着保密制度较大的变化，这对你们今后的发展有何影响？

李一：监管的加强带来了一定的业务局限，但是这对大家的影响是一样的，大家都不能做。保密制度的变化对中国客户的影响微乎其微。在中国我们会坚持高端策略。瑞银中国目前的业务有三大块，包括投资银行、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这是我们最强的，会坚决走，至于每块里面的细分，我们每个行业部门都会去研究。做整个价值链的高端，是我们发展的方向，这个队伍已经建立起来了。其中，中国企业的改造升级和中国人的财富增长，又是我们关注的两个最重要的方向。我们的核心思路是一定要用最强之处，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

三联生活周刊：监管的加强是否会限制你们的创新，而创新能力是你们的一大优势，你如何看待监管和创新的关系？

李一：中国的金融环境和国外不同。我们没有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很大的打击，但是我们一定要非常清醒。我们和发达国家的环境不一样，就好比一个在上一年级课，一个在上研究生课，发达国家的金融产品就近万种，我们才有多少产品，而且我们的人民币尚未实现资本项下开放，大家发展的阶段截然不同。按发展速率来说，我们发展很快，但就总体水平来说，我们和国际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应该很聪明地看到，为什么前面发生这么多问题，如何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监管与创新的问题，都是一个度的问题。创新如果不负责任，没有健康的道德环境，没有严谨的法律环境，是带着贪婪去推进的，就是危险的；但是如果监管得太死，创新一定被遏制。现阶段，中国更应该鼓励创新。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3月，瑞银集团CEO郭儒博（Oswald J.Grubel）称，瑞银计划将亚洲财富管理部门的雇员数量增加40%，目前，中国区的情况如何？今年，瑞银亚太区的人事变动频繁，你们是否遇到了人才瓶颈？

李一：投资银行里人员变动是特别正常的。人才问题对于外资银行而言，肯定是天天都要考虑的，这是一个普遍问题。今年，我们是所有外资行最早在高校里开始招聘的。我们已经开始一个计划，每年要在本土招多少人，这些人来了，不是马上开始工作，而是训练他，让他转换不同的工作岗位，让他去纽约、去伦敦。未来两三年，中国区可能需要增加员工200～300人。不过，我们不做零售银行业务，所以看起来绝对数量并不像一些外资银行那么多。

三联生活周刊：次债危机爆发之后，瑞银财富管理业务新增资产呈现净流出趋势，瑞银要如何改变这种趋势？

李一：新增资产净流出趋势目前已经减缓，亚太地区来自超高净值客户以及一些欧洲地区的新增资产已经持续出现净流入。对于中国市场而言，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只要用心去耕耘，一定可以有丰厚的收获。■ 金融瑞银集团瑞银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