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架：照不进现实的“野人”梦想

（文 / 葛维樱 贾子建）

( 经过一夜休整，导游王主权（左）和助手小关带着我们继续向原始森林进发 )

进入无人区

本地的旅行社玻璃窗上印着“野人觅踪游”，真懂行的只有一家户外俱乐部。线路有四五条，依时间和难度而定，专门为探险心极强的“野人迷”准备。“去年来神农架进行户外探索的已经有上万人了。”俱乐部老板对本刊记者说，“不过大多是自己开车沿路走，到哪里漂亮了就停下来，真的针对野人踪迹徒步穿越大山峡谷的也并不多”。神农架面积3525平方公里，已开发的景区很小，景区门票收入去年达到2亿多元，开发也很慢。公路所能到达的面积更是有限，深山里的百姓已经全部搬出来到了镇上，几十年来倒形成了真正的无人区。

29岁的王主权是当地人，也是资深的山中导游。“线路里最艰险需要时间的最少得5天起算，以老君山和阴嵎河为目标的，都据说是有人找到过野人证据的。我有时一进去十几天，山里走这些年，野人是真的没看到过。”我们选择的道路可以算最简单的了，只需要两天，徒步海拔2600～3100米这一段神农架最高地，也是野人考察的核心地带南天门。因为民间考察者张金星多年来基本观测都是在南天门，因此这里也成了很多“野人迷”的圣地。实际上，神农架当地政府并不鼓励这种进入无人区深山的探险，“每年都有没的人，你没了我就赔40万块”。神农架政府宣传部主任罗永斌告诫。准备好帐篷、锅具和粮食，我们还是乐观地出发了。

进入无人区之前经过一个管理处，我们登记了身份证，“不登记丢了不负责”，王主权在本子上写下“考察”二字，工作人员没理会，只用很郑重的眼光打量我：“你穿少了，往年10月已经下雪，现在有了三峡推迟了。”神农架的天气预报在8～20摄氏度，然而在山上的苦寒远非这个科学数字的范畴。跋涉一天到了晚上21点，选择的露营地海拔3000米左右。煤气灶上面点火，下面就和草地冻结在一起，从山脚打的泉水到了山顶已经冻住了瓶嘴。端碗的手指是麻的。看着肥猪肉在小钢锅里咕嘟嘟冒油，单裤单衣的我们，感谢王主权的命令：“明火做饭而不是以干粮充饥。”但“十一”一过就是山林防火季，架火堆绝对禁止。吃完猪油拌夹生米饭的我们迅速钻进帐篷，企图依靠睡袋和帐篷迅速睡去。地面高低不平，只能侧躺在一个浅坑里，膝盖因为着地一直冻得剧痛。虽然穿着衣服，睡袋里的温度还是不足以支持睡眠。睡袋口周围全是呼吸呵出水汽结的冰，用一件衣服把头蒙住倒有点暖，不一会就立即憋闷得要呼吸又得扯开睡袋口。这样反反复复，感冒和恐惧终于发作。睡眠也像一头小兽，好容易看到一点尾巴影，又倏地消失。

太阳出来刚暖暖地睡了一两个小时，跋涉就又开始了。原始森林里首先是满地的箭竹，要很仔细地查看才会发觉，之下隐隐掩藏着一脚宽的人踩过的痕迹。“今年我只来过一次，不过我知道每年还是会有十几拨人往南天门走的。”这些古老植物长得歪七扭八，向前走要接受锋利的叶子和枝干在浑身扫荡。各种叫不出名字的植物扎得满手是刺，脚下更是不知深浅。跌跌撞撞的最好鼓励就是别看远处只看脚下，果然看起来非常遥远的山峰，经过几个山头的翻越和攀爬，六七个小时也就到了。累得受不了就趴在草甸中间的泉水中喝几口，四五只老鹰在头顶盘旋不去，大批候鸟南飞。尽管这一带已经非常原始，但还是找不到野人的任何证据。王主权说：“我进山这些年，整日走这些路线，也只见过疑似的脚印什么的。”使我反倒怀疑，那些所谓脚印、踩断的树枝不会就是我们这样的人留下的吧？倒是在山林里鹿的粪便和野猪拱出的大坑不断提醒我们，所见即所得的想法过于简单了。

( 南天门的窝棚是野人科考大本营，也是“野人迷”们必去的圣地 )

怎么找野人？

南天门的最终目标是一个简易窝棚。神农架当地正在筹建一个关于“野人”的展览中心，不过因为缺乏展品还尚未成形。目前能找到的野人实证相当可怜，人证更是稀缺。除了北京或武汉远在天边各成一派的专家学者，像中科院袁振新也给本刊记者出示了一些他珍藏的疑似野人毛发，就剩下了一个单独的留守神农架多年的张金星。在中科院第一次组织野人科考时就参加了的袁振新说，“张金星那种到处搭窝棚做饭式的科考，根本就难以观测到野人”。不过这个地点还是成了目前最明确的外来者可以看到的“野人”考察大本营。原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野人科考的核心区不在南天门，据说发现了脚印和毛发的板壁岩地区，是以石林为主要地貌的，现在已经成为神农架最主要的景点，拍照的游人众多，车子就停在板壁岩下方。不过野人并没有像尼斯湖水怪那样形成完整的商业产品，旅游商店里几乎见不到以野人为卖点的商品。和景区里那些怪怪的脚模型相比，还是南天门更能激起好奇心。

( 民间考察者张金星在自己的展室里 )

窝棚由箭竹搭建，外表很整齐，只是过于单薄，紧挨岩壁，外来者轻易能把门打开，现在里面已经空了，只能闻出烧火的味道，看到一个帐篷和一些简单灶具，灰尘落满已经许久没人光临了。内在阴暗霉味很重，门口阳光直晒那一条长长的铁丝用来晾晒。只在这样一个漏风漏雨的棚子里等野人，会让观者更加奇怪，一个人怎么在这枯燥的地方长年等待一个简直如幻觉般的“野人”？

不过南天门有意思的地方却是在山后，自窝棚向上攀爬就开始几乎找不到人迹线路。3座巨石耸立其间有深洞，往里探爬几下就全是淤泥又很寒冷。根据第三次科考负责人王善才的说法，主要是在洞穴安装监视设备。从我们来的一路以来都踩着厚厚的苔藓，不过到了这里，山石树木都散发出浓烈的香气，艳丽的蘑菇长在树根上。“很多山洞是相通相连的，有的能走到后山钻出来。”王主权对着一个侧面大冷杉脚下的洞口跃跃欲试，“这个洞我听说就很深，很多人都说就是因为这里住过野人，才有了这个据点。不过其他的动物也可能藏在里面。”缠绕着的枯藤新枝，使我们无法分辨哪里可以踩进去，只觉得五彩斑斓的原始森林本应该这样静谧幽远，人类是应该保持距离的。

“要寻觅野人，其实现在没有特固定的点，比如哪里发现过毛发，哪里发现过脚印，我们顺着去连线，这个有点难。因为一个地区所需要的时间就很长了，比如老君山，我们一般是把粮食、酒、煤气灶都埋在那边的地里，老君山有两个据说发现过野人的地方，想要寻找的驴友自己都会查好地点，不过我带他们还是以安全为主，走一个地方最少要三四天。阴峪河大峡谷是最难走的，虽然是峡谷，却难找饮水源，我们说找野人，可是饥寒交迫也不行。阴峪河峡谷也发现过野人的踪迹，这个发现与否不是我瞎编，现在想探险的事先都会看一些资料书，我见过有的驴友拿着七八十年代印的书，都很旧了，不少人都是按图索骥来的，不能算业余。”

这一次科考宣布的三大探索地就是南天门、红坪和房县。其中房县山区远离神农架主景区，还住着很多老百姓，红坪更是森林公园。房县山区早在1976年中科院第一次考察时就是重点，农户陈天驭因为在2007年捡到3根“野人”毛发，使房县又成了目标地之一。有外地人预料陈天驭肯定“发财了”，其实他就是个普通山民，有时采药去。“我们这谁捡到毛发或者看到脚印都已经说烂了，不稀奇。”大部分故事都是有名有姓的，谁家媳妇，谁家弟弟，看到的时间地点都能说个清楚，这些记录虽然每次都上报给林业局，可是多年来除了偶尔有人上交了毛发或疑似的骨头，得到政府几百元的奖励外，也没有真的指望野人发财。陈天驭告诉本刊记者：“我们这不是周老虎，你弄个假照片都能得钱，我们有时候骂孩子，说你能你上山逮野人去啊！专家都说了没有，我们老说有，现在说有没有，问题是我说有那我逮一个去，又逮不着。多少科学家憋了几十年也没逮着，我也觉得生气又失望了，所以也就不太当回事了。我捡着毛发给别人看，大家也就都说有，信我还是信，不过我捡的那个送去武汉鉴定，又说是猴子毛，猴子毛哪会那么粗那么长？”

张野人的16年

没有野人可看，只好看张金星。他的外号“张野人”就写在展室门口。张金星坐在自己的展室里，一有人在门口就赶紧招呼：“进来参观啊，看看我的发现，十几年野人考察……”他的大浓胡子和长头发黑白掺杂，常年穿着个迷彩背心。作为野人迷的唯一仅存代表，他鄙视那些号称钻研野人却不肯常年在山里考察的“伪粉丝”。“我所谓的考察是有始有终，我看到太多人都只是开始，我却坚持了16年，而且完全是自费的，没拿政府或哪个单位的钱，到现在也没结束。”进门的两拨客人一拨来自河南，一拨来自安徽，还真有知道他的：“你很厉害！”不过张金星急于推荐他的书，这是他目前唯一的收入来源，其他的只能靠朋友资助。“看看我十几年的科考日记，在北京开过发布会。”那张发布会的图片被放大了整整一面墙，就是最拿得出手的招牌了。

展室位于神农架木鱼镇一个尚未开发好的类似游客商业小广场的地方，门外是“免费参观”的牌子。“朋友免费借给我的。”张金星说。偌大一间展室里都是一些图片，有野人脚印毛发的，也有介绍国外大脚怪的，还有很多纯属风光，不过最显眼的是他和几位中央领导人的合影，大多摄于2004年左右。“来神农架的领导多，只要想听考察故事的都得叫上我。”不过他也不敢高调放大，“连我的书里也不敢有，我知道这是不允许的”。不过这些合影一定程度上还是构成了说服力，游客们多有佩服之论。可是当他开始推销自己的书时，大部分人都只是礼貌地微笑着离开。

在1994年39岁时，张金星因为神农架第二次启动大规模的“野人”科考自发来到。“我过去在山西榆次一个建筑单位的工会里工作，1984年开始就喜欢到处去玩。和余纯顺等很多早期的探险家都一起走过不少地方。本来1993年我是打算好了去北极的，结果国家成立了北极科考队，就没我什么事了。”作为一个纯编外人员，他以丰富的野外经验担任了1994年中科院那次科考小队的队长。这面旗子至今保留在南天门，这是多年里他得到的唯一一个正式的名号，也因此结识了很多行业内的专家学者。张金星说自己探险纯粹是出于“对自然的爱”，“总想干点别人没干过的事”。他说年轻时也不在意自己的个人身份，“后来发现，只要国家政府一干，我就干不成了”。神农架1994年据说有3名游客目击野人，使张金星决定来此“大干一场”。

此后张金星成了长年住在山里的人，他的主要工作确实是到处搭窝棚、做饭、写日记，没有更精准更严密的做法。“每年有10个月在山里待着，一开始是和中科院的人，他们没几个月就撤了，那些记者什么的熙熙攘攘连4个月都不到，说是长期观测，其实就我一个还在山里了。”现在问他野人“有还是没有？”他总结了个很聪明的答案：“不应该问我，也不应该听专家的，应该去问神农架。”他问神农架的方式就是每个山头垭口地到处蹲点，做笔记，多年的笔记里大多是关于饥寒交迫、伤痛病折磨和山里苦日子的描述。看到可疑粪便、脚印的记录不多，多的是他羡慕和渴望人的正常生活，以及用爱国主义、天人感应等各种精神自我激励的记录，以及某日某偶遇的客人听了自己的介绍和故事，合资赞助几十元。几乎每天日记都要在最后祈祷快见到野人。看着他的日记，再看他穿烂的摆了一地的解放鞋，他最爱说的关于对野人的论述都是：“我梦见……”

2004年是张金星的分水岭。虽然他受到很多领导人接见，却没有实在地解决基本问题。此后他觉得谁都是“冲着我的野人来的”，“还什么都不给我”。“我在那之前还是觉得，所有东西都是大家的，我的发现别人一瓶二锅头、一盘花生米我就都说了。后来我发现科学家们都没有真来搞野人的了，我说的话到了他们那，不过遭到一顿驳斥和反对而已。”那年的导火索是他和一位旅居澳大利亚的华人结婚，“她被遣送出境了，说她身份可疑”。张金星在神农架有过几次婚姻最后都失败了，“她们在能力上、经济上和人脉关系上都比我强，我想依靠她们，却不行。我最近一次离婚是今年6月，她说等我真有了自己的地盘了，野人研究中心，她再回来”。不过他也对外人说过，“女人只是图我的东西，那些野人的资料”。张金星多次和政府、科研单位、学校要求有个“身份”，“可他们只愿意说我是个了不起的发现者，这些年做了很多发现工作”。

虽然是“张野人”，现在说起话来已显偏执，很多说法都无根据。他的资料、发现也不再公布，还怀疑政府拿走他的资料。他的前妻试图和政府谈价格，罗永斌自己也有3根在面巾纸里夹着的“野人毛”，夹在他笔记本后面的塑料皮里。两根金黄，一根黑色，都比一般人的头发粗一倍，且有三四十厘米长。“这个民间很多。”罗永斌说，“谁还会想用这个来换取价值？张金星却有这个想法。”但这也被政府拒绝。“成大事者必然是独自一人的，可是我自己又被说是没有资格和政府合作。虽然我有毛发、骨头等很多年的积累和发现，可是真正核心的东西我不会拿出来了。”到底是什么？张金星又说起了聪明话：“你想想如果政府不觉得我有什么，怎么会又想找我，又不愿给我个正式的名分呢？”

科考：逐渐被放弃的“野人”

罗永斌认识张金星十几年还是觉得“他太极端”，无论专家或官员，给出“有或没有”的确切答案的少，大多数都在拿捏这个事情的分寸。1924年以来当地县志及明确记录的目击“野人”的有360多人，110多次。至于从屈原开始的《山鬼》到李时珍《本草纲目》再到当地的《房志稿》等县志，都有“大人”、“多毛人”之类的记载。“野人”虽然连名称都很有争议，但一些形状细节尤其是喜欢“大笑”之类的说法，也确实有些比较久远的文字依据。这个数字在七八十年代第一次国家组织大型考察时最多，当时的科考权威袁振新说：“中科院组织的国家级野人考察始于1976年，但是在1975年，就已经有农民目击野人的事情被上报到了中科院。”

一个叫殷洪发的农民上山割藤条时，在一个山洞里遇到了野人，两人还打了一架，“据殷洪发形容，他1.7米的个子只到野人的胸部”。“湖北省接到消息后，就派省博物馆王善才到北京来汇报情况。动物所对王善才的汇报并不感兴趣，但是仍然派当时哺乳动物权威汪松到殷洪发遭遇野人的山洞去考察，而汪松对从洞中取回的动物毛发进行化验后，得出的结论是鬣羚”，认为“殷洪发做了一个梦”。此后就是流传最广的6名干部开车遇到野人的说法。他们有文化，引起了中科院的重视。

这样有了1976年对于村妇“野人蹭痒”说法的采信和第一次收集到毛发。“当时做了电镜下的印痕、切片显微分析、蛋白质成分分析、化学元素的中子活化分析等多种试验，和大猩猩等都不像，和人比较像。”1976年第一支队伍由34人组成，“这些人放到神农架就是大海捞针”。北京动物园还帮忙从大凉山找来6条猎捕大熊猫的猎狗，“因为神农架当地的猎狗都怕野人，看见大脚印扭头就往回跑”。袁振新一直是坚定的支持派，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逝世收队，他说在很关键的时候差点看见野人和熊打架。“不过后来这个最初由中央‘文革’小组交代、姚文元插手的科考项目越来越敏感，部队也插进来的时候就更麻烦了。”

1994年袁振兴等专家参加的第二次大规模野考也一样草草收场，不过深圳某公司和神农架林区推出了野人考察旅游，悬巨奖以奖励捕获野人及拍得野人照片和其他实物者，开了“野人”商用的先河。很多民间、学术单位或小团体组织的野人考察，都以马戏团的方式，拿着各种图片到处巡展筹集资金。当地还出现不少“卖野人毛”“卖野人骨头”之类的生意，“野人”变得更加世俗和滑稽了。到1999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以会议论文的方式下了判断：“神农架不存在野人。”几年时间里“野人”就消耗掉了外界的关注和热情。

在中科院以外考察野人的单位、个人林林总总难以计数，各有各的说法。某专家说，野人存在概率是“5%”。张金星倒有趣：“我更保守，我看是万分之十三，计算方法保密。”本刊记者问：“难道你是1万次考察，发现了13次野人踪迹？”张金星愣了一下：“对的。”这次科考的发起人王善才的口号是“扬我国威”。他从1975年左右就一直致力于寻找野人，曾经带着最早证词到中科院被打了回票，“一直有点意难平”。中科院的老专家们感叹。在野人招牌难以形成吸引力的当下，王善才2009年成立了湖北省野人考察研究会，100多人的会员名单里很多是“野战军”，但也有基层政府官员和企业、记者等等。“前期目标资金1000万元。”但协会的后期项目更有意思——比如“探险影视片”、“出版书籍”、“打造尼斯湖怪一样的基地”、“博物馆”，还有更多已经在进行中的“野人科考探险游”。■ 梦想南天门照不进中国神农架王善才神农架张金星神农架野人现实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