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2001

（文 / 蔡伟）

( 蔡伟 在三联生活周刊的日子: 2001~至今 )

“你有过这种感觉没有，就是你吃不准自己是醒着还是在做梦。”

《黑客帝国》这句台词让我产生一种微微震颤的共鸣。昨天凌晨我就做了这样一个梦。主编朱伟和邢海洋正陪着另一个同事在看房。我们身处一个不知何处的海边城市，我们的编辑部就在那里。事实并非如此，可梦里却理所当然。朱伟和邢海洋淡淡地劝他不要离开这里。醒来后，我依稀记得是丁伟，一个曾经的同事，待的时间很短，我们只有一面之缘。在梦里我走上前问他：“你为什么要走？你要去哪里？你想做什么？”他露出微笑：“成都。”“那里有什么？”“有一个单位给我一套房子，我要去那里。”“是正式职工吗？”我问。他说：“是。”

晨光从窗帘的缝隙中慢慢照亮屋子，醒来发现，我还在北京。窗外依旧昏黄混沌，一如人生。

今天是2010年10月10日，很多人赶在这天结婚，或许也有人在这一天离婚。手机短信接连响起，传达股票行情，发送购房信息。有人要来看我，有人离我而去。9年前秋天的那个早晨，我醒在另一间屋子里。那房间和现在差不多大小，比现在更温暖。我不记得那天我做了什么梦，不过回忆起来，那一天本身就像梦一样，比梦更真实，它改变了我和这本杂志的轨迹。

那天我起床出门后已经是9点半，骑车到安贞大厦的编辑部只要半小时。刚走出家门，在凉飕飕的楼道里就听到说，美国的大楼被飞机撞了。要打仗了！

( 金焱 2000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社会部工作，偏重报道社会重大案件。代表作有《公安局长、公诉人独家披露——对手张君》、《湖北体彩探案》、《必须保卫少女》、《王雪冰事件》、《留俄学生遭遇莫斯科大火》等。 )

真简直是天方夜谭！2001年的夏天，我刚刚办完复员手续，存款只有7000元，外加2万多元各项遣散杂费。5年的海军生活，我的工作包括训练新兵，翻译机电手册，参与维修舰炮和导弹发射架，给非洲兄弟进行培训，给同事发福利蔬菜和袋装面。我熟知各国海军舰艇相控阵雷达发展趋势，潜心研究美军由海向陆作战概念，热衷探讨核潜艇、小核潜艇和AIP潜艇哪个更适合中国。虽然到三联实习是个偶然，我对新闻毫无今天这般关注，但跟我说有飞机把美国撞了，战争即将爆发，这可是在耸人听闻。

如果不是我当时按时上班的习惯，我在新闻上的迟钝会轻易让我错过这个时刻。那时我的军事专著刚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但对于新闻写作基本算是一无所知。我和新闻业此前唯一的渊源，是一度在大学毕业后报考新华社摄影记者（未遂）。投身海军后便狂热爱上本行，一心驾驶战舰，驰骋大洋。当此愿未了，便埋头技术，转而著书立说。满脑子是洞悉战争的迷雾，探讨的是20年后的战争。过去10年，我经历了美国攻打伊拉克，空袭南斯拉夫大使馆，刚刚又在南海发生撞机事件，突然间美国大楼被飞机撞了。我家没有电脑更没网络，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前往编辑部。

( 雷静 2001年9月进入《三联生活周刊》社会部工作，次年2月离开。在周刊短暂的时间里自觉“稿件不多，收获不小”参与了关于“9·11”事件的《星条旗落下》的封面故事操作，其他封面故事还有《亚洲的性与艾滋》、《中国反恐怖》、《必须保卫少女》、《“10·8”偷渡案》的报道。)

2001年8月中到三联上班后，我在复式办公室一层的小图书室翻阅了过去全部合订本，目的很简单——怎么才能发稿。这本杂志和部队小图书室内所有订阅的杂志都非常不一样，它用我不熟悉的叙述方式来报道此前我不关心的社会现象。但从海军到三联的转变，绝非简单从军队转到一个文化单位。原因很简单，朱伟不在意你几点来上班，不在乎女记者剃光头男记者戴耳环，他在意的是你稿件的信息量和叙述方式——在2001年，这两个词和Google一样，对从未正经上网过的我都是陌生的。每一个前来实习的记者从一开始将接受信息“原教旨主义”的强化。观点在这里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采访，核心人物，文章的价值取决于信息量的新鲜度和密度。每个记者完善了采访的技巧后——如果他能够在这里生存下去的话——将继续锤炼自己的叙述方式以形成个人风格。

2001年9月11日是星期二，本是编辑部选题会的时候。这一天，杂志已经截稿，一部分应该已经送往印厂。当时还是实习记者的我自然并不知道。我只知道周刊编辑部在安贞大厦27层，朝北的1号和2号两套复式公寓。国际部的办公室在右侧那套的二层，窗户正对着北三环路。这天我赶到编辑部时，上午的办公室一层一片忙乱，每个人兴奋莫名又格外紧张。我和几个人打听了一下情况，在狭窄的实木铺就的楼梯上碰到主编朱伟，他刚从楼梯上走下几级，又停住，扭过头说：“我需要思想，思想！”

( 李三 1988年毕业于西安外语学院，后赴德留学。先后在多个德国金融公司学习工作。2000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工作，负责对奥迪、宝马、空客等全球知名公司的报道，不但多次专访这些公司的高管，还总能够深入到生产一线实地采访。 )

从地理上判断，楼上的不是舒可文就是苗炜。迄今为止，我未尝看到过朱伟对信息量的追求有丝毫减损，但我依旧记得他当时对“思想”的迫切需求。

今日回顾，他所需要的思想可能不仅在于所谓视角，更多需要对信息的把握和提炼。这信息又不仅只着眼于当下的事件，更应该涵盖事件的始末。在《三联生活周刊》，没有人鼓励《光荣与梦想》这样的叙述方式，但你最后内心要有“光荣与梦想”。此后数年我在美国《时代》周刊末页看到一个栏目，通常是一位专栏作家经由某一历史的回顾，来解析当下的新闻事件。在“9·11”事件爆发后，在一个完全缺乏现场报道和核心信息的重大事件当口，编辑部便采用了这种操作方式。

同事告诉我，主编决定临时换封面。

显然，所有人正是为此在忙碌。我刚刚进入这个媒体不足3周，就经历了它历史上第一次临时改换封面。回顾周刊9年来的历程后我发现，2001年9月11日这天编辑部在短短一天内制作出来的封面故事《星条旗落下》，以及随后的一期《丧钟为谁而鸣》，深刻地影响到此后周刊发展进程中的许多重要阶段和步骤。

第一个改变，就是在周刊重大选题上开始不惜页码，在内容上求“重”的同时，走向“厚”的道路。

2001年至今虽然日益加厚，但周刊内容主要还是由时效新闻和常规栏目组成。前者主要包括封面故事（此后增加了特别报道）和社会、经济、文化新闻报道。在2001年，周刊的印张不过几十页，一篇封面故事通常由一名主笔或记者完成，内容通常为10个页码左右。“9·11”特辑编辑时虽然时间仓促，但朱伟还是决定剔除前半本主要文章，将封面故事增加到了30多页。这使所有记者将承受极大的发稿压力。

表达完对“思想”的诉求，他低头看见在楼梯下等着的我——刚来两周半、未经任何科班和业余新闻训练、从未发过稿的27岁前退伍军人实习记者。“正好，你来了。下午两点之前，你写一篇稿子出来。”他不容置疑地说。

《黑客帝国》里基努·里维斯说，我需要枪，更多的枪。战争需要的是火力。在“9·11”事件这个中国新闻界当时最大的一次信息竞争中，谁能够赢得话语权，谁就占领了制高点。这需要更迅速、更独家深入的信息。打开编辑部跟吸尘器一样嗡嗡作响的毒龙组装机，15英寸的CRT显示器上，新浪网整个页面的标题都是红色。朱伟向我要的题目似乎是对美国航空母舰动态的分析，这是当期唯一的一篇军事报道。我缓了缓神，看了看手表。那是2001年9月11日上午10点半左右，我还有3个半小时，我的任务是，提供1800字。

对于一个之前封面常态只有10页的周刊，在一天内要做出3倍容量的封面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此后无数次证明，周刊的同事总能够在最后一刻完成任务。我们当时甚至用了一个网络作者公子小赖的文章做了主文，印象深刻的是，他用了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名著《他人的血》为题目，这正好表达了朱伟当期想要表达的主旨：在人道的灾难面前，暂时放弃政见上的不同，以人类共同的情感来表达对这场灾难的悲悯并进行反思。

2001年的《三联生活周刊》刚刚改成周刊，页面不多，广告更少。每次选题会，主编多会提到本期的广告有多少。我依稀记得，2001年时每期的广告也就十来页。杂志的印张和每期印量都将影响成本。我如期交稿，此时听见朱伟在下达另一个命令：加印。

此后周刊在许多重要选题，比如攻打伊拉克、抗战系列、西藏系列、毛泽东地理、汶川地震等众多重要策划中都要超出常规加印。而且经常看到朱伟因发行部不敢加印而拍桌子大发雷霆。但第一次大量加印，是从这一期开始。

当时周刊印量不过3万册左右，我依稀记得，朱伟当时一下子就要求加印到5万册。当时杂志的定价是5元一本，这个决定可以说是要冒很大的风险。

我记得《黑客帝国》里那句台词：我知道你们害怕，你们害怕我们；你们害怕改变。编辑部记者发牢骚时，总说朱伟就是这样一个天秤座的男人，他的思想像水银一样好动，他害怕被时代抛弃胜过害怕衰老。他崇尚激情和力量，公开宣称人类的本性就是喜新厌旧。

编辑部所有的记者无不害怕却又不得不习惯于他的不断改变。此后9年间，周刊多次面临类似抉择：选择哪一个封面选题？选择什么样的操作方式？我印象深刻的是次年4月，在选择做王小波的封面还是做英语学习机时，朱伟民主地让大家投票。多数人选择了做英语学习机。但他最后力排众议，坚决做王小波。结果，那一期封面成为当年销量第一。在此后2005年抗战系列报道，及此后的汶川大地震中，他都做出了类似的坚决加印的决断。而在2001年，作为一个努力在观察的实习记者，我当时并不知道加印的结果。但此后编辑部公开的数据显示，正是“9·11”系列报道，给《三联生活周刊》当年的发行量带来了第一次大规模增长。

《星条旗落下》的成功操作带来另一个成功经验，那就是让此前相对固定的封面故事变成一个容量极为弹性的栏目。周刊的封面在此后一年内延续了《打击阿富汗》、《中国反恐怖》这类重大国际时事报道，也独家做了《贪官李纪周》、《李真：秘书的权力》、《王雪冰事件》这类深度调查，也不乏《王小波和自由分子们》、《故宫百年大修》、《上海的身体语言》这类既叫好又叫座的文化报道。随着杂志厚化，封面开始扩容。在2005、2006年两个大的系列专辑，以及许多特刊中，封面专题的篇幅开始超过50页。而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特辑中，朱伟在《三联生活周刊》历史上，第一次将120多页内容整本打通。周刊有这样的气魄，我想信心之始，正是从2001年开始。

回到当年，我的文章在3个半小时内如期写完。那种压力和后来相比，回头看已算不得什么。不过发了那短短一页文章之后，我的名字立刻出现在版权页上，成为周刊当时转正最快的实习记者。此后一个月内，我参与做《攻打阿富汗》的封面。在那期封面发稿后的周一上午，我来到办公室，听到楼梯响起，朱伟走上楼来，看着旁人说，蔡伟刚来就做封面了。对于我个人，说“9·11”的机遇和朱伟敢于用人让我留在三联并不过分。看着今天编辑部内实习的新闻系研究生和海归毕业生，我想如果不是“9·11”，我的人生将会是另一个轨迹。

“9·11”报道给周刊带来的不仅是发行量的提升，更重要的，在于品牌影响力提升和刊物形象定位改变之始。

2001年之前的《三联生活周刊》更多是一个被小众关注的杂志。虽然走的是新闻周刊的道路，但在多数读者心中却是一本文化生活类刊物。在《星条旗落下》和《丧钟为谁而鸣》两期封面中，刊头“三联”二字都巧合地被图片所掩盖，凸现的是“生活周刊”四个大字。长期以来，朱伟多次以《时代》、《明镜》和《生活》这类国际大刊为目标，强调《三联生活周刊》需要的是两类文章：一种关注时代进程中的大事，是每周宴席中的“硬菜”；一种寻求好看和趣味，这是周刊传统中带有鲜明特色的小品。“9·11”之前的读者或许更熟悉周刊后一种传统，但“9·11”之后，《三联生活周刊》在读者心目中初步完成了从一个小众的生活刊物走向一个记录时代历史大刊的第一步。

2002年4月的《釜山空难》一期其实值得一提。那一期是周刊历史上第一次派记者出国采访。今天周刊记者已经是频繁在国内外飞来飞去，其实在“9·11”之后一个月美军打击阿富汗时，周刊就曾经设想过派人前往阿富汗采访，但因为种种条件不具备而作罢。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军远东司令麦克阿瑟从东京乘坐专机抵达朝鲜半岛时，随机就有数名美国新闻记者。他们不仅随麦克阿瑟在汉江目睹南朝鲜汉城大撤退，还随麦克阿瑟飞临中朝边境上空，直接参与到长津湖等一系列战役的最前线进行报道。但直到今天，中国绝大多数新闻记者，尤其是《三联生活周刊》这样的媒体尚不具备这个条件。

2001年“9·11”事件爆发时，周刊还没有能力获取第一手的信息，这倒激发了编辑部在此后多次组织记者出国采访，形成《普吉岛海啸》、《斯大林格勒60周年》、《希腊：城邦里的智者生活》等多个反响不错的封面故事。但对“9·11”这类大规模国际突发事件的现场报道，资源的缺乏依旧存在。

2001年，对于突发事件时效性和快速信息的消费，网站赢得了绝对胜利。卡帕说，好的照片就是要再走近一点，但好的新闻、好的报道或许不全是如此。“9·11”后，几乎所有的网站和报纸都在提供各种事件的细节、事件的猜测。我记得当时为了获取门户网站还没有知道的信息，编辑部记者在网上钻入到国外各类网站以寻求“干货”。有读者此后回忆，那时“所有人都在做社会新闻，在骇人听闻中道听途说，陷入悲悯，狂喜”、“人群迅速分裂，在各大论坛展开论战”。此时信息的碎片和简单的人道主义反思已经无法支持思想的荒芜和迷茫。

“9·11”是媒体信息爆炸的开端，也向敏锐的新闻人昭示，细节并不只是新闻的唯一价值所在。我们也需要深厚、有映射性的历史投影，带领我们穿越时光的迷雾，来解读一场灾难。

记得《星条旗落下》中有一篇不长的文章，《一条细线已经出现在纽约上空》。这种以文化和历史的视角解读突发或重大历史事件的方式，可以说是此后周刊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操作方式的源头。从此后的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系列报道到《朝鲜战争60年》，从《毛泽东地理》到《走向共和》，从《中国》到《人民》，编辑部开始通过大量的档案和材料，通过对历史的对比和反思来梳理当下重大事件的历史脉络。

这种操作方式此后有了继续的发展。从2005年开始，周刊做了“纪念抗战60周年”系列报道。当时新闻界还认为，新闻必须是现实新闻。但朱伟决定通过对重大历史事件的重新报道，形成新的主流话题。这个系列一共做了5本，每个封面专题最长的做到了100页，最短的也做了60页。封面专题此时完全变成了畅销书式的操作。此前的读者只知道泛泛的历史，而从未知晓历史有如此多细节。朱伟决定通过一些新的叙述方式，比如，对历史中某一天的还原，来重写历史的断面。这种方式突破了原来的新闻概念，使得周刊在叙述形式和信息容量上令读者有了全新的体验。我从头到尾参与了这个系列，朱伟对我的要求是，希望我完成相对宏观、充满激情的一个叙述，并将它贯穿为抗战历史的一个完整的过程。

发行量的上升、向新闻类大刊迈进、对重大题材的成功操作经验都是“9·11”事件报道的直接成果。但在2001年，《三联生活周刊》赢得的最大胜利或许是隐性的，那就是让读者每有重大事件发生时，就开始期待三联的声音。

在朱伟看来，媒体最终的竞争是争夺话语权，而争夺话语权的核心手段，便是影响高端人群。我记得在“9·11”后的几个月，我采访一位500强公司的经理人，她很佩服地说，我看过你们的“9·11”报道，采访因此也非常顺利。事后她要我向朱伟转达一个请求，能否向他们一干经理人圈子做一个演讲。去的时候是一个大风天，主编和我开着一辆白色老捷达从安贞大厦前往京城大厦。在那座图腾柱一样的大楼下，朱伟曾很自信地说：“给我10年时间，我也有这样一栋大楼。”我不知道主编是否还记得这句话。9年中，编辑部离开安贞大厦暂居美术馆二楼4年，到2007年前往三元桥目前新址。虽然没有京城大厦那样的气魄，但周刊已经拥有了3个整层、宽大气派的办公空间。此时我则还住在京城大厦楼下的小屋内，流连在半梦半醒之间。

我记得《黑客帝国》里的那句台词：没有使命，人类就不会存在，是使命创造了我们，但使命联系着我们、牵连着我们、指引着我们、推动着我们、约束了我们。在编辑部，从没有人奢谈使命感。大家谈股票，谈房子，谈人生选择，谈婚姻儿女。9年间，我的老同事们离去，新同事们进来。但无论现在还是离去的人，都未曾在那一个个轮回的发稿周期敢有所懈怠。我不知道我为何做这样一个令人焦虑又世俗的梦，他或许是投射了我平时从未在意、内心却从未放下的许多俗念。2001年的“9·11”改变的不仅是《三联生活周刊》本身，也包括我自己的生活。问题不在于能坚持多久，一旦你选择这条道路，这种焦虑将注定伴随一个记者的一生，甚至潜入他们的梦。■ 2001朱伟改变三联生活周刊封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