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长的旅程

（文 / 王恺）

( 王恺 在三联生活周刊的日子: 2005～至今 )

李大人

每天上三联书店那个灰暗的类似夹层的办公室的时候，都会在楼下那家著名的陕西面馆买个肉夹馍，热气腾腾的贫民食品，惶恐而饥饿地吞咽进去，典型的以食物缓解焦虑。那是2005年春节后几天，刚到三联，就像黑户，就愿意自己被人看不见，能够躲藏在角落里偷偷待着。另一方面，又有点虚荣，有点浑不吝，急于能做点什么，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办公室狭窄而昏沉，如果不开灯，白天也那么无精打采。一格格的小隔断如身份界定，新来者坐在边缘地带，和李鸿谷领导下的金童玉女们距离别提多远了，当然是心理距离。终日听他们在那边隔断里欢声笑语，越发产生融入集体之心，可就是融不进去。年纪大了，做不出拿个笔记本在朱文轶同学身边做虚心求教的样子——他是那时候的三联金童，随口一说什么都能成金。一有什么难题，新人就围拢，小朱老师一边谦虚着，一边讲解着。

没想到后来和他那么熟悉。2008年，我们在小岗村采访的时候，住在农民严鸿昌家，几人睡在类似大通铺的农民家二楼，因为不知道要写什么，每天晚上和李鸿谷在那里装腔作势地讨论，此时间，小朱同学往往像当年崇拜他的我们一样，掏出小本来记录。包括后来下农田，他也不忘记在拖拉机头掏出小本，密密麻麻写字，随时随地记录，他的掏小本形象深入我心，成为日后笑闹的永恒动因。

2005年，只能在这边的小隔断里苦挨了下去，其实和幼儿园的孩子一样，新同学来了，总是怯生生在集体边上徘徊，渴望被收纳，就这样开始了三联时光。

( 程义峰 2004到2006年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偏重社会热点新闻报道。代表作《马加爵的三重世界：一个贫困生的极端生活方式 》、《辽源大火与被它考验的人们》、《警贼同盟与火车站的谋利空间》、《台湾头号悍匪的末路江湖》。现在新华社工作。 )

隔着5年的时间距离，数不清的乡村和城市的空间距离，我回到那个昏昏的画面里，对躲藏在角落里的自己说，别这么矫情。

“李大人”来布置任务了，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他有这个外号，我恭敬地称之为李老师，然而被他嘲笑不止一次，往往弄得我张口结舌。李大人有上天入海的求真精神，对一切被崇拜者、体制、权威皆予以怀疑，对我们所受的教育包括教育体系尤其怀疑。后来才明白，这种怀疑论，是周刊社会部必不可少的做新闻的基础，如此这般，才能破成见而求真相。

( 尚进 2002年底入职至今，热衷一切新兴前沿，这些新兴前沿的技术或商业新潮大多以特别报道的栏目在周刊呈现，与此有关的封面故事如《最佳产品与设计》、《名牌时代的时尚逃兵》、《联想全球化的攻守之道——柳传志、杨元庆的形与势》等都有他的参写。 )

他对我这个没怎么做过新闻的人则予以关心的怀疑，先是对我的基本采访能力予以不信任。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在我来面试的时候，反复问我，比如说，你现在要做一个空难采访，你告诉我，怎么去那个城市？怎么去找你的采访对象？我糊涂中回答，不就是坐飞机先到那个城市吗？然后坐出租车去找采访对象啊。陪在一边面试的李菁和吴琪欲笑不便，欲走不能。

到三联5年了，感谢苍天，基本上没怎么发生过空难。2010年何其不幸，先是4月份的波兰总统坠机，9月又是伊春空难，一年内做了两个空难的采访，我果然兑现了自己进三联的那句傻话，先是坐飞机去那个城市，然后坐出租车去找人——其实又有哪个采访，不是按照这种形式在进行呢？

在荒凉的城市里，在陌生的环境中，我都会短路地想到当年那个面试。

不过当年，只有这种采访能力，他简直不屑于再追问。不知道怎么我糊里糊涂被招了进来。后来对我的怀疑转了方向，是针对我的大学教育的，总是问我，你说哪个历史学家比较好？你们学院派的体系里面，哪本历史著作值得推荐？现在中国最好的历史学家是谁？你写新闻不要写成论文好不好？

可怜我仅仅一个小硕士，哪里就成为学院派的代表了？后来发现这是李大人的思维方式，他见过太多僵硬的学术论文和高校师生，妄想一二三把事情说清楚的学术论文套路，在三联基本没出路，他着力改变的是我僵硬的套路。

“我们能把事情说清楚吗？”在那个小会议室里，李鸿谷像哲学家一样提出了这个命题。讨论的是抗战。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周刊要做若干期，本年度最大专题。身为新人没有任何资格发言的我被叫去参与，原来是李鸿谷想叫我发挥历史系查资料的特长，去看老报纸，从1931到1945年，故纸堆里的细节，也是最真实的细节，从无数碎片的历史中找出真正的抗日战争。

“究竟什么问题才是真实的抗战问题？”李鸿谷由哲学家摇身一变成为历史学家，我本来幻想发挥读了几年二战史的特长，告诉他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新方向指向哪里。可是李姓历史学家哪里关心这些，他告诉我，他对研究成果没兴趣，关心的是，如何能够用我们获取的各种资料——报纸的、学者的、历史传记的——去建立一个新的历史阐述体系。

“能传播的体系。”神奇的小黑板，后人无数传说中的小黑板那时候还在会议室，侃侃而谈的李姓历史学家站在跟前，七画八画之中，一个路线图出现，条条路径，引向了最终的叙述方式，以天为载体，一天中，几点几分发生了什么，此事件参与者是谁，事件背景如何，6天构成一个宏大主题，每期主题被逐渐引带出来。

恍如史景迁来到现场，黄仁宇亲自出马。所有的细节、故事和鲜活的口述，都可以通过“那一天”有了一个好的集合。那一瞬间，我想李大人是很满足的。

现在已经完全没印象这仅仅是我幻想的画面还是真实存在过，李大人的历史学家的姿态倒是一直保留下来，周刊日后多次做历史题材，一次比一次艰难，很大程度就是因为李鸿谷自己的不满足，总要突破前面的框架。可是，哪里能找到那么多框架呢？于是，大家不得不每每陪他做沉思状，想着能有什么新的突破。而在李大人百般为难自己的同时，常是主编喝住了他的胡思乱想，在诸多办法中找到了一个最可行最漂亮的办法，陪在一边的我们，在心里就偷着舒了口气。

漫长的抗战

鉴于我第一篇稿件就被主编退回重写的开端，李鸿谷不得不对我展开外松内紧的控制方法，查老报纸、复印老报纸，只是粗活，更重要的活，还是写作和叙述的细活。可是他大概没有想到，粗活和细活，我都不合格。

去国图查老报纸的胶卷，茫然不知道什么是想要的，第一期做1931年的东北抗战，我把《顺天时报》乱翻一遍，上至张作霖家族如何规划沈阳，下至当年的沈阳城的妇女衣着，全部复印回来。李大人恨铁不成钢，因为那些细碎的历史资料里，既没有指向，也没有多少价值，我满足的只是自己不求甚解的好奇心，还振振有辞地告诉他：“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现在人重构历史，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好奇心去重构的。

他倒是也没有痛斥我，只是告诉我，我们之所以翻检老报纸，是希望寻找到多方材料，能够丰满我们以往单薄的历史叙述。他也没有更深地鄙视我，可说句老实话，我哪有资格重构抗战历史。

折腾几回后，貌似找了几条路径：亲历者的采访，旧报纸，社科院历史所书库里的资料集，当事人的回忆录，几方面结合，顿时丰满。我还记得，在写淞沪抗战的时候，那本落满尘土的历史所汇编的抗战资料集给我的满足感，感觉自己回到了战场，俯瞰着悲惨大地。战场的地点，双方的进退路线，看资料，结合战地地图，居然能被自己摸索明白。而另一方面，战火纷飞的上海因为其特殊性，租界里舞厅的舞女在搞跳舞救国，捐款给前线，历史复杂而有趣。

老报纸上的新闻记者写的报道很有画面感，苏州河边住宅十室九空，几只波斯猫被主人抛弃，饿得在垃圾筒里找食，第二天再去看的时候，两只大白猫的尸体躺在地面。“众生自在劫难中。”看到这种句子，才明白，自己以往大学课本上的抗战叙述，是多么的干枯和没有可传播性。

我从没有做历史学者的梦想，不过在那些埋头在资料室的时间里，还是常常产生幻想：硬生生地花时间，在这里埋头做学问，重新写几本历史书也不错呢。

那几只大白猫的画面，常使我想起历史学家吉本写《罗马帝国衰亡史》时的故事。看到罗马的历史废墟上几位修道士的身影，让他产生了冲动，结果花了若干年时间去研究罗马帝国的历史。我没有把自己妄想成吉本的能力，只是，周刊虽然只做了初步的历史重叙工作，但是确实使若干人，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都有重读历史的兴趣。

历史八卦的兴趣也在增加中，这是李菁同学的独门秘技，我是刚刚接触，不过也兴致勃勃。抗战做到了敌后根据地的专题，我去写延安1938年的一天。2005年的延安还是个简朴的城市，大规模的石油开采还是后来的事情，在毛泽东纪念馆唯一的那位教授的家里，我一边吃着他家晾晒在窗台上的大红枣，一面兴致勃勃考证毛泽东和江青刚结婚时住的窑洞的方位。这能解释一个历史问题，为什么1938年9月29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夜晚，毛泽东深夜没有留在延安东郊的桥儿沟会场休息，而是骑着他的四川矮脚马回到了他在杨家岭的住宅，因为那时候他和江青的关系已经得到了组织批准。

一边听他说，一边脑子里想到了毛泽东牵马过河的影子。

李鸿谷对我集中于历史八卦的恶习很不满，教育我八卦是为主题服务的。可是我酷爱着这些，看到当时在延安的苏联记者写的毛泽东一边抓虱子一边和大家开会，我如获至宝；看到《冈村宁次回忆录》里面他关于南京监狱里的秋天如何萧瑟的记录，我也赶紧抄录。我们的抗战史，充满了诸如此类的细节，实在说，有的很别致，有的真是没有必要。

2005年，抗战6期专题做下来，始终按照最初的以“天”为载体的叙述方式，我做完一期才明白，这个“天”，在时间之外，其实有更开阔的空间概念，最内核的，还是《三联生活周刊》坚持的历史观，花了巨大篇幅重新叙述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抗战的历史事实。6期专题卖得非常好，不过，即使做了这6个专题，我还是三联的新记者，并没有完全成长起来。

2005年的日常生活

记忆中的2005的生活只剩下一个主题，就是周刊。那时候，我三天两头往上海跑，这是我曾经生活了多年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三联生活周刊》是一个冉冉上升的传说，我一方面很骄傲，为自己在里面工作；一方面很羞愧，因为我只是周刊的小喽啰。

见到自己的老同事，还有父母亲，只有一个核心主题，就是《三联生活周刊》是什么样的：主编如何要求凶猛，同事如何聪明伶俐，我如何苦苦挣扎，标准的走火入魔。甚至两个同事在外头一碰面也没别的话题，三下五除二就过渡到周刊的八卦，主编的喜怒哀乐成为每次的生动细节。其实这种生活很不正常，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真的就那么糟糕地沉浸其中。

记得过了年在吴哥窟旅游，在LP推荐的一家精美的柬埔寨汤馆邂逅谢衡，两人没怎么惊叹异国重逢的巧合，坐定之后立刻开讲三联诸事，旁边一起旅游的朋友很不屑地说我们，典型的三联附体。

为什么会附体？心理学家肯定能给出准确的解释，对于我自己而言，没什么合理解释，就是魔症，这个魔症从没进三联的时候就开始发作，还记得没来三联的时候，李大人开出了良好的诱惑方剂：你不是喜欢调查中国底层社会吗？来三联后，我们打算派你去县城，一个县城待一个月，让你好好看看真实的中国。李大人的论点是，中国的现实目前是遮蔽的，我们三联的记者，正是要拨开云雾见真相的。这种说法，实在是太有诱惑力啦，对于我这种常年在上海看话剧、泡爵士酒吧的人来说，简直是另一片天空啊。

我不是一个有新闻理想的人，可是，三联能满足我所有要求，新闻的，非新闻的。

事后明白，这种一去县城一个月的好日子完全没有可能实现。毕竟周刊的出版周期控制在那里，而且新闻的要求永远是把悬空的剑——县城倒是常去，可是哪里还是自己游山玩水时到的县城？眼前全是愁云惨雾，像是旧上海歌星吴莺音的歌曲。“莽莽神州，淹没在迷雾中。”全是和采访有关的问题，找不到采访对象怎么办？采访对象拒绝了自己怎么办？现场进不去怎么办？稿件糟糕怎么办？

焦虑综合征自己看不出来，在别人眼前却很分明。在吉林采访化工厂爆炸，找很多年没见的亲戚帮我联系了一个饭局（这是社会部记者的常态，为了稿件，别说多年没见过的亲戚了，就是昔日的仇人，只要知道内情，也恨不能马上化敌为友，只要你能说点东西）。席间倒是什么人都有，政协的，化工厂的医生，吉林市安全生产局的干部，可是大家都有所顾忌，话题转来转去就是不说化工厂爆炸的事情，我怎么提问题众人也不回答。席间政协同志讲了个概念，当地大企业往往比市政府还有势力，对市政府命令带搭不理，我耳朵竖了又竖，又不敢打断他，又巴望着他详尽点，简直恨不能化身孙悟空，钻进他肚子里把话掏出来。

好像我亲戚看见我神情紧张得不对劲了，让这位老同志说详尽点，结果老同志又绕开了，讲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什么市政规划问题。

那晚上受尽折磨，好像是一碗精美的菜肴就在眼前，可是，你就是没办法尝上一口。沮丧着，哀叹着，后来写了个“大企业裹挟的小城市”交差，被慧眼的主编看出来，说是，有概念没细节，采访不深入。

2005年就是一连串的失败采访。在温州采访贪污市长杨秀珠，因为话题敏感，加上并不是当年的新闻，属于老账新翻，所以几乎没有人愿意多说话，我甚至动了上公园去找那些义愤填膺的老头们听街谈巷议的心，可是也告失败。后来还是李菁动了怜悯之心（神奇的李菁，每次在紧要关头都有法宝），拿出了几个电话，让我一一打过去试试。我终于找到了“人大”的一位领导，他也很详尽地讲了杨秀珠的温州故事。

杨秀珠应该是一个传奇，从一个汤圆店的店员起家，到拆迁房子的干将，再到主管房地产的建委领导，最后以副市长终局，大时代给了她无穷的机会，而且她又都抓住了机会，最后事发逃去法国的结局都弥漫着温州特殊的传奇气息。事实上，每个点都有深入进去的可能——如果是现在的我去采访，肯定会很老老实实地一点一滴地追问。

可是那时候我满脑子的概念建构，妄想做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好文章，在很多能深入的点上都不知道怎么进去，采访很不详细。面孔又薄，找到了杨秀珠当年汤圆店的同事姓甚名谁，甚至到了温州老城市那家老汤圆店门口，也不敢进去询问，怕别人拒绝，最后还是写故事梗概式地讲了个杨秀珠大事记。糟糕到无以复加。

不过印象中最终还是走进去吃了碗擂沙汤团，南国特产，豆面撒在汤团上，奇香。是的，我就是这样化采访失败为吃的动力的，这也是我在三联怎么东奔西走也没瘦下来的原因。在盐城采访新四军，一位管资料的老先生怎么也不肯给我资料，只把几本没用的普及读物给我，我也是化悲痛为吃，一边吃着盐城特殊的香气迫人的土鸡汤，一边安慰自己，没事，没事，天塌不下来。

在安徽一个小县城采访禽流感，好不容易混进了被封锁的村庄，刚刚和一家养有鸭子的人家聊天几分钟，就被警察从里面拎了出来。我听见他用对讲机汇报，抓到一个自称是记者，但是没有记者证的人，我终于爆炸：谁自称啦？

也许是那种暴发很震慑，刚出了村庄，他就把我赶下警车了。四顾只有土黄色的大地，还有脸红红的、满面酒气却把村庄看守得铁桶似的乡村干部，仰头长叹，吃饭去，只要不吃鸡鸭就行。去了县城，居然还有蟹黄汤包，我紧张地想了想水族和鸭的联系3秒钟，还是沮丧化为的贪吃动力占据了主导。

且吃去。现蒸的汤包，极香，那一趟县城没白去。

现在我已然明白了各种进入现场的方式，哪怕是站在现场外，也能三下五除二搞定看守者，不讲现状也可以，让他讲出现场的昨天，前天，啰唆的、外围的叙述，比起一根筋的叙述，枝叶围绕主干，说不定有更好的空间感。一个成熟的记者，在现场外面能获得的东西，不会比在里面少。

可惜那时候哪里懂，只知道往里面死冲，然后悲壮地被驱逐。不过，确实满足了一个又一个县城漫游的理想，只是这理想和当初的梦想大相径庭，想起了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我的痴人说梦般的县城漫游记，没有写出来的，应该比上了杂志的好看。

2005年是没有摄影记者跟随的年代，一个个的现场，只能自己孤军奋战。三联招收的新记者的第一年，按规律都要经历各种重大新闻考验，矿难、贪污官员、爆炸，我一个没落下，一个没做好，写了些无声无息的稿件，发在后面的版面充页码，最担心的，永远是主编在收到稿件后的眉头紧皱。

那一年我得到过主编的表扬吗？完全没有印象。三联是个奇怪的单位，没有中间过渡的编辑阶层，我们的稿件，包括我这个新记者的稿件，都是直接发给主编，所以永远直接面对最真实的考验。李大人永远只有一句话：我相信主编的判断力。你有百般理由，可是到了最后，主编毙掉的稿件永远是坏稿件。我的座位是背对走廊，主编走过来都看不见，都是他到了身后，把打印出来的稿件往桌子上一甩，瞬间心惊肉跳。

吴琪和王鸿谅，那时候已经是两位游刃有余的记者，虽然我年纪比她们大，可是却不如她们成熟，快乐，更不及她们勇猛。还记得主编一次次从他的小房间出来，走到我的座位前，不满地说，你要向你两个师姐学习。说的就是她们俩。

这两个快乐的女性，一天到晚花枝招展地走进办公室，轻松地搞定一切，也是她们俩，在我彷徨无计，屡次遭受主编毙稿打击的时候安慰我：别放在心上，主编的宠爱和批判都别放在心上。她们像富有智慧的沧桑老年人，告诉我，宠辱不惊，要有你自己的标准，一定要如此，你才能在三联待下来。2005年底，为了她们这句话，我放弃了辞职回上海过小日子的打算，见旧同事，还是滔滔不绝地说着三联故事，强硬支撑，没有想到，一直撑到了现在。■ 漫长旅程三联生活周刊杨秀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