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006

（文 / 王鸿谅）

( 王鸿谅 在三联生活周刊的日子: 2004~至今 )

路上的风景

李鸿谷总是喜欢说，新闻是个技术活，好比一门手艺，“无他，唯手熟尔”。这话很能鼓动人心，以至于我虽以成年心智入职，依旧有了天真幼稚的期待。等到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才慢慢回过神来，这话太像吊在驴子前面的胡萝卜，近在咫尺，遥不可及。2006年，是我到三联的第三年，职业方向和个人问题的疑惑纠结在一起，过得如火如荼。

我到三联的时间不巧，刚好错过了安贞大厦的时光，只能在同事们的闲谈追忆中，遥想一下顶层复式的奢华，然后，回到三联书店二楼的格子间里，被杂志的出版周期驱赶着，周复一周、年复一年地“上山下乡”。是的，这就是社会部的命运，哀怨和控诉都是没用的，不如备好一本详尽到各乡各镇的中国地图册来得实际。

在前辈们的教导下，初出校门的我很早就认清了形势，安分地以“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作为信条，鼓起勇气奔向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地方，在社会部的大熔炉里锻造出了标准的模样：粗糙皮实、随遇而安，对大巴小巴上的山寨节目视若无睹，在各种交通工具上都能昏睡过去；熬夜写稿欲哭无泪的时候，就一遍遍默念着庄山大哥的名言：“天亮了，稿子就会出来的。”最勤奋的日子，我一个月可以出差3次甚至4次，周二开会，周三出发，下周一回北京，周二再开会，然后周三再出发；最懒惰的日子，再怎么躲藏，也会被李鸿谷揪出来，一个月至少出差一次。也许是我反应迟钝，这样的生活，最初一两年都觉察不出什么问题，每去一个新的地方，都欢呼雀跃，真实的乡土，总比想象中鲜活。

可是时间再久一点，到了第三年，职业的新鲜感消散，年龄又在不断增长，问题就出来了，倦怠感和自我怀疑相叠加，结果就是一连串没有答案的“天问”。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羡慕周边的已婚同事，生活是生活，工作是工作，并行不悖，再一想到自己，过得完全不接地气，间歇性的狂躁简直时刻都要发作。回头想想，我还是特别同情李鸿谷，手下的大龄女青年们，总是有各种妖魔鬼怪的周期，轮番地就要跳起来折腾一下，他只能目光炯炯地看过来，哀叹一下，“你们这些坏人啊”。在李鸿谷看来，“天问”都是伪问题，采访写稿才是真问题。很多次的MSN聊天中，他都恨铁不成钢地告诫我，与其空耗着胡思乱想，不如到田间地头去磨炼新闻的手艺。李鸿谷有理解力也有包容心，只不过目光过于犀利，表达过于直接，开出的方子难免就有些不近人情。可事后想来，他说的其实都是最朴素的真理。2006年不出差就作怪的我，全靠了主编的包容和李鸿谷的当头棒喝，才不至于神经兮兮真的辞职，才能逐渐磨砺出更强大的心志。

( 曾焱 2002年到三联。曾在法国留学，到周刊后一直探讨与法国文化有关的话题，后又开辟收藏话题，从一无所知的新手成为业内资深记者。主要作品《比利时欧罗巴利亚艺术节观察——谁来定义中国文化形象》、《火烧圆明园150年祭1860年的中国——王朝坍塌》。 )

西藏记忆

言归正传。2006年的我，一整年都有蠢蠢欲动的期待，这一年青藏铁路通车，“到西藏去”成了杂志年度策划的主题，就像2005年的抗战系列一样。虽然社会部的同事们一个个也算见过了大场面，小红旗早就纷纷插到了海外，得知这个消息，还是很没志气地群情激动。谁让那是西藏？

( 李翊 2006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社会部，自2008年开始着重体育事件和体育人物报道。封面故事《姚滨和他弟子们鲜为人知的故事》，人物报道《风波中的袁伟民：让历史尽可能接近事实》，《黄健华：财富金字塔尖的投资者》等。 )

2006年不管怎么折腾，其实我都是幸运的，因为年后上班第一周，接到的任务就是去西藏，虽然主题和青藏线无关。进藏的念头，从读书的时候就有了，迟迟没有成行，跟周边朋友的各种危言耸听也有关系。这样比较，就显出这份工作的好处来了，各种看起来复杂且遥不可及的事情，都可以变得简单直接。领导一声令下，脑子里立马就清净了，稿子放在第一位，该干什么干什么，没那么多时间制造假想敌。遇上各种状况，自己见招拆招，谁说没有小宇宙，每个人的潜能都是无限的。我想，李鸿谷大约很早就洞悉了这一点，所以把我们赶去异国他乡荒郊野外的时候，都淡定地面不改色。

2月份的拉萨又清冷又清静，宾馆里一层楼就只有我一个客人。服务员很好心地安排了低楼层，提醒我不要剧烈活动。还说，隔壁房前两天本来住了一个客人，结果一来就趴下了，天天在医院打吊针。她说得云淡风轻，我听得心里发毛。还好我在拉萨并不孤独，这里有我的同学们，我读研的那年，人大新闻学院跟西藏有些合作项目，同学中就多了些深沉内敛的面孔，大都是西藏媒体圈中的前辈。达穷大哥是土生土长的藏民，憨厚得像个大家长，在我上飞机前就叮嘱了一大堆注意事项，除了红景天那种常规药物，现在还能记住有两条，“多嚼口香糖，多喝热茶”。虽然不知道科学依据在那里，但心中如获至宝地安定。

( 王家耀 2004年加入《三联生活周刊》，前三次出差全是灾难报道。偏重突发事件、灾难、生态报道。代表作《一个乡村飞行员的意外死亡》。曾远赴可可西里，撰写了《淘金、盗猎与可可西里》；2007年离开三联，目前供职于凤凰新媒体。 )

高原反应比预想中来得晚。达穷带着氧气瓶和红景天到宾馆，我还生龙活虎，像个话痨，一刻也不肯歇着。他开车带我在拉萨城里转悠，停在哲蚌寺的门口，就着夕阳下的金光，跟我说各种掌故，还请我饱餐一顿。唉，其实这才是第一次进藏的大忌，第一顿饭就暴饮暴食，半夜恨不得把苦胆都吐出来。那一次采访的主题是藏獒，诸多线索都来自西藏电视台李森同学的友情援助，好脾气的李森被我麻烦过很多次，最离谱的是有一次我再去拉萨，居然忘记了带电脑电源线，他在外出差，很无语，叫部门里的同事开车赶紧给我送了一台笔记本过来。

那一年达穷新添了一个儿子，膝下子女双全，我看着他再为人父的喜悦，内心艳羡。我觉得，那种幸福和满足，一定胜过我写出任何一篇稿子。这次出差意味深远，我是后来才意识到的。我一直都坚信，西藏有一种特别的气场，这或许跟缺氧带来的一系列生理反应有关。当思维变慢了，原本复杂的疑问，突然都有了简单的答案。只不过，那个时候，我拒绝相信。

本来是要从拉萨直接回北京的，结果被李鸿谷喝住，先去成都，考察那里的夜生活，缘由是新颁布的夜总会两点关门的禁令。我只好收起我的高原反应，收起还没有答案的人生疑问，一头扎进了夜场里，半夜出门，清早回来，在重金属鼓点里扯着嗓子地问问题，恨恨地记在本子上。是的，在社会部就是这样，就算偶尔不用做天灾人祸、杀人放火，还有大把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事情，不怪我们，只怪这个社会的新鲜事没有章法可言。一本周刊，每一期都要捕捉到当下的重大问题，就只好逼迫记者们无所不能。

第400期与自我发现

这一年的5月份，杂志有了些新变化，版权页上有了专职的摄影记者关海彤，李鸿谷叫他小关，我们也都跟着这么叫了起来。第一次见到小关是在格尔木，西藏专辑的第一期。跟我们这些女记者比起来，小关又安静又斯文，轻声细语，是个很好的倾听者。后来我们才知道，超然物外的表象下，他其实也是个八卦爱好者，很适合做文字记者。更多摄影记者的到来，是第二年的事情。这种添丁进口，主观上是三联对于图文并茂的渴求，而客观上逐渐改变了社会部八卦的流传方式，一手资料都在摄影记者们手里。看来漫长的旅途中，话痨的总是我们。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回到2006年，我在北京待的时间很少。这一年最奔波的采访其实是第400期，9月份的毛泽东地理。分给我的有4个城市，上海、杭州、南京和广州，一路往南，为期10天。接受了2005年抗战系列特刊的训练之后，这种重新发现历史的题材，对社会部的人来说，并没有特别大的挑战性。虽然达不到李鸿谷那种“无他，唯手熟尔”的境界，至少心里是不太慌乱的。这一次的收获，不仅有那些古老建筑里的典故，还有它们大相径庭的现实命运。

去了之后我才意识到，这次的选题乍看像命题作文，实际上挑战的还是记者的自我发现。这也是三联特别吸引我的地方。很多选题上，主编和李鸿谷对记者要求，强调的都是自我发现。这可能也是三联没有编辑层的好处。每当一些同行朋友聊起记者和编辑不可调和的矛盾，我都因为无法感同身受而保持沉默。等他们问到我这里，就只好说，三联没有编辑，我们的编辑只有主编，主编一般不改稿子，而是直接毙掉，然后就轮到他们无语了。我原以为这在新闻圈里众所周知，被问得多了才知道不是的。我不知道三联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构架，但这种构架，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每一个记者的成长，我很习惯，而且很享受。

没有编辑层的好处还在于，拿到选题出门之后，不必一根筋地奔着某个预设的方向被局限，忽略到眼前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不过把三联说成这样一个放羊吃草的地方，好像也有些言过其实。李鸿谷是一个有超强逻辑链的人，善于提纲挈领地勾勒采访路线图，如果要归类，那绝对是优秀的策划编辑。社会部新人们的第一课，就是拿着李鸿谷的路线图，乖乖地去找人，补充每个节点上的信息，体现李鸿谷的智慧。但时间久了，每个人被打压过的内心自我，总要尝试着重新冒出来，这就进入了一个博弈过程，在李鸿谷的路线图和自己的直觉之间摇摆，无所谓对错，只是不同的解析方式。从成长的角度来说，这就有些像叛逆期，2006年的我，就是在职业的叛逆期。我能庆幸的，就是三联是一个有包容度的地方。

我在电脑里翻了翻自己这一年的稿子，五花八门，最离奇的是后来还写过民航系统的飞机买卖。采访就是一个高强度高浓缩的学习过程，每个选题背后，都有超出自己经验范围的新知。只可惜这些临时填鸭的知识，若不是自己兴趣所致，来得快也去得快。那个时候我的困惑也在于，自己的兴趣究竟在哪里？什么时候才可以彻底摆脱李鸿谷强大逻辑的万有引力，有独立自信的判断？继续万金油地晃荡下去，心里终究没有底气。

黄静案的疑问

初到三联的时候，我就跟灾难结缘，后来的稿子，绝大多数也逃不过天灾人祸。到了2006年，从内心深处来说，我是厌烦的，这实在是做记者的大忌，没有了好奇心，怎么可能有新发现。

我觉察到自己的这种惰性，是从黄静案开始。这个案件当年很轰动，一名美丽的女老师死在宿舍的床上，没有穿衣服。她的尸检进行了5次，鉴定结论有6份，她的男朋友被当成凶手关了起来，折腾了一大圈之后，法院做出了无罪判决。最初的时候，这个选题都没有在三联的选题会上出现过，这种题材判断上的误差，跟杂志的整体格调有关，“裸死”实在是个太敏感的字眼。我依稀还记得王家耀写过类似题材的稿子，被主编毫不留情地毙掉了，理由是文章中大量出现了“此男子、此女子”，没有“格调”。

我也算个业余的法律爱好者，当然，在科班出身的人眼里，这也等于是专业的法盲。虽然从佘祥林案开始，我就对司法题材产生了某种兴趣，但毕竟没有系统知识，所以常常不知道判断的方向在哪里。佘祥林案是2005年，那时候我还有执著的坚持，选题会上李鸿谷沉吟不语的时候，我还能态度坚定，不是自己多有把握，只是单纯地觉得，这么大的事情，三联不应当视而不见。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自己那时候的状态，可以这样笃定地做出非功利的判断。

到了黄静案，一切都变了。二审结果出来的时候，选题都不是我报的，是刚来的实习生张鹭。李鸿谷犹豫了一会之后，就很顺手指派到了我这里，可我却扭捏着、磨蹭着，从周二拖到周四，才下定决心去湘潭采访。真奇怪，我居然可以找出那么多似是而非的理由说服自己放弃，而且每一个乍听起来都冠冕堂皇。反倒是张鹭同学，很有一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

我很庆幸自己最终还是去了，黄静案是一个很特别的题材，是一个观察法律与人性的难得样本。那次的采访，找人并不困难，当事双方都有许多话要说。死者黄静的母亲这边，满腔怒火，痛斥司法不公；而她的男朋友姜俊武这边，满腹委屈，力证自身清白。连公检法系统中的相关人，也愿意出来说上几句。难的还是判断，到底应该相信什么？

占据了舆论支持的，是黄静母亲这一方。等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高举反对司法不公大旗的斗士，而不是一个悲痛的母亲。但我愿意理解她，一个3年来每天都把女儿尸检报告和照片背在身上的母亲，总得要依靠一些力量才能继续走下去。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尸检照片，我经历过死亡事件，也看到过尸体，可这些照片的惨不忍睹，还是让我脊背发凉。反观姜俊武这边，他和他的父亲小心翼翼，欲言又止，可惜并没有多少人愿意听他们的讲述。在铺天盖地的舆论里，姜俊武已经被打上了“有罪”的烙印。

阴谋论总是最有市场，2006年初做陈易事件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触，到了黄静案也是一样。越远离事实的人，叫得就越大声。我花了很长时间，一字一句地去弄懂尸检报告，一字一句地去弄懂判决书，才有了后来写文章的底气。我原来想的是从法律的视角观察人性，但到底还是不够自信，现在回过头看，文章还是写得绕、笨拙、不干净。

这一次的采访，很像一剂强心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提醒我，不要因为懒惰给自己找借口，这个职业始终需要最单纯的驱动，放下那些功利的考量，才可能为自己打开更广阔的大门。这也像李鸿谷常说的：“不去试，怎么知道不行？”我也没有想到，这样一次次的累积下来，一直困惑我的问题，现在居然慢慢有了答案，司法题材的稿件，自己写起来越来越有自信，逃离万有引力的目标，好像一点点在实现。

李鸿谷那种天生的无所畏惧，我只在金焱身上看到过。我每次拿起电话联系采访的时候，内心都纠结不已，甚至恨不得对方不要开机。但金焱不同，坐定下来，拿起电话，干净利落地就开始提问。而朱文轶属于另一种，嘴上会叫苦不迭，但脑子转得飞快，再匪夷所思的选题，他也能迅速找到破题思路，在截稿时限内，交出最优质的稿件。“把你的同事都当成彼此磨砺的磨刀石。”这也是李鸿谷常说的话。很对。这班可爱同事的存在，是三联的另一种吸引力。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其实写600期的回忆，我始终还是没有底气。这个杂志15年的历史里，我还只经历了一半。就算不是新鲜人，那也还是小字辈。前辈们的光环始终让我仰望，而自己的摸索，一直还在继续。写回忆的另一个痛苦在于，我并没有写采访手记的习惯，4年前的事情，很多都只剩了模糊的影像。其实社会部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写采访手记的习惯，因为每一次采访，我们的焦虑、孤独、绝望和绝处逢生的喜悦，都通过短信、电话和MSN，在相互的八卦和倾诉中释放掉了。我们唯一的文字表达，基本上就是稿子。其他的那些，我们好像只愿意与同事、朋友和家人共同分享。社会部的同事们都拥有令我钦佩的心理素质和品格，他们从不以过程中的磨难来标榜自己，而是把这些都转变为饶有趣味的发现，我们在这些话题中寻找到彼此的契合，也就有了相互慰藉的温暖和踏上下一次未知旅程的勇气。■ 三联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