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隐匿的DNA：张振风案的乡土版本

（文 / 王鸿谅）

( 张振风决心把事情追究到底，母亲很担心 )

抢劫案的谈资

一下大雨，村里的土路就变了形。这雨来得不是时候，9月底正值农忙，玉米收回来，要一边脱粒一边赶着在太阳下晒干，实在来不及弄完的，用玉米棒上的叶子编成串，先挂在各家墙头。王芳（化名）家离水泥路不过两三百米，走到门口，深一脚浅一脚的全是烂泥。9月25日下午，她正在屋檐下和一个推单车的女人说着话，面对本刊记者的到访，错愕又警惕，问明来意，脱口而出的还是一样，“我不是王芳”。

院里的狗警觉地吠着，直到被王芳拍了拍头，才肯安静下来。2007年4月21日那个深夜，狗也是这样吠着，王芳被惊醒，拿着手电筒出来，隐隐看到院墙外人影晃过，吓得赶紧进屋关门。河南农村的房子格局相似，一排土屋三面院墙的四方结构，能上锁的只有院门和房门。家里只有她一个人，丈夫和儿女都在外地打工，她的床就摆在堂屋里，正对着房门。狗突然不叫了，她心里起疑，“怕是被人下了毒”，又不敢出去，就拿着手电沿着门缝往外照，什么也看不着，她心里着急，听着外面再没有动静，轻轻开了门。结果，躲在门外的人迅速闯了进来，她只能辨认出一共4个人，都蒙着脸，3个人依次对她施暴，另一个走来走去地望风。他们走时还不忘打劫财物，拿走了她仅有的83块钱现金。

歹徒走后，王芳跑到对门邻居吕本兴家求助，连敲门都不敢，是翻院墙进去的，她担心“要是他们还没走远，听到我敲门，还不把我杀了！”吕本兴的妻子开门，看到王芳衣不蔽体，“吓得都不成人样了”。她劝王芳留宿一晚，可稍稍定神后，王芳还是执意回了家，换了干净衣服，在家里呆坐到天亮。吕庄村是柘城县洪恩乡辖区内的一个小地方，等到她叔叔上午打电话报警，消息早就传开了。警方的调查才刚刚开始，村里的风言风语已经甚嚣尘上，她是受害者，却成了谈资，还被丈夫嫌弃。

丈夫吕德（化名）几天后从义乌赶回来，没有安慰，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觉得她又失财又丢人，就是个败家的货色。这骂话里有话，王芳曾经在村信用社存了2.41万元钱，却不小心把存折烧了，信用社的人不认账，赌咒发誓地说她讹人，因为拿不出凭证，事情僵持着不了了之，吕德余恨未消。王芳隐忍着几乎把自己逼到绝境，“快50岁的人了还碰到这种事情，哪里有脸活，是真想死啊”。她唯一的自我救赎，只剩下信仰，“发生过的一切，上帝都看得见”。她母亲信教，常常劝她加入，改改不耐烦的坏脾气，她年轻时没当真，直到七八年前才正式入了教。洪恩乡有教堂，教友们时常邀约着一起去祷告。说起往事，王芳都是神情凄楚，唯独说起信仰，脸上才有了神采，她说能听到上帝对她说话，上帝告诉她，好好活着不要死，还告诉她，要爱她的敌人们。可是当视线落在修补过的床腿上，她又回到了老姿势，双手交叉紧抱自己，蜷缩着发抖，泪眼模糊，“那晚床腿都断了啊”。

( 王银光的父亲没钱请律师，也不知道儿子倒底做过什么 )

这3年下来，丈夫不归，家不成家，王芳也住不下去了，跟打工的儿女住在外地，只有每年农忙时节，庄稼要收要种的时候回来一阵。可只要回来，记忆终究是抛不开的，一贫如洗的破土屋里，除了地上堆了些刚摘的玉米，什么都是老样子，她依旧是被围观的对象。本刊记者要离开的时候，雨越下越大，原本看不到几个人的村子里，一路都站满了人，也不打伞，也不说话，问他们什么，也不回答，彼此交换几个眼神，再继续打量着你。

专案组的线报

( 郭心奎是5个人里唯一没有做过有罪供述的 )

当年出警的洪恩乡派出所共有5名警力，所长王保力和下属的4个民警，辖区包括16个村委会。王芳不认识来的警察，但是记得“他们来过好几次，问得很仔细，我能说的都说了”。虽然记忆有些混乱，王芳仔细想了想还是能够确定，警察到来前，屋子里保持着原样。“我没动过，也没有人动过，看热闹的都站在院子外面。”警察们第一次来花的时间最长，他们勘查了现场，可是取不到指纹，也找不到脚印，唯一有价值的证物，根据案卷记录，是留有可疑痕迹的“白色袜子一双，上衣布料一块”。

王芳属牛，1961年出生，出事时候46岁，并不美艳，甚至有些苍老，头发黑白参半，在村里默默无闻，没有跟人结怨，在吕庄村也算不上有钱，只跟对门吕本兴家一比，就一目了然。单看这一桩案件显然没有什么头绪，可是跟同一时段的其他案子放在一起归类，结果就不一样了。洪恩在柘城县东南部，与鹿邑接壤，以惠济河为界，南边就是周口鹿邑县的地界。这种两县交界的地方，治安从来都是个问题。尽管这些抢劫案的共同点仅仅在于：都是团伙作案，都发生在夜间，警方的现场勘查收获甚微，受害者和目击者的回忆语焉不详，但有了警察们的线报，便轻车熟路地有了着落。一个半月后，这案子就和其他十来起劫案绑定在一起，被柘城县公安局牵头的专案组迅速告破。

嫌犯都来自惠济河南岸的鹿邑，起初是4个，张振风、郭辉、郭心奎和刘超，7月份之后，团伙成员新增了刘传军。首先被抓的是张振风，他是警察们的头号怀疑目标，至于原因，《商丘日报》2007年7月7日《利剑斩魔爪》的报道里这样解释：“通过多日的秘密走访，大案中队长王杰、五中队长孙宏志向专案组汇报，鹿邑县杨湖口乡田庄村的张振风平日里游手好闲，无正当收入，但赌博、吃喝却出手阔绰，近期曾一次拿出近2万元现金偿还赌债，并且还经常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员厮混，昼伏夜出，行踪诡秘。”

张振风2007年6月3日下午被带走。“我正在地里收麦子，乡里的警察来了，说有事情找我，我就跟他们走了，第二天就被关到了洪恩派出所。”他说。郭辉、郭心奎和刘超则在6月4日深夜被带走，出动了“36名警察”。按照警方的说法，团伙成员都是张振风供述出来的，但张振风却大呼冤枉。2010年9月23日晚上，在鹿邑县人民医院的病房里，张振风正在陪护左手骨折的小儿子。他赌咒发誓地说自己“从来不打牌、从来不赌博”，“跟郭辉他们仨都不熟”，“就是见过面，能认出人来，名字都有点对不上号”。至于这3个人为什么会被牵扯出来，张振风说“跟我没有关系，是警察拿了他们3个的照片来给我认”。他只承认，最后被抓的刘传军是他的朋友，“关系不错”。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不说能行吗，受不住啊，最开始让我招出7个人来，我去哪里找啊，只好连父母都凑上了。”

如果一定要寻找这5个人的共同点，那么他们都算“不太安分”的农民。1973年出生的张振风14岁就跟着大哥外出打工，走南闯北去了不少地方，村里人不愿过多评价，只是不咸不淡地说上两句，“朋友多，门路多”。1976年出生的郭辉没有出门打工的经历，先是在村里收购粮食拉出去卖，后来又做起了化肥、种子的农资生意，要在村里经营这些，自然要具备讨价还价和解决各种麻烦的能力，他两个胳膊上的刺青，显然很有说服力。1965年出生的郭心奎与郭辉同村，家里有两条挖沙的船，平日里有些刺头脾气，临近的几个老妇人说起他来一点也不客气，“他这个人，被抓起来也不亏”。1986年出生的刘超，家境看起来最好，父亲搞点养殖的小买卖，岳父开了家饭馆交给他打理。这个如今一说话就低着头的年轻人，当年也是个暴脾气，他的两个手腕，布满了深深浅浅的伤疤。“不是被抓以后弄的，是以前的。”他有些不好意思，边说边扯扯袖子遮盖起来。至于最后被牵扯进来的刘传军，年纪最大，1963年出生，帮人跑车搞运输，也是个“门路多”的人。

刘超的饭馆在集市上热闹的十字路口，这里成了他结交朋友的场所，郭辉、郭心奎都是这里的常客，尤其是郭辉。张振风也来过，但刘超说跟他并不算熟，“好像只有一次跟他推了一把牌九，就几分钟，我就去忙其他事情了”。但刘传军、刘超和郭辉都斩钉截铁地说，“根本不认识，开庭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除了他们几个，刘超还有一些说不清的朋友，2006年，他跟着这些人一起去偷过村里的杨树，价值6000元，当然，在他被抓之前，这些都还是秘密，警方并没有任何线索和证据。至于张振风家里那834张10元假币也是一样，如果不是6月7日的搜查，它们仍旧会秘密地藏在张家。

警察的取舍

人抓来之后，办案进展势如破竹。除了郭心奎始终坚称无罪之外，其余4人陆续都做了有罪供述，认下来的抢劫案总共12起，只有1起是2006年的旧案，其余11起都集中在2007年4月21日到5月27日，犯罪地点散布在柘城境内洪恩、起台、大仵和陈青集4个相邻的乡镇。当然，张振风承认了持有假币，刘超也主动供认了偷树。

起诉书上罗列出了总共14条犯罪事实，王芳遭遇的劫案列在第一位，可是相应的证据只有口供和证人证言，并没有关键证物上的DNA鉴定报告。案子2008年3月送到商丘市检察院起诉的时候，检察院也发现了这一点，先后两次将此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明确要求补充DNA鉴定，但柘城县公安局给出的答案是“此斑迹为混合精斑，无法出具鉴定结论”。

只是事实刚好相反，证物的DNA鉴定已经完成，而且比对结果明确显示，与张振风等5人都不相符，但这份鉴定报告从来就没有出现在案卷材料里，至少可以为嫌疑人洗脱一桩罪案的重要证据，被警察们隐匿了。这种行为当然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荒诞，当警察们为了坐实怀疑不择手段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只是别人的坏，却看不到自己的恶。如果个人判断可以取代证据，又何必要假借法律的名义。

当年的专案组由柘城县公安局刑侦队的赵姓队长牵头，负责物证鉴定的是时任柘城县公安局技术人员余鹏飞，核心办案人员是时任洪恩派出所所长王保力。张振风、郭辉和刘超印象最深刻的人也是王保力，“被他抓的，被他审得最多，整得最惨，打得最厉害”。心理战和暴力手段都是王保力惯用的，张振风说：“他常常把我带出去提外讯，来提人的时候，也不说原因，只说是拉我出去枪毙的，当然怕啊，怎么不怕，我又没读过什么书，哪里懂这些。有一次车子往荒凉的地方开，我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死了，结果下了车，他要带我看的，是他自己的砖厂。他说自己是个成功的男人，要什么有什么，我是斗不过他的，赶紧认罪，承认了也就判个两三年，要是不认，他有的是时间和办法来审我。”

王保力确实很成功，“贾林才”和“王保力”两个名字之下的生活，丝毫没有影响他的仕途。王保力的本名叫做贾林才，老家在柘城县安平镇宋庄行政村的贾庄村，父亲贾瑞勤是村里的医生，哥哥贾林志是安平卫生院副院长。9月25日上午，本刊记者寻访到贾瑞勤的时候，他很坦然地解释，贾林才改名是因为“很早以前就过继给他姑姑家了，他姑父姓王”。为什么只有两个儿子却舍得过继给妹妹一个，贾瑞勤只说“他跟姑姑家感情好”，但他不肯提供姑父王民（化名）的电话，还好王民就住在几里路的前王堂村。除了王保力之外，王民还有一子一女，都是老师。为什么明明有儿女还要过继孩子，王民的回答也很坦然，“孩子们喜欢玩在一起，就过继了”。奇怪的是，虽然说的是过继，但王保力的儿女们却依旧姓贾，王民也丝毫不介意，“毕竟不是亲生的嘛”。

只是同村的人听到这套说辞，私下都笑得很诡秘。他们提供的版本是，贾林才根本就没有过继，王民也确实有个儿子叫王保力，1994年真王保力替贾林才考取了开封警校，贾家花了4000块钱买过来，贾林才这才改了名字去读书。至于真王保力，跟自己的亲兄妹一样也是中学老师。这位王保力接到本刊记者的电话之后，非常警惕，陷入沉默之后，并没有反驳，只是以“我不知道”为由挂了电话。

公允地说，不管当年怎么进入警校的，毕业之后的贾林才，也就是改了名的王保力确实很努力，这也是贾瑞勤觉得很骄傲的事情。“他1996年从开封警校毕业，分回了柘城县，先在小仵乡派出所当干警，一年多以后升任副所长，接着又当上了指导员，后来调任洪恩乡派出所所长，是一步步干上来的。”从毕业生到所长，王保力用了不到6年。“柘城县优秀公安民警”、“市十佳优秀政法干警”和“河南省优秀人民警察”，都是他获得的个人荣誉。当上所长之后，他又用修办公楼证明了自己的综合能力，根据当地新闻的报道：“2003年，为改善派出所办公条件和建设一流的高标准规范化派出所，王保力多方协调筹集资金25万元，建了在全县一流的派出所办公大楼……洪恩派出所在王保力的带领下多次被授予‘省青年文明号单位’、‘公安工作先进单位’、‘政法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当然，一个派出所的考评，除了办公楼，更重要还是破案率。王保力很在乎这种荣誉，本刊记者获得的一份洪恩派出所2009年上半年工作总结显示，他的目标是“年终派出所打击刑事犯罪成绩要位于全县前三名”。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5名民警，每人必须公诉一名‘两强一盗’嫌犯，每人必须抓获一名网上逃犯”。相应的奖励措施包括：“凡民警公诉一名‘两抢一盗’犯罪人员的，奖现金500元，其他奖200元；抓获1名本省外市‘两抢一盗’逃犯的，奖现金500元，其他逃犯奖200元；抓住外省‘两抢一盗’逃犯的，奖现金1000元，其他逃犯奖500元……在第四季度中超额完成任务并对派出所有重大贡献的，奖现金3000元”。惩罚措施也很明确：“凡民警在年底未能完成派出所所定目标任务的，扣发本人所有奖金，并取消所有评先资格。”派出所的工作，其实每年都差不多，2007年的标准，或许略有出入，但总体目标不会有根本改变，张振风他们5个，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按照警方的线报和推理，显然都属于符合条件的“两抢一盗”嫌犯，也是公诉任务。

取保候审的逻辑

张振风这5个人的案子，2008年11月一审开庭，只有刘超没有请律师。两周后商丘中院就做出了一审判决，量刑各异，张振风死缓、郭辉和郭心奎无期、刘超和刘传军15年。5个人都上诉了。

吕继超是刘传军的一审律师，他犹豫了片刻后，还是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他回忆说：“当时这个案子的确有很多疑点，5个人里，好几个互不认识，口供很多关键地方都对不上，他们甚至都没有指认过犯罪现场，警察也没有找到任何赃物，尤其是没有DNA鉴定。开庭前，我私下也跟检察院的一些朋友聊过这个事情，当时检察院有一种看法，并不相信12起案子全部是他们做的，但是也不相信他们完全清白，觉得他们肯定跟其中的一部分案子有关。”这也是让吕继超觉得很无奈的局面：“说是说‘疑罪从无’，但现实里照样都是‘有罪推定’。”所以，他虽然愿意相信当事人的无辜，但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照那个形势，无罪是不可能的，只能希望判轻一点，我觉得刘传军最多判个七八年，没想到会是15年，太重了。”

2009年8月，河南省高院做出了二审裁定，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此案发回商丘中院重审。戏剧性的逆转从此开始。6个月后，2010年2月，商丘中院做出了另一份刑事裁定书，“商丘市检察院以本案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决定撤回起诉”，法院“准许撤诉”。那么，本案的法律程序，其实应该到此完结，撤诉也意味着张振风等人的清白已经得到了法律的认同，应该马上获得自由，并且可以据此申请国家赔偿。但离奇的是，当这份撤诉裁定分别到达5个人手里后，他们依旧被关押在看守所，并且继续关了7个月，直到2010年9月初，5个人才分3天陆续被放了出来。他们离开看守所前，分别签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柘城县公安局的《取保候审决定书》，依据是《刑诉法》第74条，另一个是一份秘密的赔偿协议。

赔偿是按3年计算的，每天124元，刘超拿到这笔钱后，自己都觉得有些啼笑皆非。“当年偷树是我做的，现在我也承认，按照判决书，偷树判了我1年，但是现在赔钱又是按3年算的。”张振风的情况也一样，他持有假币也是真的，判决书上的量刑也是1年，但他的赔偿，同样也是按3年计算的。这笔钱的名义不是国家赔偿，钱是他们到交管局去领的。这份神神秘秘的协议，律师也没有见过，不知道还有什么额外的附加条款。这5个人出来后，吕继超的同事接到过一个很奇怪的电话。“跟他说不要就这个案子乱说话，还说要跟家属做好工作，第一不能上访，第二不准接受媒体采访，第三不能要求国家赔偿。”吕继超觉得好笑，“我的同事根本没办过这个案子，可能是有人要打给我，但是又弄错了。”

取保候审的名义更是让他们5个人都忐忑不安，不知道算是有罪还是无罪，所以彼此的想法也就变来变去。张振风9月6日刚出来的时候，本来也没想清楚，又遇上小儿子在放学的路上摔断了胳膊，心里更加添堵，什么也不想说，到了月底，他坚定了很多。他说，“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我也不怕了，王保力他们才是办错案子的人，他们要是不被处理，我是怎么也不会罢休的”。郭心奎虽然说得不多，但也不再躲着。郭辉和刘超还是有些反复，郭辉的家人有各种顾虑，总会在他说话的时候打断他：“你说这些有什么用，以后还要不要在柘城待下去了？”刘超鼓起勇气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说这是他第一次开口，还说以后不管谁来，他都会说，结果，几天后本刊摄影记者到访的时候，他又躲了起来。刘传军则一直没有露面，他的父亲刘金印总是以“他不在家，去外地了”作答。

若隐若现的真凶

为什么明明撤诉了，还可以继续把人关押着，商丘方面没有人愿意出来解答。他们回避了所有关键问题，只是以通稿的方式，发布了这样一则信息：“市政法机关在开展‘纠正执法问题，促进公正执法’教育整顿活动中，通过案件评查，主动查究了张某等5人涉嫌入室抢劫案，相关办案人员的责任追究已经启动。”

通稿还说，“在案件补充侦查期间，2010年5月11日，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联动接访日，柘城县公安局领导接待了前来上访的张某等5人的亲属。听取信访人的诉求后，柘城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对张某等5人涉嫌抢劫、轮奸案件开展评查，同时对‘王某被轮奸案件’、张某等5人涉嫌系列抢劫案件进行重新侦查”。上访真的有用吗？5个人的亲属其实都不这么想，张振风的父亲不知道去上访过多少次，没有路费，就从柘城连夜走回家，“天还黑就开始走，天亮了才到”。他还跟郭辉的父亲一起去上访过，“郭辉家据说有亲戚在河南省高院，结果我们去了，人家连面都不肯见”。

最后起了决定作用的，其实还是DNA鉴定。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王芳遇劫案中被忽略的证物重新浮出水面，重新鉴定后，与数据库中的服刑犯人相比对，结果锁定了一个叫王银光的人，重新提审王银光之后，2010年8月底和9月初，警方抓获了另外两名同案嫌犯，王献志和王长林。

王银光的名字，张振风并不陌生，在监狱里的时候，他重点留意过两个人，就是孙玉军和王银光。张振风坚信“就算屈打成招了，也总有翻案的机会”，所以在看守所里的时候，他特别留心身边的人和事，“看守所也是个信息灵通的地方，总能有些线索吧”。

孙玉军是一个7人犯罪团伙的主犯，2007年8月，这个团伙中的5名成员陆续落网，只有孙玉军的两个外甥在逃。根据2008年1月《商丘日报》上题为《天剑挥处响惊雷》的报道：“该团伙自2007年4月份以来……先后在柘城、睢阳、鹿邑和安徽省亳州市古井镇等地入室抢劫、强奸、轮奸作案60余起，抢劫现金4万余元和大量金银首饰、手机、自行车等物品。”孙玉军跟张振风在同一个监室里关了6个月。张振风跟他聊过，也侧面打听过。“我特别关心他的犯案时间，因为最开始警察逼我招供的时候，就说我是个7人团伙，孙玉军他们刚好是7个人。”2008年底，孙玉军被判了死刑，张振风说看过他的判决书后内心失落，“上面的案子一共有70多起，但我仔细看了时间，都是2008年6月份以后的”。那时候，张振风自己的一审判决也刚出来，他被判了死缓，已经上诉。孙玉军在判决后几天就被关到了其他地方，张振风再没有机会去追问了，只好把怀疑和怒气都放到了王保力身上。“孙玉军也是他抓的，他审的，就算他问出了什么，可能也压下去了。”

王银光跟张振风在一个监室的时间比较短。“大概是2008年底的时候，王银光才关过来。”张振风说，“他是鹿邑县贾滩乡的，跟我算是老乡，所以我们关系也不错，他家里穷，我还把自己的方便面给他吃过。”王银光涉嫌的是2008年初洪恩乡张良庄村的一起抢劫轮奸案，受害人叫魏琴（化名）。张振风总是觉得这个人还做了别的案子，只是他的怀疑再次落空了，他也看过王银光的判决书，“是两个人一起做的，但只有这一起案子，王银光被判了20年，另一个人记不清了”。

王银光的家在贾滩乡小王庄，破屋子里找不出一件像样的家当，一辆可以拉货的小三轮车被当成宝贝，锁在堂屋里，墙上贴的是孩子们的奖状。父亲王作民还没开口，眼泪就先掉了下来。他要过饭、捡过破烂，也在天津的工地上打过工，只有王银光这一个孩子。王银光20岁就结婚了，妻子李芳（化名）是河北人，2002年嫁过来，一连生了一女一子。李芳只知道丈夫是“2008年6月20日在义乌被抓的”，因为那年春节过后，她先去了义乌打工，3月份王银光赶了过去给她过生日，然后没有多久就被抓了，再然后，她和女儿都被公安机关上门抽血化验。

魏琴遭遇的这起案件，也是洪恩派出所办的，最初调查的时候，除了王银光，还怀疑过两个人，就是如今被抓获的王献志和王长林。王献志跟王银光同村，他的哥哥王东志回忆说，“当年抓王银光的时候，警察也来找过王献志，是王保力带人来调查的，抽了献志和他老婆还有女儿的血去化验，抽完血之后过了三四天，警察又打电话让献志去洪恩派出所，献志去了，当天就回来了”。王长林是洪恩杨塘人，跟王银光在外地打工的时候结识，关系非常好，是王银光孩子们的干爹，也是受害者魏琴的干亲家。他大哥王俊杰记得“2008年三四月间，王保力带人去苏州，把王长林抓了回来，关了一星期，就放了，听他说在里面也抽了血的”。

最后排查下来，王献志和王长林都洗脱了嫌疑，只有王银光再没有出来，王作民没钱请律师，一审判决后，他见过儿子一次，“啥也没说，只是哭”。他对于本刊记者的到访非常激动，觉得是儿子的案子又有了希望，一个劲地开始喊冤。这种场面，实在让人不知如何挑明真相地告诉他，王银光的案子的确又有了变化，但不是冤枉，而是新增了一桩罪。王献志和王长林的家人，对于突来的变故，表现得异常的笃定，一致反过来痛骂王银光，王东志说：“肯定是他出事以后，找老婆来跟我们借钱，我们没借给他，他就反咬一口，冤枉好人。”而王长林的家人，则是觉得王银光不懂感恩，他大哥和嫂子说起来颇有些不忿：“长林对王银光的孩子那么好，自己这么大年纪了也不结婚，有点钱就拿去给干女儿干儿子买东西。”这两家人目前看起来都没有请律师的打算，理由都是一样，“没钱，也没必要，上次没事，这次肯定也没事的”。

王芳也很糊涂，她好像对于案子的进展和变化毫不知情，得知翻了案，另有真凶的消息，反而变得顾虑重重，开始一个劲地自我辩解：“不怪我啊，不是我冤枉他们的啊，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她也不明白DNA证据的事情，只是以最朴素的本能替警察开脱：“也不能怪他们吧，他们就是办案子抓坏人的吧，怎么会故意去冤枉人呢？”■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文章中的部分当事人及其家属使用了化名） DNA法律违法犯罪隐匿版本王芳刘超乡土柘城张振风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