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监督科学家？

（文 / 袁越）

( 方舟子 )

遇袭案破之后

备受国人关注的方舟子和方玄昌遇袭案近日告破，幕后主使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肖传国。来自警方的消息称，肖传国承认自己买凶施暴的原因是不满“二方”打假，导致自己失去了当选中科院院士的机会。而方舟子则认为，原因在于他们揭露了肖传国发明的“肖氏手术”无效的真相，并且正在帮助手术受害者控告肖传国，导致后者铤而走险。

此案的刑事部分也许已经告一段落，华中科技大学也已表示，暂停肖传国教师和医生的活动。但是余波远未平息。肖传国早在20多年前就提出了“肖氏反射弧”理论，据称以此理论为基础的“肖氏手术”已经做过上千例，中国卫生部先后于1999和2004年两次组织过针对肖氏反射弧及其手术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会，并分别鉴定为“国际领先”和“国际先进”，建议推广应用。但是，自2005年开始，以方舟子为代表的民间打假人士和以《科学新闻》杂志为代表的全国性媒体多次质疑该理论，称其并未获得国际学术界认可，“肖氏手术”也没有任何特殊效果。

面对来自民间人士和媒体的质疑，中国的科学家集体噤声，相关的国家机构也没有及时地站出来做澄清。而肖传国则多次控告方舟子诽谤，最后由武汉一家法院充当了判决者的角色，判方舟子败诉。这件事清楚地表明，由法院来充当学术争端的仲裁人是不合适的。

那么，究竟应该由谁来监督科学家？媒体、民间打假人还是科学共同体？

( 肖传国 )

媒体的监督能力受到置疑

多少年来，媒体一直被认为是一股独立于官僚体制之外的监督力量，但是，媒体在科学领域的监督能力却一直受到置疑。

( 诺贝尔奖获得者琳达·巴克 )

首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科学领域近期发生的几起重大的学术不端事件。

近10年来公众关注度最高的案件当属韩国科学家黄禹锡的伪造数据案，近两年来最受关注的大概是气候门事件。但是，这两起案件的曝光者都不是媒体记者，前者来自黄禹锡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揭秘，后者则来自电脑黑客的非法盗窃。事实上，黄禹锡案的科学背景并不复杂，气候门事件中由媒体曝光的“问题”电子邮件也只是用词不当而已，记者们并未抓到科学家造假的证据，随后的独立调查也证明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仍然是可靠的。

( 哈佛大学教授马克·豪瑟 )

近一个多月来，先后又有数起学术不端事件被媒体曝光，涉及数位国际顶尖的科学家。先是哈佛大学学术委员会于8月20日发出通告，称该校的心理学和进化生物学系明星教授马克·豪瑟（Marc Hauser）“将对其名下8项学术不端事件负全部责任”。这个结论是哈佛大学花了3年时间调查取证的结果，而最初举报豪瑟造假的也不是媒体，是他实验室的一名学生。

接着，《科学家》杂志9月22日报道，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宣布撤回该校教授迈克尔·斯基那（Michael Skinner）2006年在《内分泌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该文的第一作者为来自台湾地区的博士后张衡书（音译，Hung-Shu Chang）。一天之后，诺贝尔奖获得者琳达·巴克（Linda Buck）教授又在《自然》杂志发表声明，撤回2005～2006年发表的两篇论文，这两篇文章的第一作者均为来自中国大陆的研究生邹志华。这两起事件的起因都是作者伪造数据，而最初发现这一点的也都是实验室的工作人员。

今年7月在意大利都灵市召开的欧洲科学开放论坛年会（ESOF 2010）上，会议组织者专门召开研讨会，讨论了媒体担任学术警察的可能性。近年来欧洲媒体上的科学新闻越来越多地来自研究机关发布的新闻稿，这些新闻稿大都由前科学家，或者具有丰富媒体经验的前记者执笔，无论是内容还是文笔均可直接被媒体拿来使用，这让大会组织者感到非常不安，他们担心来自科研机构公关人员的意见左右了媒体记者的态度。长此以往，媒体的监督作用将名存实亡。

“仅举一例就能说明媒体和科学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德国于利希研究中心（Forschungszentrum Jülich）的汉斯·皮特·皮特斯（Hans Peter Peters）博士在研讨会上发言说，“我曾经对美、英、法、德、日这5个国家的科学家进行过一次随机抽样调查，让他们预测媒体报道会对他们的事业有何影响。结果发现，科学家中认为媒体报道会对他们的事业有帮助的比例占40%以上，认为媒体报道会对他们产生负面影响的只占2%左右。这个结果说明，科学家们打心眼里认定媒体报道一定会是正面的，负面报道几乎不大可能出现。同样的问题如果去问政治家，得到的答案肯定不一样。”

皮特斯博士还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欧美科研机构规定，科学家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不准接受媒体采访。

曾经做过10多年科学记者，现任瑞士科学记者协会会长的帕特里克·伊姆哈斯利（Patrick Imhasly）博士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本刊记者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态度：“我刚入行的时候，正值欧洲科学报道的巅峰期，科学记者非常抢手。当时我在一家发行量只有7万份的地方小报做专职的科学记者，自由度非常高，我可以花一整天时间参加某个科学会议，最后感觉不值得报道，便什么都不用写了。现在情况完全变了，很多报纸取消了科学版，而一个科学记者如果离开办公室半天去采访一件事，回来后必须交出一篇稿子，无论他是否喜欢这个选题。”

伊姆哈斯利认为，影响科学报道质量的关键在于科学记者的时间不足，没时间阅读论文，没时间和科学家做深入交流，因此只能仰仗公关人员写的通稿。“我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缩小自己的报道范围，只写自己有把握的领域。”曾经获得过昆虫学博士学位的伊姆哈斯利无奈地说，“但即使这样也很难跟得上科学的脚步，所以我认为，记者是没有能力监督科学家的。”

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新闻》杂志社社长贾鹤鹏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这本杂志曾经针对肖传国事件连续做过8篇报道，在科学界引发了广泛反响。但贾鹤鹏也承认，媒体无法对专业性较强的争论给出正确的权威的判断和结论，只能均衡报道各方观点，给双方一个说话的机会，让读者自行做出判断。

但是，这个想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科学争论的双方往往不是势均力敌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不适用于科学领域。一个记者如果简单地给双方均等的发言机会，其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那么，有没有办法让科学共同体来替记者做这个决定呢？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已在科学界实行了将近350年的同行评议制度。

同行评议制度面临新挑战

同行评议（Peer Review）制度起源于现代科学的发源地——英国。1660年，几个爱好研究自然科学的英国绅士在伦敦成立了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5年后，绅士们决定办一份专门刊登研究成果的刊物，取名《皇家学会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为了保证文章质量，主编亨利·奥登伯格（Henry Oldenburg）决定在刊发每篇文章前先交给信得过的人士审稿，没啥大问题方可出版。

自那时起，这本刊物一直不间断地办到今天，这个同行评议制度也一直坚持到现在，成为所有科学期刊共同遵守的原则。事实上，同行评议制度是科学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学问的关键因素之一，目前全世界平均每年都会有130万篇论文通过了同行评议制度的考验而被发表在各种科学期刊上。

具体说，当编辑部收到一篇论文后，相关编辑便会根据文章内容，选择2～3名相关领域的专家负责审稿。通常情况下，论文作者是不知道审稿人身份的，审稿人也不知道作者到底是谁，这就是所谓的“双盲同行评议”。审稿人审完后会将个人意见反馈给编辑。同意分两种，要么同意发表，要么修改后再发表。拒绝也分两类，要么留条后路，做出重大修改后仍可考虑发表，要么完全拒绝，不予采用。

审稿人的审稿过程完全是独立的，绝不会互相通气。编辑有时会让审稿人互相争论，但争论的目的也绝不是希望他们达成某种妥协，而是澄清不必要的误解。最为重要的是，整个过程不是少数服从多数，也不像陪审团那样采用一票否决制，最终决定发表与否的权利完全属于编辑。

从这个程序可以看出，期刊编辑的权力很大，他不但有权决定谁来审稿，也有权决定稿件是否采用。事实上，一家刊物的好坏与编辑的水平有着直接关系。比如，著名的《自然》（Nature）杂志设有25名编辑，不但全都有博士学位，而且在担任编辑之前全都是做过研究，并且发表过研究论文的货真价实的科学家。

不过，当编辑和做研究毕竟很不一样。《自然》杂志的主编菲利普·坎贝尔（Philip Campbell）博士告诉本刊记者，《自然》杂志的编辑在入职前必须经过严格培训，培训内容还包括阅读几篇本行之外的论文，以此来训练他们判断非本专业论文价值的能力。《自然》的编辑们平均每年都要花6周左右的时间去世界各地参观实验室，与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做交流，以便更好地掌握本专业的动态。《自然》的编辑在挑选审稿人方面也必须遵循一套严格程序，比如，《自然》在一年中很少让同一个审稿人审两次稿，尽量避免少数学霸左右某个学科或者领域的走向。

审稿人的水平在同行评议制度里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事实上，如果一本杂志经常错登烂文章或者错拒好文章，其口碑就要大打折扣，因此编辑们通常都会非常尊重审稿人的意见，出了问题也好有个交代。但是，审稿人审阅一篇论文通常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却没有任何报酬，完全属于义务劳动，杂志如何保证每次都能找到高质量的审稿人呢？换句话说，这样一个看似天方夜谭的制度是否真的是可持续的？如何永远保证审稿的质量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著名的科学期刊出版商爱思唯尔（Elsevier）和英国一家专门负责向公众推广科学理念的非政府组织“科学意识”（Sense About Science）联合起来，于2009年对全球的科学家进行了一次关于同行评议制度的民意调查。此次调查一共向4万名具有审稿资格的科学家发放了问卷，收到4000多份回答。结果显示，90%的审稿人相信自己这么做为的是对科学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85%的人觉得自己这么做可以提高科学论文的整体质量，只有16%的审稿人承认自己答应替杂志审稿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论文将来也能够顺利地在杂志上发表。

更为可喜的是，有91%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论文经过同行评议后质量有了显著提升，另有84%的人表示自己喜欢阅读别人的论文，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新东西。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博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我时间比较充裕的时候，会在审稿的同时把稿子给我的学生看，最后我的审稿意见也给学生看。一方面我可以从他们那里吸收有价值的意见，另一方面我也可以训练他们的学术批评能力。”

虽然双盲制度有助于防止审稿人营私舞弊，但也有一些期刊会把审稿人的名字和评价刊登在文章的后面，希望能让审稿人更加重视自己的工作，提高审稿的质量。但是，爱思唯尔所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审稿人更喜欢双盲制度，另有58%的审稿人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刊出的文章中，这个结果说明科学家们还是更看重双盲制度带来的公平效应。

也许有人会问，同行评议制度会不会抹杀独创性的工作呢？坎贝尔博士认为不会。他向本刊记者介绍说，物理和数学领域早在1991年就出现了一个没有门槛或者门槛很低的网上交流平台，任何人都可以向这个名为arXiv的平台投稿。据统计，该平台目前已收录了50万篇论文，平均每个月新增5000篇。自2007年开始，《自然》杂志也效仿arXiv，出版了网上杂志《自然预览》（Nature Precedings），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可以不经审查地在上面发表论文，比arXiv更容易。

虽然大多数科学家都对同行评议制度表示支持，但民意调查发现，科学家们对这个制度是否能监督学术不端行为却并不乐观。虽然有80%的受访者认为打假应该是同行评议制度的责任，但却只有38%的人认为，这个制度能够揭露抄袭行为，而认为这个制度会找出造假者的更是少得可怜，只有33%。从媒体近期公布的造假案来看，科学家们的悲观态度是有道理的。民调显示，有65%的科学家在提交稿件3个月后就得到了反馈，对于投稿人来说这个时间已经是很长的了，但对于审稿人来说则太短，他们不可能对每一个数据和图表都核实一遍。

“我的审稿生涯里只遇到过一次奇怪的事情。”饶教授对本刊记者说，“有一篇来自中国的论文投到国际刊物，在两次审稿之间有个数据完全反了过来。当然出现这个结果有很多种可能，最糟糕的一种是这位作者为了发表论文不惜篡改数据。但如果真要证明他造假，就必须要由作者所在单位配合调查才行，审稿人无法确定。”

饶教授认为，同行评议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评价论文的科学价值，审稿人通常并不会花太多精力去考虑学术诚信问题，这个问题需要专门机构来负责，而这种机构目前在中国阙如，各个单位也因为怕影响声誉，常常不愿处理本单位的问题。

在饶教授看来，评价和监督科学家有多个层面，从同行评审稿件、同行评价工作，到国家专门机构审查学术不端，到媒体监督。在中国还没有全部一套连续体系的情况下，方舟子的出现对于净化中国学术空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前中国学术界在维护学术诚信方面缺乏相应的制度，没有任何机构可以帮助方舟子打假，所以方舟子的作用是非常独特的，应该说是功大于过。”

不过，饶教授也认为，依靠个人的力量打假不是长久之计。“方舟子做的有些事情已经超出了学术界维护科研诚信的范畴，更类似于媒体了。历史证明，靠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承担国家制度建设的重任，而且难以避免出现副作用。”饶教授对本刊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也曾经历过这个阶段，当时美国没有相应的机构，仅凭个人力量打假，当时也曾引起过不小的争议。后来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H）成立了研究诚信办公室（ORI），建立了明确的规章制度和固定的打假程序，大家就比较服气了。所以我几年前在傅新元发起的公开信上签字，就是希望由科技部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这样的全国性部门成立专门的办公室，依法处理学术诚信问题。”■ 科学科学家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