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学者、书家的傅山

1644年明清鼎革之变，山河还是那个山河，对于汉族士大夫却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如何自处成了许多士人面临的一道人生选择题。傅山（1607～1684）选择了隐居生活，以气节自我砥砺，甘为明遗民，顾炎武称他“太行之西一遗老”。

( 傅山《啬庐妙翰》颜字一段（1651～1652） )

遗民的鼻祖是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殷商贵族伯夷、叔齐，兄弟俩也是最早的隐士。后世的遗民和隐士，虽说一样放弃功名自我流放，但遗民都是身跨两朝的士人，尽忠前朝而不仕新朝。明遗民面对异族统治，又多一层“非我族类”的心结。在清初政治高压之下，遗民们避于郊野山村，自怀一腔孤愤，从事著述或设帐教授，被视为绝学孤忠的异人，埋没不彰的畸士。髡残、八大则遁入寺观，以书画寄托人生。明遗民虽非公然地持异见，却有抵制异族统治的倾向，200多年后，反清志士推崇明遗民的民族气节，编撰过多种《明遗民录》，所以明遗民在近现代颇为世人所知。推翻帝制后的民国，历史跨进民主共和的门槛，清遗民沦为封建的遗老遗少，遗民的光荣史遂告终结。

傅山生于山西太原府阳曲县，祖籍大同。在明朝，傅家世代书香，“家学为大河以北所莫能及”。傅山六世祖天锡在临泉王府教授，移居忻州。曾祖傅朝宣因相貌俊美入赘宁化王府，南迁阳曲。傅山祖父一辈兄弟三人，都有科举功名，都是明朝命官，傅家又以官宦显赫一方。《清史稿》里有300余字的傅山小传，说他少时“过目成诵”，“愤明季诸缙绅腐恶，乃坚苦持气节”。入清后，“居土穴养母”，精医术，“晚年颇资以自给”。“工分隶及金石篆刻，画入逸品”，“所著有《霜红龛》十二卷”。山西巡抚淮安丁宝铨在宣统三年（1911）初夏刊行的《霜红龛文集》是40卷，他在序言中已不讳言傅山的气节：“不忘故国，蒙难坚贞。箕子胥余之逊遁，郑氏思肖之凄苦，始足喻其高节”，将傅山与同时的孙奇逢、黄宗羲、王船山、顾亭林、李二曲等人并称为“遗老之魁硕”。

近年出版的白谦慎《傅山的世界》细致研究了傅山在晚明、清初的生存状态，有一节呈现了傅山与仕清汉官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白谦慎说，傅山多是为了解决人际纠纷、出卖字画接济生活之类的事情请托仕清汉官，关键时刻总能得到这些官员的帮助。入清的最初10年，傅山躲避迫害，流离各地。1653年，仕清汉官“魏一鳌以三十两银子在太原郊外的土堂村为傅山买了一处房产”，才结束了这段动荡生活。48岁时，傅山牵涉“朱衣道人案”被捕下狱，又是仕清汉官魏一鳌、龚鼎孳、曹溶等人出面证明傅山的清白，得以出狱。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康熙皇帝下诏举行“博学鸿儒”特科考试，表示“朕将亲试录用”。各地举荐的学者180余人，傅山名列其中，推荐人是两位京官。71岁的傅山先是托病拒绝，却不像江南昆山顾亭林、关中周至李二曲那样决绝，碍于阳曲县令戴梦雄的交谊，还是坐上驴车由儿子傅眉陪同到了北京。傅山到京后不入城，借口身体不适，宿于崇文门外的荒寺里。都市是统治者的象征，明亡后许多遗民“足迹不入城市”，用这种举动表示他们不合流的态度。傅山最终以老病为由逃避了1679年三月的考选，这个结果，又得到他的友人都察院左都御使魏象枢的援手。《清史稿》说：“蔚州魏象枢以（傅）山老病上闻，免试，特授内阁中书，放还。”朝廷授官，傅山不领，“脱然无累”地回到家乡，保全了名节。

傅山入清时38岁，已在山西积有相当名望。世人眼中，他是世家子弟，是道士，是郎中，是学者，是书画家，是鉴藏家，传说还会武功。傅山酬谢回报仕清汉官的帮助，多用自己的书法、医术这两个专长。他的书法，康熙朝做过山西乡试主考官的赵执信（1662～1744）称他“国朝第一”（《清史稿》）。周作人1925年写的《关于傅青主》一文说：“傅青主在中国社会上的名声第一是医生，第二大约是书家，《傅青主女科》以至《男科》往往见于各家书目。”傅山也是学问家，尽管名列“博学鸿儒”是他遇到的人生难题，却也证明他的学者声望远达京城。傅山的学术，当代学者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有一段中肯的评价：“于学无所不能，出入老庄而杂以禅释，非荀墨，斥程朱，而说气在理先，固未可以儒家樊篱者。”傅山学问驳杂，非宋非汉，虽然他的学术地位排不到前列，却是山西学术圈的著名人物。他与顾炎武、朱彝尊、阎若璩都有学术交往，得以“预流”清初学术新潮的音韵学、金石学、考据学。阎若璩说：“傅山先生长于金石遗文之学，每与余语，穷日继夜，不少衰止。”（《潜邱劄记》）傅山在晚明就开始研究金石文字，入清之后，考释《石鼓文》，批注《隶释》，还对所见汉碑做过研究。因为擅长书法，他对金石文字之学更为敏感，而学问又使他的书法声价倍增。

( 傅山《游仙诗十二条屏》中的篆书屏 )

清朝书法史上，傅山是最早的篆隶双修的书家。篆隶处于傅山的多重身份交接点上：作为遗民，篆隶是怀旧情感依托的一种文化符号；作为学者，篆隶是衡量学问的一个标尺；作为书家，篆隶是书法的“原典”。傅山写篆书取资金文拓本或前代字书，能写大篆也能写小篆。日本澄怀堂美术馆收藏的傅山的十二条屏，这组傅山自称“老髦率尔”的作品，八屏是行书，一屏行楷，后三屏是篆书。最后一屏篆书笔势连绵牵引如写行书，篆法古怪难辨，所写内容又是和道教有关的傅山自撰《游仙诗》。白谦慎分析，傅山是一位道士，应该十分熟悉画符，“画符对他怪异的书法应有一定的影响”。傅山的隶书参杂篆法，追求“古怪不俗”，他主张写隶书“先存不得一结构配合之意”。总体看，傅山的篆隶为时代所限，带有晚明文化尚“奇”的痕迹，不及后来乾嘉篆隶书家写得古质朴实。但是，傅山对篆隶书法的想象力，以及支撑篆隶书法的金石学问，两者并看，清初书坛的书家很少有人与他比肩。傅山还是篆隶书法的积极提倡者，他说：“不作篆隶，虽学书三万六千日，终不到是处，昧所从来也”，如果“不知篆籀从来，而讲字学书法，皆寐也”。他还认为：“楷书不自篆隶、八分来，即奴态不可观矣”；“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楷书妙者，亦须悟得隶法，方免俗气”；“后世楷法标致，摆列而已。故楷书妙者，亦须悟得隶法，方免俗气”。

傅山斥责的“奴态”、“俗格”、“俗气”，潜在对象是赵孟頫。他有一篇谈论书法的《训子帖》，回顾年轻时爱赵字“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后来意识到赵孟頫“贰臣”的政治道德问题，“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鄙夷赵字“软美”。傅山解释了赵字容易学的道理：“即如学正人君子，只觉觚棱难近，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其日亲日密，而无尔我者然也。”为了破除赵字的“流丽妩媚”，傅山“复宗先人四五世所学之鲁公而苦为之”，以“忠臣”颜真卿的书法为楷模。46岁前后写的《啬庐妙翰》手卷有一段颜楷，笔画支离，几乎笔笔断开，字与字纵横交错。这种写法投射了《训子帖》中表达的书法审美观：“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傅山的“四宁四毋”之说，翻自北宋陈师道“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的文学主张。但傅山是以遗民心态论书，总有潜台词，晚傅山一个世纪的学者全祖望曾经点破：“君子以为先生非止言书也。”

( 傅山《赠陈谧草书诗册》（1648） )

入清之后，傅山的审美观发生变化，但行草书法的坐标仍然是《阁帖》中的晋唐书法。白谦慎指出，傅山“一生都在临《淳化阁帖》，他在晚年还嘱其弟子翻刻《淳化阁帖》，称此为‘必传之业’”。傅山42岁写的《赠陈谧草书诗册》、50余岁写的行草《左锦手稿》，皆行草小字，用笔灵动，摇曳生姿，见出深厚的晋唐书法功底。但是，人们常见的傅山行草书作多是适于张挂厅堂的大幅立轴或条屏。他的大字行书参杂草法，带有颜真卿、米芾的笔调；大字草书追求狂放不羁的气势，笔画缠绕纠结。傅山这类大字行草，今人多从“四宁四毋”的角度解读，宽容了他的粗野拖沓。■

( 傅山《草书双寿诗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