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战争的幸存者”

（文 / 李菁）

( 彭钢 )

出征前的团聚

1950年10月初的一天，正在华北小学读书的彭钢得到通知：伯父彭德怀到北京出差了，要她到北京饭店见一面。

“那时伯父还在西北工作，北京没有家，就住在北京饭店。”彭钢回忆，那一天，彭钢和哥哥、姐姐们都聚在一起，把本来宽敞的房间挤得热热闹闹的。彭德怀看见这些活泼的孩子们，非常高兴。“他问我们要什么东西，我说：‘不要，学校里有，什么都发。’伯父说：也许我很长时间都不会过来，我说反正你总要来开会的，我也不需要什么东西。后来伯父就给我们买了铅笔、本子之类的东西。”

彭钢还记得那天是星期六，3个哥哥还要回学校。“学校有活动，他们要表演叠罗汉，所以我和两个堂姐就住在了北京饭店。”

第二天一早，彭德怀告诉孩子们，自己要去西郊机场，可以顺路把她们送到学校。彭钢于是坐上了伯父的车。到了校门口，女孩子们下了车。彭德怀挥了挥手，简单说了句：“那你们回学校吧，我有事走了。”

( 1951年3月起，中国人民志愿军曾多次派出归国代表，回国汇报朝鲜战场的情况。图为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出发之前，彭德怀司令员为他们送行 )

12岁的彭钢那时并不知道，刚刚告别戎马生涯的伯父，马上要奔赴另一个特殊的战场。过了一段时间，彭钢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国志愿军司令彭德怀”的字眼，才恍然明白了伯父此次告别的目的。“但是也没有其他什么特殊的感觉，因为我们同学大部分都是类似身份，也都习以为常，没什么稀罕”。少年彭钢更多的想法，只是觉得读书的机会难得，所以在学习上很用功。因为伯父就是她心目中的家长，所以每年学校的成绩单，她也寄到了战火纷飞的朝鲜。

彭钢记得，抗美援朝中，伯父回来了一次，又把几个孩子接到了他暂住的北京饭店。“我记得伯父塞给了我一点钱，虽然不多，但我也没地方放，所以就交给我的老师保管。”几天后，学校校长在路上碰到彭钢，问：“你伯父是不是回来了？”彭钢矢口否认。校长又问：“那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彭钢说是自己原来就有的。“伯父回来时，虽然没有完全嘱咐我什么，只是说他有事回来，不要跟同学讲，但我心中有一个概念：就是要保密。”

彭钢是彭氏家族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孩子。1940年8月20日，彭钢的父亲、彭德怀的三弟彭荣华在家乡被国民党杀害。“父亲牺牲时，我不到3岁，所以对父亲没有印象。”不久，彭德怀的二弟彭金华也被害。彭钢有记忆的是以后东躲西藏、颠沛流离的生活。“情况危急的时候，也不敢去老百姓家，怕连累人家，我和姐姐有时候还会在坟地里过夜。从小，我妈就对我说，千万不能说自己姓彭。我们周围姓胡的人很多，所以我们就说自己姓胡。”

“1949年，当时湖南还没有完全解放，武汉市委书记吴德峰是伯父的老部下，他把我们从湖南接了出来。当时时局太乱，也走不了，我们就先在部队里待着。”为了安全起见，彭家的孩子也被告知，不要说湖南话，免得被人听出来。周围的人都以为他们是福建人，也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1950年寒假，彭钢跟着哥哥姐姐们一起转到北京，彭钢随后就读华北小学。

其实也就是赴朝作战的半年前，彭德怀才与他的侄子侄女们相见。

“我记得是1950年的4月，伯父来北京开会，把我们也接到北京饭店。我们去的时候他不在，我们刚从乡下出来，觉得什么都新鲜，坐电梯，还傻乎乎地说，怎么一下子就上来了？在房间里我看见沙发旁边有一个按钮就老是摁，后来服务生过来问我有什么事，说没事别按那个叫人的按钮……”彭钢微笑着回忆。

当晚，彭德怀留彭钢等侄子侄女住在北京饭店。为了节省开支，彭德怀在他的房间里打地铺。“除我之外，还有我一个堂姐、一个堂哥，加上我二姐、二哥、三哥，一共6个人，在地上睡成一排。”早上起来，彭钢却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被抱到了床上睡觉。

那一天，彭德怀还招待这些孩子们吃了顿西式早餐，说给他们开开“洋荤”。但是大家好像并不领情，“过了好些年我还对伯父说，你请我吃的什么东西？这半生不熟的鸡蛋就给我们吃？！”

虽然这是彭钢第一次见到彭德怀，但是她对自己这位赫赫有名的伯父并不陌生。“从我懂事起，家里的祖坟被挖过好几次，一次是1928年平江起义以后，一次是我父亲牺牲后。我渐渐知道，我们家的很多事情，都跟我伯父有关系，所以在我心目中伯父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

战争记忆

1952年，彭德怀前额左眉上方长了一个肉瘤。毛泽东和周恩来要他尽快回国治疗，不久，彭德怀回到国内，以“农业大学王校长”的名义住进北京医院做手术。出院后，彭德怀要求尽快返回朝鲜前线，但是中央要他留下休养一段时间。中央办公厅安排他住进中南海永福堂，之后彭德怀在那里有了难得安定的7年。

“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伯父去板门店签字了，我后来也一直从报纸的新闻上关注着他的行踪。”1953年8月11日上午9点，彭德怀的专列缓缓驶入位于前门的北京火车站。站台上悬挂着红色的大字横幅：“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胜利归国。”“那天气氛特别好，我坐在车里看见了他，给他做了个鬼脸。”彭钢笑着回忆。

回到北京后，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随后任国防部长。彭钢在当年也进入师大女附中读书。因为彭德怀的爱人浦安修经常出差，家里有些冷清，彭德怀就让彭钢每天走读，住在他身边。

彭钢说，自己的父亲彭荣华是彭德怀从小带大的，感情比较深，而母亲是童养媳，很早就嫁到彭家，又生了孩子，彭德怀经常打趣说：大孩子抱着小孩子，所以彭德怀对彭钢这个最小的侄女也格外宠爱。

随着跟伯父的交往多起来，彭钢说她也随便了许多。有一次谈起抗美援朝。彭钢问伯父：“当初派你去抗美援朝打美国，你有把握吗？”彭德怀说：“谁有把握啊？当时没跟美国接触过，什么都不知道，知己知彼才行啊。打了第一场遭遇战之后，我心里才有底。”

还有一次，彭钢好奇地问伯父：“人家说在朝鲜战场上，一个师的指挥调动，都得经过毛主席，是不是这样的？”彭德怀有些不解地看着她说：“你怎么提这种问题？”彭钢说：“我听说的呀！”彭德怀说：“你自己动动脑子想一想，前线的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我都请示完了以后再指挥，我这个仗怎么打？”

因为工作关系，彭钢后来和洪学智接触较多。洪学智是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的老搭档，他告诉彭钢，自己当年怎样救了彭德怀一命的故事。“他说有一次刚把大伯‘揪’出去，敌机就来扫射，他的帽子和行军床都被敌人打了很多洞。”

洪学智还给彭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五次战役前一天，洪学智等几个副司令和彭德怀一起吃饭。这时彭德怀收到60军发来的一封电报，说是有些部队已断粮，有的部队在用毛巾和其他日用品换朝鲜当地老百姓的小鸡、酸菜吃。

彭德怀看完电报，脸色变了，把筷子一摔，饭也不吃了，说：“老洪，你怎么搞的，这个仗还怎么打？部队战士没饭吃，饿肚子，我们这个饭还吃得下去吗？”负责后勤的洪学智说：“前几天才给60军运了几十吨粮过去，现在起码还有几吨粮，够三到五天的。”彭德怀不信，非要派人到60军亲自调查核实，一顿饭就这样不欢而散。

原来60军还有几天的粮食，但是到了驻地后，有战士用毛巾之类的日用品换老百姓的小鸡、酸菜吃，政委袁子钦怕违反纪律，所以才起草了这份电报汇报。结果没把问题说清楚，白惹得彭老总发了顿火。知道真实情况后，第二天早上吃饭时候，彭德怀对洪学智说：“老洪啊，还是你了解情况，昨天我发脾气，我不对。”

洪学智告诉彭钢：“老总不是随便发脾气的，他是担心战士吃不上饭才发火的；而且敢于承认错误。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了，我们特别佩服彭老总这一点。”

“五次战役打得不好，他对下面的人说：‘我没有完全听取你们的意见，我们本应该取得比这个大得多的胜利，但是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有勇气、有胸怀承认自己的不足甚至错误，非常坦荡。”在彭钢眼里，生活中的伯父亦是如此。

有一天，彭钢同伯父聊起李世民的话题，她直截了当地问：“李世民倒是不错，能够听不同人的意见。人家能闻过则喜、接受批评，你能不能做到？”彭德怀认真思考了一会儿说：“‘闻过则喜’我还做不到，但我可以‘闻过不怒’。如果我知道自己错了，我就会不吭气，默默改正的。”

后来，彭德怀还真为了一件小事向侄女道歉。“有一次，我妈来看我，伯父跟我妈妈说小兔花钱多了。我很生气。我跟他说：‘你不是说过批评人要当面吗？有什么说什么，你怎么跟我妈说，不跟我说呢？’后来我告诉他我买了什么东西，我一分钱也没有乱花。好几天我也不理他。最后伯父说，那我不了解情况，我错了还不行？你不能不理我。”想起这段往事，彭钢也有点内疚：“我那时虽然有20多岁了，其实也不懂事，再加上从小他们惯着我，后来我也后悔，我当初干吗那样，在那种环境下让他那么为难……”

战争幸存者

“伯父常常对我说，‘我只是一个幸存者。多少人都在我面前倒下去了，我却还活着。’”彭钢说，戎马一生的伯父对于战争，回忆得并不多。偶尔提及，也更多是讲那些普普通通的战士们为胜利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他跟我讲过朝鲜战场上的残酷，有的志愿军战士是饿死的，有的是腿被冻伤，只好把腿锯掉。”彭钢说，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伯父会秉笔上书的原因，“只要一看到人民挨饿，他就难受。他说我知道挨饿的滋味，那会饿死人的”。

因为知道战士们所受的苦，所以彭德怀后来在国务院会议上又发了一次怒。“那一次，周恩来在国务会议上主持讨论怎样支持抗美援朝的问题。当时各个部门，什么轻工业部、农业部，都强调困难。伯父说，他当时的确拍了桌子。他说，你们都说困难，就是我们志愿军不困难。这些志愿军不是战死的，有的是被冻死、饿死的，人都是有父母的，我怎么向这些牺牲了的志愿军的父母及家属交代！伯父这一怒，后来才有周恩来、邓颖超等国家领导人带头为志愿军炒面支援前线的事。”彭钢说。

彭德怀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都是生命，谁家的儿子不重要？谁家老百姓的孩子送来当兵不应该受到保护？他也经常跟彭钢说：“每一次战役之前，我都要左讨论右讨论，征求下面的意见，考虑得非常细。”战争当然是要牺牲人的，但是无畏的牺牲、不必要的牺牲是要避免的。

当年跟毛岸英一同被炸死的，还有一位是刚到朝鲜战场没几天的高瑞欣。彭钢回忆，伯父有一次提到高瑞欣，说他刚结婚没多久，老婆已怀上了孩子，可孩子再也见不到父亲。伯父愧疚地说：“高瑞欣是我从西北带过来的，可惜了。要不是我带他出来，他也不会死。”

1959年9月30日，建国10周年大庆前夕，彭德怀离开了中南海，在清冷的挂甲屯吴家花园开始了他另一种生活。这一年，彭钢考上了西安电讯工程学院。临行前，彭德怀拎出一个黄色的小皮箱说：“这个箱子是我出国时用的，看来我再也用不着了，你拿去用吧。”边说，边帮侄女将衣物装进皮箱。彭钢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这个皮箱跟随了彭钢60多年，至今仍被她珍藏在自己的家里，这也是伯父留下的为数不多的遗物之一。

1965年6月，彭钢准备结婚。彭德怀很细心地为小侄女准备了全套嫁妆，从床单到枕头都备齐了，其中最特殊的，是一块缎子被面，这是金日成当年送给彭德怀的礼物。彭钢至今对那块缎子被面记忆犹深：“那是一个粉红色的，上面绣着像梅花一样的花朵。”彭钢深知伯父这份礼物沉甸甸的分量，因为这是他一段非凡岁月的见证……

1965年11月，彭德怀出任“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彭钢也从吴家花园搬到北京东郊的单位居住。没想到，再见面已是8年后——1973年，彭钢再一次见到彭德怀时，75岁的彭德怀已经躺在301医院的病床上，走近人生的最后阶段。“1974年10月的一天，我去看他，给他喂了一些东西吃，喂完东西后，他就拉着我的手，掉眼泪。他说：死后我想和你们的父亲葬在一起，但是他们是革命烈士，我被打成了反革命，我又怕玷污他们啊。说完眼泪又哗哗地往下流。我心里特别难受，我说我一定替你完成这个心愿。他听了后就点点头……”

当年11月29日，彭德怀辞世。他的骨灰化名“王川”寄存到成都的一座公墓里。4年后，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平反并举行追悼会时，费尽周折才找到他的骨灰。直到1999年12月28日，彭钢等侄女侄子们终于实现了彭德怀的遗愿———将他的骨灰送回湖南湘潭老家，葬在两个弟弟身边。

2000年，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国内组织了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去了朝鲜。除了迟浩田和三军领导之外，都是抗美援朝将领的家属，包括洪学智的儿子洪豹、陈赓的儿子陈知建和彭钢等人。他们参观了当年的志愿军司令部，亲自踏访父辈曾经艰苦奋战的地方，有的将帅后代不免唏嘘感慨，甚至有人伤感地落了泪。倔犟而刚烈的彭钢说：“不能哭！”

2006年，彭钢参加了一个革命后代重走长征路的活动。组织方安排她在某一天去电台接热线电话。半小时之内，有13个电话打进来，而10个电话都是志愿军战士，他们反映每个月只有四五百元的收入，生活艰难，让彭钢帮助呼吁。彭钢知道，因为伯父是志愿军司令，在这些老志愿军战士眼里，她也是可以理解、倾听他们心声的人。回来后，她写了份呼吁提高志愿军待遇的提案，提交到了政协。

抗美援朝60周年在即，有人找到彭钢，为这个特殊的日子表达些什么。彭钢想好了一句，在书房的白纸上，她一笔一笔写下了这几个字：“抗美援朝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作为彭德怀的侄女，她的骄傲和自豪又多了一重。■ 历史彭德怀幸存者只是洪学智父亲战争彭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