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老志愿军的战地回忆

王凤和：难忘马良山

新兵入朝

我叫王凤和，今年80岁，吉林省农安县华家桥村人，原40军120师358团42炮兵团高射机枪连班长。

我在1950年9月16日参军，那一年我20岁，结婚不久，儿子刚8个月。我小时候没读过什么书，认识几个字，一直在家种地。那时候还没有兵役法，也不叫征兵，叫“扩兵”、“劝兵”。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不久，村里农会、妇女会都发动起来，动员18～25岁的年轻人去参军。我们家兄弟5人，我最小，他们都过了参军年龄了，我就去参军了，感到很光荣。我记得当时的口号是：“父送子，妻送郎，人人参军上战场。上战场，保家乡，打败美国野心狼，看它猖狂不猖狂。”

出发那一天，区政府组织大秧歌，敲锣打鼓欢送新兵。我们穿着新发的军装，十字披红，胸前戴着大红花。我媳妇抱着儿子来送我们。都出发了，她突然对我大喊：“老王啊，你啥时候回来？”我转身看着他们娘儿俩，硬着头皮说：“啥时候打完仗，啥时候回来。”我老婆就在路边哭了。我是被敲锣打鼓送走的，也是被眼泪送走的。

( 王凤和，原40军120师358团42炮兵团高射机枪连班长 )

没想到，这一走就是8年，在朝鲜3年，在广东5年，其间我一直没回过家，直到退伍。

我们新兵先被送到辽宁铁岭，接受训练。实际受训的时间只有一星期，我被分到高射机枪连，学习使用苏制12.7毫米口径的高射机枪。这种机枪的有效平射距离有6500多米，作战时掩护步兵前进，打击敌人的坦克和碉堡。也可以防空，对空射程2400米。敌人低空飞行，摆脱高射炮的射距后就可以用高射机枪打。每分钟可以发射550～600发子弹。

( 在东线，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攻击美军陆战第1师和步兵第7师等部队 )

在新兵连，我的表现突出，首长看我脑子机灵，动作灵活，就让我担任机枪射手和班长。每个班12人，操作一挺12.7毫米机枪，1名射手，1名瞄准手，10名弹药手。新兵训练结束后，我们被重新整编补充到40军。我们班有5个新兵，其他都是老兵。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就从一个农民变成了一名士兵。

进入朝鲜是1950年10月25日20时30分，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是从安东（现丹东市）鸭绿江大桥过境的。那座桥长1100米左右，中朝各占一半。部队走到桥中间的时候，我们的连长盖景文对大家说：“同志们，现在是1950年10月25日20点30分。这一步迈出去咱们就出国了，大家再回头看看祖国。祖国再见，你的英雄儿女就要奔赴正义的战场。”

( 苏文生，原42军170师374团3营机炮连迫击炮手，副排长 )

我们回望祖国，眼泪就下来了。我心里念叨着：“老婆，你做好准备，如果我死了，把我们的孩子抚养成人，让他孝敬长辈。忠孝不能两全，帮我照顾好老娘。”在朝鲜的3年，我们是不可以给家里写信的，家里一直以为我死了。

踏上朝鲜土地的第一天，我就目睹了战争的惨状。我们行军时，看到稻田里一名妇女被美国飞机炸死，黄牛也被炸死了。那个妇女后面背了一个小孩，小孩没有死，在筐里哇哇大哭，身上都是母亲的血。连长盖景文把孩子抱了出来，找到一位向后方转移的老妈妈，交给她收养。如果这个孩子长大，现在也有60多岁了。

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我从没有在村子里见过壮年的朝鲜男人，他们都上了战场，只留下了老人和孩子。连妇女也被编入朝鲜人民军，我家里有一张朝鲜高射炮团的照片，这个团全部由妇女组成。

云山包围战

进入朝鲜不到3天，我们就和敌人交火了。我所经历的第一场战役就是云山包围战。对手是美国王牌部队——骑兵第一师。

敌人分三路向中朝边境推进，我们也分三路迎击，我们40军就在中路，整个战线有300多里长。敌人的进攻势头很猛，装备先进。尤其是空中优势明显，掌握了制空权。我们只能晚上行军，白天隐蔽起来。敌人的飞机很猖狂，飞得很低，有时贴着山峰侧飞，飞机肚皮上的油箱看得清清楚楚。敌人发现我们后，就用机关炮扫射轰炸，扔燃烧弹。我们被飞机炸死了很多人。但是我们不能还击，这样就会暴露目标，招来更多的轰炸。很多战士，就无声息地被烧死、打死了。

我的命大。有一次飞机俯冲扫射，子弹从斜上方擦过我的胸口，把我的背包带打断了。我吃饭的铜勺子放在背包里，后来发现也被子弹打断了一半。那是我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飞机中最恐怖的是L84战斗机，我们管它叫“油挑子”。它的两侧机翼下各挂了一个固体燃烧弹，前后各一门机关炮。燃烧弹投下去，下面就是一片火海。4架“油挑子”就可以把农安县城烧成一片废墟。

由于美军的势头很强，首长们就设计了一个包围战术。我们中路40军向后迅速撤退，两翼部队缓慢撤退，形成一个大口袋，把骑兵一师放进来。然后东西两线把口子一扎，将敌人全歼。

我们40军是口袋底，在中路先撤退向后跑，一些老兵不理解，很有情绪。在到达预定位置后，我们接到上级命令，要求停止撤退，转身迎击敌人。敌人已经追了上来，距离敌人一公里的时候，我很害怕，心里啥都想，但一旦打起来就不怕了。司号员吹起号角，我们进行反攻。在战场上，小号的声音太小，根本听不见，就吹一种牛角，发出呜呜的声音。

我们反身冲回去，和敌人纠缠在一起。双方都没有阵地，部队各自为战，看见敌人就杀。敌我犬牙交错，乱成一团。冲的快得杀到了敌人身后。我们的身后有敌人，敌人的身后也有我们。

在这场战役中，我们部队被打散了，连长都找不到了。这一仗打了一星期，非常惨烈，有的山坡上盖满了战士的遗体。

连队打散后，我们暂时跟着别的连队，在战役结束后重回建制。我们班有个战士叫冯志林，也是农安县人，和我不是一个乡。云山包围战后他就没有回来，我一直以为他死了。2007年，农安县开“八一”建军节大会，把我们这些老兵请到会场。我听说有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冯头也来了，就想起了冯志林。

我找到那个老冯头，他就叫冯志林，原先部队的番号也和我一样。我一看对上了，就说你原先有个外号，那时候你个子很小，背个枪拖在地上，大伙叫你老母猪，对不？他就站起来问我的名字。我告诉他，他说想起来了，就一把抱住我大哭。这么多年，他都以为我死了。云山包围战后，冯志林跟了别的部队，直到战争结束。

这场战役使我们志愿军在朝鲜站稳了脚跟，打出了士气。战役结束后，文工团的同志编了一首歌，叫《志愿军不怕困难多》。我唱给你听：“志愿军不怕困难多，经得起寒冷经得起饿，两条腿撵上四个轱辘，翻过高山跃大河。不怕美国飞机凶，隐蔽好了找不着，不怕美国飞机多，照样打仗照样唱歌。”

1951年初我们打到了汉江边，敌人把桥炸了，在江岸建立工事阻击我们。上级要求我们强渡汉江，继续追击。那时候天气很冷，汉江边上都结了冰，中间还是活水，江面有五六十米宽。在江中心，小个子要踮着脚走，大个子要淹到脖子。

我们的进攻时间是在晚上，趟水过河。我把机枪顶在头上，踏入刺骨的河水。敌人向空中发射照明弹，把江面照得如同白昼。几十架敌人飞机在空中扫射，对面机枪子弹如雨点一般泼过来。很多战士被打倒在水中，整个江面都变红了。

我们付出很大的伤亡突破了敌人的江岸防守，过江追击敌人。跑着跑着，我发现胳膊和腿都抬不起来了。原来，棉衣棉裤都冻成了冰疙瘩。很多战士冻伤了手脚，还有的在路边休息就没有再站起来。

坚守马良山

在朝鲜，我印象最深的战斗是守卫马良山。

马良山是我们从敌人手里夺回的一个阵地，非常重要，前后能控制上百公里的范围。攻打马良山的部队是英军和土耳其军队，他们组织了很多次冲锋。我们在这里苦守了半年，始终没有让敌人前进一步。

最初我们在山上挖散兵坑，工事很简陋，一人一个坑，勉强能蹲下来。敌人进攻的火力非常猛，完全是灭绝式的火力打击。

敌人先用四五十架飞机倾泻炸弹，轰炸大约20分钟，天昏地暗。轰炸机过去后，再上“油挑子”，至少4架。油挑子扔下燃烧弹，山上浓烟滚滚，一片火海。随后是炮群轰击，敌人使用102加农炮、105榴弹炮，地动山摇。炮弹像雨点一样，山上的土不知道翻了多少遍了，黄土变成黑土，碗口粗的松树被弹片打折，变成秃山。然后是坦克，冲到阵地前，用火焰喷射器喷射。最后才开始发起步兵冲锋。

按照这样的打法，一轮重火力压制后，一个班也就会有两三个命大的活着。这时候，连长会用报话机通知后山的预备队，通报我们的伤亡情况，请求增援。预备队迅速从后山增援，进入阵地，填补空缺。所以我们的人仿佛永远打不完。

近战时，我们有很强的地理优势。阵地前是几十米的陡坡，敌人必须冲上来。当靠近到30米左右时，我们才开始射击，手雷、手榴弹、轻重机枪、高射机枪一齐开火，把敌人歼灭在20到30米之间。敌人上来越多死得越多。

大部分牺牲的战友是被进攻前的火炮击中的，而我的弹药手张照库，则是在敌军冲锋时被流弹打死。我们的弹药放在阵地后面50米的地方，以免被炮弹击中。战斗打响后，弹药手们在交通壕里来回运送弹药箱，每箱300发子弹。张照库是第一弹药手，负责把子弹挂在机枪上。他是黑龙江人，刚刚18岁，还没娶媳妇。

在那次战斗中，他突然向后倒下了。我回头一看，他的帽子已经掉了，浑身是土，胸口是血，嘴巴张得很大，估计被打到胸口了。我来不及照顾他，转过身继续向敌人开火。担架队上来“抢架”，把他抬到阵地后面100米的救护站。一般情况下，伤员们在那里简单包扎，用树枝盖上，然后被老百姓的担架队和两个班的战士护送到后方医院。那天的炮火特别猛烈，我们的担架队根本送不下去人。张照库伤得很重，我估计他很快就死了，甚至被击中时就牺牲了。

敌人后来发现我们不断有增援部队进入阵地，就将炮火延伸到我们身后的交通线。我们的预备队必须要顶着炮火冲上来，牺牲也很大。其实，阻击战中最危险的是炊事员。他们在山沟里做饭，每天都要冒着炮火给我们送饭送水。有时候连续几天，炊事员都被炸死在交通线上。有时候出发两个人，到达的只有一个人。我们的每袋炒面、每滴水，都是炊事员用命换来的。

炊事员牺牲了，我们就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最长的时候断粮断水三四天。饿得厉害，我们就吃固体牙膏，用刺刀砍掉松树的老皮，吃下面的嫩皮。我们每个人有一个水壶，一壶水要准备喝10天，渴了就用嘴抿一下。水喝光了，就喝尿。

敌人不进攻的时候，我们就打眼放炮挖山洞。开始是半坑道，只有一个口，遇到打炮我们就钻进去。有一次故意把敌人放上山，我们打开洞门的伪装，前后夹击把敌人消灭。后来我们把整座山都挖空了，用这种办法坚持到了战争结束。上级首长说，我们3年在朝鲜挖的山洞相当于从“三八线”到鸭绿江边的距离。

常有人问我，老王，你一共打死了多少敌人。我说不知道。因为一个连10个班，每个班一挺高射机枪，每次都是大家一齐开火，不知道是谁打中的。只有一次，我清楚地击毙了一名美军的军官。

那次敌人攻到了下面的一个平台，打了几次没冲上来。连长盖景文就趴在我边上指挥。我们看见一个大胡子军官，把半截烟头扔在地上，指挥进攻。双方已经很接近了，大概30多米，声音都能听见。连长命令说，打他，点射。我于是扣动扳机。那个军官应声而倒。第一次没有打死，他又挣扎着起来了。连长踹了我一脚说继续打，我的枪又响了，这次他倒下不动了。

没想到的是，敌人马上举起了白旗，向我们投降。此时他们既上不来也下不去了。连长说，停下，别打了。但是我完全没有听到，别人也没有听到，继续向下扫射。我们都杀红了眼。战斗后，连长给我的“战评”总结是“不听指挥”。

还有一次，我们打掉了敌军的一挺无人机枪，抓了一个俘虏。我们阵地对面有座小山，直线距离不到100米。山上有一挺重机枪，24小时不停地向我们开火。一天晚上，连里命令我们班去前方阵地侦察。连长和我一共6个人，我带了一挺马克沁重机枪，其他人背着苏制的铁把冲锋枪，每人带4个手榴弹。爬到一半的时候，我们遇到了敌人阵地前八字形铁丝网，上面挂着手雷。我用大钢钳子切断铁丝网，慢慢向前爬。

趁着月光，我们接近了敌人的一个机枪阵地，但是里面没有人。机枪还在打，是因为扳机上拴着根绳子。我们悄悄顺着绳子摸到十几米外的一个防空洞，看见一个敌人头朝里躺着，把绳子拴在脚上。连长命令我们抓个活的。我们就冲了进去，4个人把人按住制服，两个人把枪扛走。

我们还没走到铁丝网的口子，就被敌人发现了。敌人的警惕性很高，发现枪不响了，就向这边天空打出照明弹，于是我们被发现了，子弹就像雨点般打过来。我们架着俘虏迅速撤离。回去时候牺牲了一名战友，他是四川人，是个“解放兵”。敌人发现我们抓走了俘虏，就用更猛烈的炮火报复。

我们坚守马良山半年，击退了敌人多次进攻，付出很大的代价，牺牲了不少战友。但阵地始终在我们手里。文化教员编一首《美丽的马良山》，教给我们唱。每打退一次敌人的攻势，阵地上都会响起这首歌。

我唱给你听：“马良山，马良山，美丽雄伟的马良山。我们永远歌唱你，英雄阵地马良山。秋季的马良山，原来无人烟，小小阵地无罗网，里外上下紧相连。敌人发动秋季攻势，妄图攻下马良山，炮弹把黄土翻三尺，满山松树都打弯，损兵折将一万多，没攻下英雄阵地马良山。马良山，马良山，永不屈服的马良山，我们歌颂你，英雄阵地马良山。”

我们从马良山上换防，不久后战争结束了。1953年10月25日，我们重新返回祖国。也许是巧合吧，我在朝鲜整整战斗了3年。

回国后，部队直接开往广东，我们驻守在大陆最南边的雷州半岛。1958年，我退伍了，这才回到了阔别8年的故乡。

那天我一进门，我妻子就扑到我身上号啕大哭。然后我母亲出来了，我赶紧给我妈跪下。她把我的头抱在怀里哭。这时我儿子已经8岁了，站在一边呆呆地看着。我妻子说，这是你爸，快喊爸。他吓得转身就跑。好长时间，我儿子都不叫我爸爸，也不跟我出门。

当年我是从安东过鸭绿江的，我大儿子就叫“安东”。今年他已经60岁了。

我老了，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我不愿意回忆，心里难受。但有些事总也忘不掉，除非死了。比如死在我边上的张照库，他才18岁。

我现在和老伴生活在一起。我们年纪大了，干不动农活，家里有6亩地都租给别人种。各种优抚金，每个月我们有400多块钱，一年算上低保，我们俩有7000元的收入。这些钱够吃饭了，但是不够看病的。当初我们村一起参军去朝鲜的有12个人，有人牺牲了有人病死了，现在还剩下3个人。希望能帮我们老兵反映反映，我们的生活比较困难。

我们老兵还有两个心愿，一个是去北京，再看看毛主席；还有就是重回朝鲜战场，看望一下牺牲的战友。

苏文生：我们班牺牲了一半

我叫苏文生，今年80岁，吉林农安县人，原42军170师374团3营机炮连迫击炮手，副排长。

我是1949年参军，那年我19岁。部队最初驻扎在辽宁开原，在锦西整编训练。我被分在机炮连，主要武器有迫击炮、水压机关枪和90火箭筒。我是迫击炮的装填手。1950年我们被安排在山海关搞生产，修山海关火车站。工程原计划3个月完成，干到两个半月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

部队要重新整编，命令下来时候，我正在工地上挑沙子。42军整编北上，我们就被补充进去。我记得战前要上政治课，大家讨论是在国境外打还是国内打。我们一直以为，最多就是出国打一下就回来的。

我们军是最早进入朝鲜的部队。1950年10月25日夜间，我们营从辽宁省辑安（现在的集安）的一座浮桥上过境。当时穿的是朝鲜人民军的衣服。这套军装一直穿了一年，直到1951年第四次战役后，部队下来休整才换上志愿军的衣服。那时候军服已经破得不成样子，里里外外都是虱子，密密麻麻地向外爬。

我们班一共8个人，两头骡子拉装备。携带一门82迫击炮，炮筒重44斤，炮盘重48斤，炮架重46斤，基本射程500米，加投料包能打1200米。我们的任务是随伴步兵消灭敌人，打攻击战时，跟在步兵后面，打阻击战时和步兵一线站位。

我们晚上行军，天亮了就躲进玉米地隐蔽休息。没想到过境第一天就和敌人打了一场遭遇战，对手是南朝鲜李承晚的精锐部队518师。那天下午两三点钟，干部们去开前线会议，察看阵地，随后开始构筑工事。我们占据了山上的有利地形，518师攻了几次都被打退，我们组织逆袭抓了不少俘虏。我们前后和518师打了两仗，基本把他们全部消灭了。后来发现他们的部队里还有老人和妇女。

1951年的元旦晚上，我们打到了“三八线”的边上。全师重火力覆盖“三八线”，到后半夜敌人坐汽车跑了，我们就用两条腿在后面追。朝鲜多山，汽车绕来绕去不一定跑得快。我们翻山越岭走的是直线，经常能赶到前面阻击。那时候行军很苦，白天害怕轰炸不敢走，一个夜晚能走100多里。天亮了找个向阳的山坡，扒开积雪，铺点稻草就能睡着。

敌人的武器比我们先进，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代价。有一次我们追击敌人，到了山脚下，步兵上山炮兵在山下树林隐蔽。当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发现了一辆被击毁的美军坦克，坦克的履带被手榴弹炸断。我们在坦克四周摸索尸体，其中三四具尸体穿着大皮靴，应该是美国兵，还有30多具我们人的遗体。我们的战友好辨认，他们身上挂着干粮袋。我估计这些战士是用3个手榴弹绑在一起去炸坦克。为了炸毁一辆坦克，牺牲了我们一个排的战士。

我们在前面打仗，后面有打扫战场的队伍。五六具战士的遗体一起掩埋，挖一个坑填上土，没有墓碑，没有棺材，也没有标志物。再去找，肯定找不到了。

1951年除夕之夜，我们团经历了一次很惨痛的失败。那个晚上我们在阵地上过年，后勤部门运上来猪肉罐头吃。凌晨两点多，上级下达命令，我们一个加强团去追击消灭敌人一个加强营。我们整理装备后迅速出发，带队的是一个本地向导。没想到，这个向导是敌人的特务，他把我们引到了炮口。

拂晓时分，我们行进到一个山口，就遇到敌人红头侦察机。随即，飞机指引火炮对我们发动袭击。头两发炮弹是试射，离我们的队伍有70多米。第三炮就已经调整好了距离，正好打到了我们队伍中间，炸开了花。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冒着炮火向前冲。我身边落了一发炮弹，把一名机枪手的脑袋切掉半个。机枪班长看到了，抢过机枪向前跑。我比较幸运，没有受伤。我们后来缴获了敌人的9辆汽车，抓了一些俘虏，但是全团损失过半，团政委姓洪，他是红军老干部，也在这场战斗中牺牲了。

1952年的时候，我们驻守260阵地。大规模的战斗已经很少，双方处于对峙状态。我们大部分的时间用来挖坑道，修筑工事。3个班轮流挖，一个班干活，一个班警戒，一个班休息。有一次，我们拆了一颗敌人的哑炮，倒出80多斤黄炸药。这种炸药威力很大，用它来炸山。我们在山里挖出了很多房间，有休息室、卧室、食堂。每个房间七八尺见方，用碗口粗的松树做柱子，人在里面活动不用弯腰。

赴朝慰问团送我们每个战士一个口琴。没事的时候，我就在坑道内练习口琴，两三天就能学一支曲子。现在我还喜欢吹口琴。

1952年11月，我们从安东回国了。我们班8个人，3年中牺牲了4个人，但不断有新兵补充进来。朝鲜还没有停战，但我的战争已经结束了。离开朝鲜后我给家里写信，告诉家人我还没死。家里回信说，你继续革命吧，听政府的，啥时候叫回来，就啥时候回来。

在安东休整了一个星期后，我们向南方调动。首长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们要去冬夏常青的地方守卫祖国的南大门。我们坐火车、坐海船走了一个月，最后到达深圳。

1957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家，当时已经是排长了。我没想留在部队，我想要回家。

孙树清：我们俘虏了戴维斯

我叫孙树清，今年82岁，吉林省农安县龙胜村人，原空二军6师16团3大队机要通信员。

我是1949年3月参的军，当时老家刚解放，还没土改。我家兄弟4人，我给地主扛活，经常受欺负。一气之下就去当兵了。

我们在辽宁开原受训两个月，然后驻扎在锦西搞生产。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8月份我被整编到空二军当通信员。1951年1月我们军驻扎在安东浪头机场，军长是刘亚楼，军部设在帽儿山。机场距离中朝边境约40公里。

我是空军，虽然参与了抗美援朝，但没有入朝。陆军编笑话揶揄我们说：“抗美援朝不过江，保卫祖国不扛枪。”

安东有两座机场，浪头机场和打虎山机场。打虎山机场是一座简易机场，跑道铺的是可以移动的钢板。浪头机场是空军的主要基地，有两条水泥跑道。我们6师的师部就设在浪头，一共有70多架飞机，都是战斗机，没有轰炸机。2师和3师的基地已在这里。飞行员中还有很多苏联人，也穿着中国军装。中国飞行员白天作战，苏联人晚上作战。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塔台与团内各个大队之间的通信传递。我执行过一次作战任务，就是抓捕美国王牌飞行员戴维斯。

我们师的著名飞行员张积慧在一次作战中打掉了戴维斯的飞机。张积慧向地面报告说，敌机飞行员已经跳伞，位置在安东东北方向的凤凰城，有二三十公里的距离。

当时是上午10点多，我们警卫排40多人迅速出动，半小时后就赶到了凤凰城。当时戴维斯降落在了一个山头的平地上，身后是一个山崖。他两手各持一支手枪，身上的伞绳还没有解开。

我们将戴维斯包围住。一名翻译上前对他宣传优待俘虏的政策。戴维斯很紧张，说了很多话。一个翻译似乎没办法跟他沟通清楚，我们于是立即从机场又调来两名翻译，总算搞清楚了他的意思，解除了他的顾虑。最后戴维斯放下了武器，把伞绳解开，将降落伞叠好，上了我们的吉普车，到了军部。

一个月后，通过交换俘虏，戴维斯返回了美国。他在我们这里过得很好，吃的是空军灶，早饭是两个蛋糕、一碗牛奶、一个大鸡腿，每天吃4顿饭。我想他回去后，会好好宣传我们的政策的。

空军作战很英勇。我们16团的团长叫陈奇，他就是在空战中牺牲的。那时候他才29岁，刚刚结婚一个月。有一次他执行任务，刚刚飞进朝鲜境内，就被敌机击落，陈奇负伤后跳伞。

我们派出去一个连搜救。最后在一棵大树上找到了他的遗体。他被敌机的机关炮打穿了大腿，跳伞后落到了一片森林里。降落伞把他挂在了树上，无法落地，最后失血过多而死。如果能够降落在地面，他就能够用随身的急救包进行简单包扎，也许能活下来。

遗体运回来后，在师部召开了3天的追悼会。一般情况下，团长是不需要升空作战的，大部分任务都是由中队长带队执行。

战争结束后，我们转到上海江湾机场，我仍旧担任通信员，直到1955年1月退伍。我回到了家乡，继续当农民。■ 志愿军三位军事历史武器陆军战地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