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该做核酸了吗？”

2022年5月23日的北京，天气预报的气温高达32摄氏度。朝阳区常营乡万象新天社区的一处街角花园广场，在太阳暴晒下排队做核酸检测的队伍前进缓慢，居民们逐渐失去耐心。有人在小区微信群里找居委会的社工抱怨：已经排了20分钟，目测前面还有几十人，学生都是赶着上网课的间隙来做核酸，“这体验太糟糕了。”

临近当晚7点，广场上仍有一两百人在排队。一位工作人员尝试劝返排在队尾的四五十人，告知他们采样点即将关闭。“还有这么多人排队，凭什么结束啊？”“为什么今天这么慢，你们以前挺快的啊？”“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人做核酸？”面色铁青的居民冲他喊了一堆问题。

“以前这里每天设四个通道，但今天下午只剩下两个，另外两个通道的护士都被抬走了，因为中暑。没倒下的，也连续工作了15个小时。”这位工作人员面色疲惫，同样情绪不佳，他的解释令居民们很意外，“为什么今天来排队的人这么多？因为昨天我们的护士坐在那里等着人来做核酸，但是你们没人 来。”

5月19日，朝阳区持续十几天的全域大规模核酸筛查暂告一段落，接着市民开始了隔天一次的“常态化核酸检测”，以满足北京5月12日发布的疫情防控新政要求：进入市内所有公共场所，必须查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为此，整个朝阳区共设点位29 2个，街道和乡一级政府保留了部分为大筛设立的采样点，并征召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在很多街角迅速搭建起一批便民采样 点。

由于刚结束集中筛查，朝阳区的居民转为“隔天一次”核酸检测初期，在时间规划上很容易高度重合，这才造成了5月下旬不少采样点都出现“头一天冷冷清清，次日又人满为患”的情形。

“核酸筛查这个手段，我们现在认为是针对新冠这个疾病的一个金标准，但实际上它也不能百分百发现传染源或者感染者，所以我们要一轮一轮地反复筛查。”今年4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管理服务指导中心处长赵靖接受媒体采访，解释为何核酸检测如此重要。

全国新冠核酸检测能力现状

站在举国防疫的视角，政府是用核酸跟病毒赛跑，以快制快;站在公众的角度，一份有效期为48小时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则成为一张换取行动自由的“通行证”。

新冠疫情的发展进入第三年后，对于坚持“动态清零”政策的中国而言，大规模、高频次的核酸检测机制，正在逐步被确立为城市疫情防控的核心手段。第三方检测机构，即市场化机制下的独立医学检验实验室（Independent ClinicalLaboratory，简称ICL），凭借更为灵活的采样能力和并不比医疗机构逊色的检测技术以及实验室硬件条件，成为支撑各地区常态化核酸检测的主力军。

2020年年初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负责筛查和收治新冠病患的疾控中心和公立三甲医院，是最早开展新冠核酸检测服务的机构。在北京2020年4月首次公布的一份可提供新冠核酸检测服务的46家医疗卫生机构名单中，出现了8家ICL。

虽然是“少数派”，但这些ICL从事核酸检测技术开发的经验及产业链储备，却优于医院内部的实验室。比如这份名单中的北京凯普医学检验实验室，其母公司凯普生物成立于2003年，从事核酸诊断产品研发和检测服务已有十几年。

“新冠一来，把核酸检测这个专业名词带到千家万户，基本上老百姓都知道了什么是核酸检测。而我们当时只用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就研发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现在我们参与的核酸检测任务，绝大多数用的都是凯普自己研发和生产的配套产品。”凯普医学检验集团技术与质量总顾问蔡应木介绍说。

事实上，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在武汉封城的两周之内，就提出过“允许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核酸检测”。但更加明确鼓励ICL参与新冠核酸检测的政策信号，出现在2020年5月，那时武汉疫情已基本得到扼制，国务院发布了针对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的指导意见，明确鼓励有资质的社会检测机构提供检测服务、扩大商业化应用。

“武汉疫情，加之北京等地也总有从武汉外溢的零星的感染，当时政府鼓励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始准备新冠检测业务，因为如果出现大规模的传播的话，医院的检测力量是不够的。”元码基因创始人、董事长田埂对《第一财经》杂志回忆。

这家公司旗下的北京元码医学检验实验室（以下简称“元码”）正是在这个阶段申请了核酸检测服务的相关资质。在开展新冠核酸检测之前，基因检测、特别是临床肿瘤用药检测是元码的主营方向。新冠疫情导致医院的住院率下降，其中北京医院2020年上半年住院率下降高达25%，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元码肿瘤基因检测业务。元码正在开发的另一个新项目，也因员工突然被通知“居家办公”影响进 度。

伴随5月这份指导意见的发布，多项业务受阻的元码立刻向北京市卫健委递交了新冠核酸检测资质的申请。

彼时的北京，也成为武汉清零解封后，国内对于新冠核酸检测需求最为旺盛的城市。早在2020年2月，针对“春运”的返程阶段，北京市第一个提出了“进返京须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地方性防疫政策。“春运”之后，北京将上述政策更新为对外地来京入住酒店、口岸入境、出差返京等八类人员要求核酸检测“应检尽检”。大城市为避免人口流动产生病毒传播风险所采取的“自我保护”策略，进一步加大了公众对核酸检测的需求量。

令元码没有想到的是，它拿到资质没过多久，马上就接到一个“大单”。

2020年6月11日，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暴发疫情。北京提出对新发地批发市场内人员和周边小区居民展开全员核酸检测。6月12日至22日全市在11天内完成新冠核酸检测234.2万人次。元码和其他二十几家ICL参与了针对新发地疫情的大规模核酸检测筛查。在一个多星期里，元码完成了数万份政府派单的核酸检测。

中国新冠核酸检测发展时间线

北京市6轮下调新冠核酸检测的市场指导价

“新发地疫情发生后，我市迅速扩大核酸检测能力，截至6月20日，核酸检测机构从98所扩至124所，日最大检测能力从10万份扩增到23万份以上……如采用5：1混检，每日可检测近100万人。”北京市卫健委在事后的一份关于核酸检测能力建设进展的报告中复盘。

新发地疫情，可以说是国内核酸检测常态化的一个起点。而此后两年，各地区不断提高新冠核酸检测能力的过程，靠的正是针对突发疫情的大筛和针对流动人员的防疫政策日益趋紧的“双管齐下”。

今年1月国家卫健委首次公布全国合格的第三方新冠病毒核酸检验机构名单，总数量为738家。它们成为各地政府每一次大筛行动的主力。

每当有疫情出现，元码有9成的检测单量都来自政府的大筛派单。在参与新发地疫情大筛时，元码的日检测产能还不到1万管，但2022年4月北京最新一轮疫情中，其日检测峰值产能已经达到6万管。

凯普集团副总经理陈毅告诉《第一财经》杂志，目前他们在全国共有31个实验室取得新冠核酸检测资质，基本覆盖了过去两年里各地出现的大筛需求区域。凯普在2021年总共完成了500万人次的检测量，而今年第一季度，凯普就完成了七八千万人次的检测量。

“香港、沈阳、上海、北京、西安等地的大筛我们都有支援。大筛很多样本都是政府组织人力负责采样，我们实验室做检测。这次上海的疫情检测需求量较大，我们除了上海当地的实验室，还在浦东机场和青浦设立了方舱实验室，一度动员了上百人的力量。”陈毅说。

2021年7月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暴发与境外输入关联疫情，开启了国内针对一个城市“全域大规模筛查”的先河—20天内完成6轮全市大规模核酸检测，总计检测量超过4000万人。12月西安暴发疫情，4小时内完成了全市范围的核酸筛查，累计采样527.5万人。

与此同时，针对流动人口的防疫政策也在持续加码，进返京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有效期从7日缩至48小时。各地政府越来越熟练地运用触发健康码“弹窗”这种手段，推动那些与疫情所在地有时空交集的人士主动完成核酸检测—被“弹窗”者无法进入公共场所，甚至无法购买火车票返回常住城市。解除弹窗的办法只有尽快做核酸检测，再向居委会提出申请。

2021年1月，全国“春运”要求返乡需持7天内有效新冠核酸检测阴性结果，且返乡期间每7天做一次核酸检测。最终，2021年“春运”共发送旅客8.7亿人次。

需要核酸检测来解决的场景持续变多，就会不断刺激这个城市对于常态化核酸检测能力的储备。

2021年下半年，一批大约2 . 5米见方、集装箱式的“铁皮房”陆续出现在一些市民主动做核酸检测需要量较大的城市。这些采样亭均是ICL基于参加政府大筛的经验而设立的，里面装有摄像头记录采样过程。亭内一名登记员、一名采样员，亭外一名保安，这是最基础的人员配置。

对于ICL来说，这也是它们首次尝试不必拘泥于固定的实验室，主动在更加靠近C端消费者的位置设立采样点。这种灵活性正是通过每次参与大筛积累的—当ICL向注册地所在卫健委上报检测产能后，它们接到的派单有可能涉及多个城区的不同街道和社区。公立医疗服务机构并不具备这种外出灵活接单的能力，因此大筛的主力一直是ICL，以及它们遍布于社区的采样点。

虽然设点前已经得到街道办的同意，元码自建的采样亭装好没几天就会接到通知，被要求立刻搬走。“我们采样点从2020年到现在都换了不知道多少个地方。总是被周围群众举报。主要是周围居民不理解，觉得来检测的人有可能有感染者。不过现在已经好多了。”田埂说道。

华大、金域、卡尤迪等一些具备实验室硬件开发能力的ICL还研发了移动实验室，可以部署在检测需求量很大的采集点附近，比如机场、火车站或者码头，大大缩短把试剂盒送往固定实验室的物流运输时间，进而能推出两小时出检测结果的“闪测”服务。据凯普介绍，他们投入的移动方舱实验室每天可以检测5000至1万管样本，如搭建气膜实验室则可快速提升到5万至10万管的检测量。

中国第三方医学检测实验室的数量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