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控之伤
从2020年年初武汉疫情，到这一轮奥密克戎疫情，新冠病毒已经严重打乱公共生活两年的步调。回望这两年，个体看待疫情的情绪已经从最初对病毒的恐惧，演变为一种对于未知命运的焦 虑。
封控给个人带来的直接变化是迅速养成的“囤积癖”。封控区域的居民已经习惯囤至少够用一个月的粮油、纸品和个人用品，并让冰箱保持“动态满仓”的状态。“在这样的情景下，囤积已经不算一种精神障碍，而是具备功能性的正常反应。”白岛岩心心理服务部负责人秦玄说。
秦玄认为，后疫情时代可能就是一个群体性创伤的世界，每个人都在共同经历、关注这场危机。今天是上海，明天是北京，后天可能是其他城市，每个人都在旁观者和亲历者的身份间交替。在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公共性事件中，我们会如何诉说和面对各自的疤痕与隐痛？
那些最轻量级的痛苦
从2月底小区因出现“密接”被封控算起，帽帽已独自在家待了三个多月，比上海大多数居民的“禁足”时间更长。但她仍然愿意把自己在这段时期的经历称为是所有人里“最轻量级的痛苦”。
每日在家，帽帽的一个记忆性动作是时不时蹲在冰箱前清点食材，这个场景在整个封控期间发生过很多次。有时候，即使家里还有物资，帽帽也会时不时绕回冰箱这里，摆摆剩余的调料，数数还有几颗鸡蛋，或者用纸把蔬菜重新包裹一遍。如果算算食物还能列出一周的菜单，这种感觉会让她感到“稍微舒服一点”。
2月26日，帽帽所在的小区封控，在此两天前，帽帽恰好从公司离职，原本考虑要不要回家乡成都一趟。犹豫中，隔壁楼栋就出现了密接。帽帽也由此进入了“7天”叠加的禁足循环期。直到3月底上海宣布全域静态管理前，帽帽仅出过两次门采购物资。
帽帽认为自己幸运的一点在于，她从事的是广告工作，即使离职也还能在家里接一些私活，并且薪资不低，不用担心经济问题。
最开始封控的几天，感觉是新奇的，因为没有体验过离职在家，帽帽觉得这么一个人待着也不错。第二轮“7天”开始后她就有了疲倦感。没有缺钱的困苦，也没有离奇的遭遇，即便没能受到太多街道恩惠，但靠着热情的邻居团长，整个疫情期间她没有饿过肚子，甚至连猫的食物也不缺—她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障碍都是最轻量级的。唯一一次接近要去医院的时刻是她右边眼睑连续跳了快两周，家里没有合适的药，也不可能去看医生，但这种麻烦也“几乎不怎么影响生活”，帽帽把自己称为封控期间最幸运的那批普通人之一。
一面觉得自己“最幸运”，但另一面，帽帽仍清楚感知着疫情封控带给自己的精神痛苦。
3月底全上海都被封控后，在生鲜电商App上抢不到菜，帽帽触摸到一种“从众的恐慌感”。冰箱第一次空了的时候，是这种恐慌的顶峰。此外，她每天上网会看到各种令人忧心的社会新闻—关于老人、志愿者、宠物，或者是已经打不开的视频链接。接下去，在看到两个微信上的朋友对上海的现状写下“阴阳怪气”的评论之后，帽帽把他们都拉黑了。
“痛苦不能被人理解”，那一刻，她心里非常愤怒，却又感到无力。起初她也会基于自身处境去思考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到底我怎么样才能帮上周围的老年人？但答案是她什么也做不了。
经历过愤怒和无力感，帽帽的情绪进入到一段“躺平”期。她渐渐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每天拘于室内，生活内容完全一样—基本就是无事可做，这种在密闭空间中、日复一日单调乏味的重复性人生，让她的情绪变得麻木。但好在这个时候，帽帽接到了工作，能带着她从持续抑郁的情绪中暂时抽身。
接下来的日子，她陷入“有事做”和“没事做”两种生活状态之间。忙的时候会连轴转，从早上7点到凌晨2点，生活已无暇顾及;工作结束了，她又重新回到独自一人面对漫长幽禁的状态，而那个挥之不去的人生疑问也再度控制了她的大脑—我为什么被关在这个地方？
广东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的心理分析博士王东，曾在今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参与过对封闭式管理人员的心理干预工作。他发现，两三个月的封闭时间对于运动员和工作人员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封闭所带来的心理压力，甚至会让有些人出现“急性焦虑”发作的情况，即便环境中没有新冠病毒的阳性感染者。
“每个人的抗压能力不同。同时还要看一个人的身边是不是有可利用的资源，他是否善于与外界沟通，能否得到周围人的支持和外界对他的关心。如果这些条件都不具备，就容易产生心理方面的危机。”王东说。
被封控在家中的普通人会产生“买不到菜的焦虑”，倒不是因为他们已经遇到“没饭吃”的饥饿现实，而是来自于“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买到菜”的不确定性，和“不知道该怎么才能买到菜”的无助感。
生活朝不保夕带来的压力感，潜移默化地啃食着折磨人们的神经末梢。在小区互助和特殊时间的团购通路尚未建立之前，人们能做的事情，只有从一个App切到另外一个App，从一个渠道换到另一个渠道，寻求物资采购的一线生机。但他们大多数的努力都会无功而返，于是第二天重复地操作上述动作……每天为此耗费的时间少则半小时，多则可达数个小时。
社区团购仅能解决部分基本物资的供应，猫粮、洗洁精、垃圾袋—当这类东西储备不足，帽帽也还是会担心。此外，这段封控的生活也加速了她与伴侣的恋情解体。她说，这段恋情已经拉扯了一年，封控生活制造出大段的空白时间给她思考，也给了她“断舍离”的勇气。
被断舍离的，还有帽帽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情绪牵绊。她已拿定主意未来会回成都定居。原本，她觉得自己会在上海生活很久，她喜欢在上海结识的同事，他们有趣又有吸引力，她也喜欢在这里的工作，让她有自我实现感。但现在，她把离沪的时限缩短到两年，她要用这两年时间为自己攒够在成都买房的首付。
最后的告别
方原的父亲是在上海封控期间去世的。3月中旬他胃癌复发出血，直至5月中旬，在医院病房度过了最后的时光。整个过程，方原感觉，父亲的身体像一盏油灯一样，一点点耗尽。
3月入院时，方原以为父亲可能还有救，至少没有那么糟糕。但后面两个月，作为肿瘤终末期病人，他的病情越来越恶化。但那时医院一直处于封控状态，影像检查和手术全都没办法做。父亲一直呕吐，吃不下东西，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就这样，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也逐渐对治疗失去了信心。
去世前的半个月，父亲曾跟方原说，他不想治了，想要回家。那天，整层病房空了一大半，留下的都是没办法走路和出院的重症病人。但家里没有医疗设备，方原找遍了买吸氧机的渠道，受阻于物流买不到，最后父亲只能继续留在医院里。到5月，父亲已经没有办法说话了，人瘦成了皮包骨，神志不清。
方原着手为父亲准备后事。但遗照没有地方打印，也买不到香烛。她骑着自行车找了很久，终于在一家半掩门的寿衣店里买到了寿衣。“时代的一粒尘，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方原说，她现在越来越能理解这句话。
父亲临终那天，母亲早上5点从医院打电话告知她。从居委会开出门证到被允许进入住院部，方原用了五个小时。当她冲进病房时，父亲已经快不行了，最后只匆匆看了她一眼，几分钟之后就去世 了。
父亲有四个兄弟，兄弟间关系很好。“让大哥再等等我，再过几天就解封了。”父亲临终前一天，一个叔叔喝多了，哭着打电话给方原。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最后只有两个叔叔被小区放行，赶去见最后一面。在医院地下一层的太平间里，方原、母亲和父亲的两个弟弟一起对父亲三鞠躬。遗体当天就要办理火化，没有追悼会，丧葬程序从简。医生安慰方原，方原的父亲算是幸运的，至少妻子和女儿在最后时刻能一直陪伴他。在同一家医院的其他病房中，有好几个病人因为家属被封控，去世时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
为肿瘤患者和临终病患做心理安宁疗护工作的孔泽士，在封控期间接触到十几位临终病人的来访案例。这些病人不仅要面对临终的死亡恐惧和焦虑，也面临家属无法陪护的现实障碍。出于疫情防控要求，医院只允许一位家属陪护。
“持续的封控，让患者与外界的关联、与家人的亲密关系都会出现局部断裂。人需要在关系的互动中形成自我价值感和自尊感。一旦关系断裂，人比较容易进入自闭和孤独的状态。特别是临终病人，会觉得生命没有意义感。”在孔泽士接触的案例中，有的临终患者无法见到自己的爱人和孩子，或者患者想要回家的需求难以满足，或者去世后的处置和哀悼仪式匆匆了事，“这里面会有很多遗憾”。
终末期肿瘤患者和他们家属，面临有限的生存期和可预见的临床结局，疾病的身心痛苦和对死亡的恐惧基本上占据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死亡实际上是终极创伤。无论是病人还是家庭照护者，都处于高强度的压力之中。”孔泽士说，家属之间的互相支持便成为了支持个体做病魔抗争的力量源泉。“家庭成员之间有共同的信念，能互相支持、共同进退是很重要的。”
送走父亲的整个过程中，方原最难以释怀的是父亲的最后一份核酸检测报告。按照防疫规定，病人每天早上八点半要做一次核酸检测，即使临终那天也不例外。最后一次做核酸时，父亲已经在弥留之际，做核酸的棉签棒被他咬在嘴里。
方原没有想到的是，当遗体送到殡仪馆火化时，工作人员要求查看父亲的核酸报告。这让她非常愤怒，“活人的要看，死人的也要看。”一直等到当天晚上七点半，父亲的核酸检测报告终于出来了，如同此前每天的结果一样—阴 性。
看到核酸检测结果的那一刻，方原的情绪终于崩溃了，“我真的特别难过，特别不能接受。能不能给一个要走的人留一些起码的尊严？”
这是方原人生中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感受死亡。作为家属在放弃治疗同意书上签字的那一刻，她的手在发抖。父亲入院后，她几乎每日都在微博记录父亲病情的进展。回顾父亲去世的过程，她最大的遗憾，是封控环境让父亲没有办法得到积极治疗，加速了他的离世。
现在，方原的希望是，能在解封后给父亲重新办一场正式的追悼会。
我不知道自己是哪里出了问题
梁然是个大二学生。从3月底上海封控开始，她不再能出宿舍，同住的还有三个室友。最初几天，同学们并没有太当回事，只是觉得饭菜的质量有些差，每个人会抱怨几句“很难吃”“吃不饱”。但是到后来，这种学生宿舍的封控生活，问题变得越来越多。
最难的是购物。用的和吃的，什么都买不到，甚至连买水都成问题。学校的商店是开了团购，每两周一次，每个宿舍只能派一个代表在小程序里“抢”。能买到的东西本来就很少，只有牛奶、泡面和卫生纸等，同时还有限购政策，每个宿舍每样东西最多买四份。梁然跟三个室友轮班负责抢购，但从未成功买到过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