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之恸

（文 / 王鸿谅）

( 8月29日，香港市民游行集会，悼念菲律宾人质事件遇难同胞，促菲政府彻查人质事件真相 )

领队和团友

在马尼拉圣地亚哥古堡的停车场，门多萨选择了那辆车牌号是TUU799的旅游大巴作为劫持目标。车上是香港康泰旅行社的一个马尼拉4天3晚旅行团，20名游客、1名领队、1名当地导游和1名当地司机。这个团8月20日从香港出发，按照原定行程，8月23日上午10点结束圣地亚哥古堡的游览后，就将赶往机场，返回香港。

领队谢廷俊早就计划好了，带完这个团，就给自己放个假，去马来西亚旅行，到吉隆坡迎接自己9月5日的32岁生日。这个阳光帅气的年轻人，在朋友们眼里一直有着不受羁绊的洒脱。他中学时代有过警察梦，可惜投考警队失败，大专毕业后，曾经做过救生员，1999年加入香港康泰旅行社做专职领队，2004年辞职，到四季酒店重新做救生员，今年3月再次辞职，一个人到尼泊尔和印度旅行了两个月，修读瑜伽教练课程。出发前曾经有朋友问他：“为什么能下定决心？”他回答：“其实一直都想去，而且我无人无物。”其实他曾经有个女朋友，不过已经分手，有朋友觉得，“可能这个激发了他为自己的前途做点打算”。

“Masa（谢廷俊）喜欢做令人开心的工作，对他来说，导游和瑜伽都是开心的事情，而且互不冲突，可以平衡地一起做。”谢廷俊的瑜伽老师Jack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本刊记者，“回到香港后，Masa跟我说过他的打算，他计划一边开班教授瑜伽课程，一边做半年的兼职领队，存一些钱之后就去印尼，学习当地语言，并且继续进行灵修训练。他好像对当地的旅游业非常有兴趣。”谢廷俊从6月份开始回到康泰旅行社做兼职导游，专带东南亚团，3个月里7次出团到泰国、菲律宾等地。接手这个20人的菲律宾团之前，他刚带了一个泰国团，才休息了两天。出发前，他还抽空陪着报名参加铁人赛的大哥阿坚练习游泳。

团里的20名游客，来自7个不同家庭。最年长的李奕彪、徐凤群夫妇，结婚45年，儿女早已长大成人，老两口退休后经常一起出门旅游。梁锦荣、吴幼媛夫妇，丈夫是一家英国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负责管理公司的亚洲厂房业务，大女儿梁颂诗和儿子梁颂学都在加拿大留学，小女儿梁颂仪在香港就读，开学之后马上升中三。傅卓仁、曾懿丽夫妇，丈夫在建银国际多年，任综合发展部行政经理，妻子是九龙医院的社康护士，儿子傅泽贤10岁、女儿傅颂贤4岁。汪子林、杨琦华夫妇，丈夫在港铁任职20多年，现任车务策划及支援主任，女儿汪绰瑶15岁、儿子汪政逸10岁，同行的妻姐杨琦琴，在消防处担任助理文书主任。还有一对母女，罗锦芬和李滢铨，36岁的李滢铨是港大社会学硕士，曾经在乐施会担任中国项目组干事。最后两位是46岁的陈国柱与他的女性友人易小玲。

( 8月25日，菲律宾海军仪仗队护送8名香港游客的遗体上飞机 )

兼职领队没有底薪，全靠带团时按人头收取的小费。这次的马尼拉4日游，小费标准是每人160元港币，但是其中68元是要交回给公司的人头费，剩下的92元才是领队薪酬。20人的团，算下来，谢廷俊这一趟，4天只能挣到1840元港币，而且要等到整个行程结束后才能拿到。本来行程很顺利，8月22日的晚上，谢廷俊还在自己的facebook上写了一句留言：“做宾仔好过做泰仔。”这是领队行业里的术语，意思是带菲律宾团比带泰国团好。

结果，就在8月23日上午10点，全部参观行程结束的时候，门多萨强行上车了。他穿着警察制服，带了两把枪，腰上还插了一把匕首，全车23人都成了他的人质。通过当地导游戴安娜的翻译和门多萨夹杂的英文，团友们大概明白了他的意图，李奕彪夫妇在平安返回香港后，只接受了《明报》的专访，他们回忆：“他向大家解释说自己本来还有一个月退休，却被解雇，是一个不公平的解雇，有些事情要政府处理。他的100多万比索（相当于17万港币）退休金没有了，他说自己不是要团友的任何财物，也不会伤害任何人，他说他也不想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只是想我们帮他，逼到政府能注意他的事情。他用英文强调‘合作就不会有伤害’，还说了很多次‘对不起’。”

( 旅游团领队谢廷俊被劫匪铐在车门上，他是首位遇难者 )

生者与逝者

根据李奕彪夫妇的回忆，门多萨解释了自己的意图后，就开始让戴安娜逐一收取大家的手机，谢廷俊当时坐在后排，趁这个机会偷偷打了一个电话回香港。“时间很短，最多一两分钟。”接到电话的康泰旅行社客户服务助理经理陈小冰告诉本刊记者，“他说枪手尾随团友上了车，整个团在国父黎刹纪念公园被劫持了。枪手要求除了导游之外，所有人都坐到车厢后面，他也假扮团友坐到了后排。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但语气很镇定，当时车厢里背景声音也比较平静，没有混乱恐慌的感觉。”但是20分钟后她再打回去，就无人接听了。

香港旅行团被劫持的消息，就这样第一时间传回香港。康泰旅行社马上采取应对措施，联络了旅游业议会和香港保安局。保安局副局长黎栋国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大约在11点左右得到消息，接下来马上向香港特区政府报告，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大概中午就与菲律宾驻香港领馆取得了联系，表达了我们的要求，希望在和平的情况下妥善处理本次事件，人质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第一批派往菲律宾的工作人员，搭乘14点25分的航班出发，原定计划是4个人，3名出入境官员和1名警方的联络官，这是他们能赶上的最早一趟航班。本来已经没有座位了，通过和机场方面联系，让他们与乘客协调，才空出了4个座位。3名出入境官员顺利成行，但是警方的联络官因为一些事情没有赶上，改为16点的航班。”媒体直播差不多从中午开始，黎栋国说，他和他的同事们也在紧张地关注局势进展。“开始我们并没有派更多人过去，是因为所有的信息都显示，局势比较乐观。”黎栋国告诉本刊记者，“尤其是中午看到6名人质陆续获释后，我们都相信事情最终能得到和平解决，所有的人质都会平安。”

黎栋国说：“虽然在开枪之前，香港方面已经派人到达现场，但我们也只能等待，因为我们无法干涉现场的指挥。”而当枪声响起，他就悲伤地意识到，“事情往另一个地步发展了”。黎栋国说，他带领香港特区政府的工作组包机到达菲律宾的时候，已经是次日凌晨4点多钟。飞机上包括了政府工作人员、医生、心理专家、家属和30家传媒记者。

“我们在飞机上已经做好了一个方案，以家庭为单位，由专人负责联络，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来处理。下飞机后，我们就收到现场的一些信息，中国驻菲律宾使馆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出动，帮助我们一起处理后续工作。”黎栋国告诉本刊记者，“最初菲律宾方面提供的一些信息并不准确，伤员在哪里、死者在哪里，这些情况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也不能贸然告诉家属，如果失误，就太糟糕了。我们需要自己先派人把这些情况都核实清楚，保证百分之百准确后，才可以通知家属，因为每一家的情况不一样，我们要求原则上一个家庭一部车，分开行动。如果是确定死亡如何跟家属说明，如果是重伤如何说明，有太多需要注意的细节了，这些我们的心理医生处理得很好。”

黎栋国说他见到的第一位幸存者就是梁太吴幼媛，他说他几乎是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搂住了悲伤的吴幼媛，“她是了不起的母亲”。李国宝中学的副校长温婉明，既是梁颂仪和梁颂学的中学老师，又是梁家的朋友，她对本刊记者说：“梁太在那样的悲痛中，依旧可以表现得相当克制，这就是这家人的教养和礼仪。”梁家是这次旅行中最悲剧性的一家人，一家五口，只剩了吴幼媛和生死未卜的梁颂学。

香港特区政府的工作组到达马尼拉后，一切才渐渐进入有序的轨道。8月26日，8名遇难者的灵柩通过包机运回香港，8月27日下午，重伤的梁颂学也在母亲的陪伴下搭乘医疗专机返港，他们是最后回来的两位。一周以来，香港报纸的头条都是人质事件，主题分为两种，对死者的悼念、对生者的鼓励以及对事件真相和责任的追究。直接当事人选择了沉默，在自我的小环境中疗伤，替他们表达情绪的是媒体、各种党派和社团。或许这也是一种情绪释放的出口，在公众行为中，感受到鼓励和支持。

8月29日，死者头七的这一天，香港举行了大规模游行。游行15点开始，路线是从维多利亚公园到中环的遮打花园，虽然香港的街道狭窄又拥挤，但庞大的游行人群依旧能安静有序，而且与铜锣湾到中环熙来攘往的游客们互不妨碍，难得周末放假的菲佣们依旧在自己习惯的地点，铺上桌布或报纸，聚在一起席地而坐。这是一次不喊口号的游行，要表达的是对死难者的哀思和对菲律宾政府无法提交真相的抗议。就像李滢铨反思的那样，公众的愤怒和情绪的指向应该有明确的对象，针对事件本身、要求菲律宾当局彻查真相，而不是把怨恨发泄到这些菲佣和无辜的菲律宾人民身上。■ 黎栋国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