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启蒙运动

（文 / 薛巍）

( 《保卫启蒙运动》 )

自律、普遍主义和人道主义

法国哲学家茨维坦·托多洛夫为了给启蒙运动正名，撰写了《保卫启蒙运动》一书。他说，启蒙运动精神现在遭到了扭曲，启蒙运动核心原则被颠倒，科学知识是从神学的解放，但现在变成了政治家们的信仰，甚至启蒙运动的主要推动力——自由都被认为是人们的敌人。启蒙运动的批评者认为，我们日益膨胀的欲望说明，我们也许过于自由了。

托多洛夫写道：“启蒙运动既是理性主义的，又是经验主义的，愿意接受古代思想，也愿意接受现代思想，具体又抽象，热爱自然，也热爱艺术，自由又平等，由一群并非互相认同而是不断激烈论争的人组成。启蒙时期是一个辩论而非共识的时期。”

他礼貌但严厉地谴责那些扭曲启蒙运动精神的人。比如科学主义者，“科学主义是对启蒙运动的扭曲，是启蒙运动的敌人而非其化身”。对科学的过度相信使得一些启蒙思想家在人类经验领域也识别出了规律，而该领域可能过于复杂、多节，严格的规律是实用不了的。科学主义者认为，知识对人类的幸福来说，不仅是必要条件，而且是充分条件。法国思想家孔多塞就认为，在公共领域决定如何行动时，不需要涉及任何特定的价值或目标，正确的行为会自动从对真理的知识中产生。在政治家手里这变成了独裁：“价值源自知识，政治抉择变成了科学演绎。”不需要辩论、理性论证，因为科学告诉我们该做什么。

托多洛夫认为，启蒙运动与这种压制性的、使人丧失力量的倾向完全相反。在他看来，启蒙运动最核心的原则是自律，即个人的决定优先于外界强加于他们的东西。每一种对启蒙运动的扭曲都会用外在的权威来破坏和抹煞个人的自律、自己决定如何生活，外在的权威以为它知道怎样做对个人最有利。

( 2008年10月24日，法国哲学家茨维坦·托多洛夫获得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 )

托多洛夫说，自律有消极和积极两种含义。消极地说，启蒙了的人会把他的思考从权威，尤其是超自然或启示的权威下解放出来；积极地说，启蒙了的人会跟其他人一道，构建新的规范和法律，不是以外在于他的东西为基础，而是使用人类的理性，以增进人类幸福为目标。重要的是，神圣的真理是单一的（只源自上帝，通过《圣经》或教会传播），人类的真理有多个来源。启蒙运动在法语中的叫法就说明了这一点——其中的“光”是复数。类似地，人类行使其自律的意志的领域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独自一人。不再把源自宗教的教条当做正当行为的标准之后，人现在只要取悦自己，但要按照通过思想和对话得到的智慧的命令行动。

启蒙思想家及他们在知识上的继承人今天通常被指责为进步主义者。比如英国哲学家约翰·格雷就认为，启蒙思想家们批判宗教，但他们也将人类不断朝着完美和世俗拯救进步的观念体制化了。格雷认为，启蒙运动认为灵魂进步与技术进步并驾齐驱是有害的。科学的进步是真实的——无痛拔牙和抽水马桶是好东西，但是精神的进步是神话。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没有，也不能减少神秘和悲剧。但“启蒙哲学家认为人类历史是朝着完美的不断进步”是一种夸张的描述。也许数学家孔多塞是这么认为，但像蒙田、休谟和卢梭这样的心智更复杂的思想家并不这么认为。精神不断地直线进步是一种神话，有人相信它也是一种神话。

( 康德 )

不过托多洛夫有些低估了一些启蒙思想家的科学主义倾向。伏尔泰问：“谁曾听说几何学家中间分派别？”也许数学和物理领域跟其他学科相比，更容易获得真理或确定性，但即使是在这些领域，也不能排除严重的分歧。

保卫自律

今年6月，英国皇家人文学会会长、前英国首相布莱尔的顾问马修·泰勒在《21世纪的启蒙》一文中说，他要“重提在过去250年间改变了世界的启蒙运动的原则，把它们放在新出现的人性模型的基础上”。

他认为启蒙运动至今仍未完成，“18世纪的启蒙运动并不是一个融贯的运动，也没有确定的起点和终点。它的很多思想都可以在古代哲学中找到，或者已经包含在了文艺复兴或新教改革中。即使启蒙思想在咖啡馆、教堂的布道和皇家学会中引发了反应，它也没有触及乡村和新兴的工人阶级的生活。启蒙运动被它的改良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冲突撕成了碎片。至于启蒙运动事业的完成，可以说我们仍在等待。但启蒙运动造就了今天的我们。康德说，启蒙运动使人类变成成年人。科学和技术的兴起、市场资本主义的扩张、社会宽容和个人自由的增加，这些现象凭借的都是启蒙思想的推动。”

托多洛夫说，启蒙运动有三个核心思想：自律，普遍主义和我们行为的人道目的。泰勒认为，这三个核心思想到今天都需要做出调整。“关于自律，在对人性的基础、可能性和脆弱有了更深的认识之后，我们需要争取自觉的自律；关于普遍主义——所有人都有其尊严，享有基本权利，我们应更多地注意我们的同情能力，它是按照普遍主义去行动的动力。关于人道原则，我们应该按照对人类最有利的方式来组织世界，应该更多地考虑什么是进步。”

在很多人看来，马修·泰勒的论述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博士蒂姆·布莱克说：“泰勒这种神不知鬼不觉地披着启蒙外衣的论证并不罕见，但它很具代表性。我们不仅不够理性，也不具有通常的节制。在怪异的心理和不可靠的意识的驱使下，我们也不能信任我们自己。用畅销书《助推》中的话说，人类这一启蒙思想家亚当·斯密的论著的中心，其实是非理性的、靠不住的。在当代人的眼里，我们的自律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自律了。

“这种对自律的诋毁其实并非首创。这些人或许使用的是新近流行起来的行为心理学的术语，但它跟这种反动的观点本身一样古老。我们被认为受到非理性的冲动的束缚。对于这种批评，启蒙运动思想家们不仅很熟悉，而且有充分的估计。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写道，自然要求每一个动物和野兽服从。人类也感到同样的冲动，但是他知道他可以自由地行动或抵抗，他的精神正是通过这种对自由的意识而显现出来。卢梭并没有把自由想得很天真，正是按照我们的倾向、欲望和冲动来定义自由。泰勒则认为这些东西的存在驳斥了自由。卢梭则认为它们是自由的可能性的条件——人能够按照不同于自然法则行动的可能。”

英国雷丁大学哲学教授盖伦·斯特劳森在《纽约时报》网站上撰文说，可以用一个基本方法来证明人类不具有意志自由，你到了面包店门口，兜里只有10块钱了，店门口有人抱着一个罐子在乞讨。不管你是用钱去买面包，还是把钱投进罐子，你都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要对这一时刻的行为负责，你必须对你如何成为那时的你负责，这将形成一个无穷倒退，而到最后，你无法对生成你的基因和文化因素负责。

接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威廉·埃金顿对盖伦·斯特劳森这种论证做出了反驳。他写道：“康德说得很清楚：做出道德选择并为之负责，这一切正需要一个人受到一定的无知的约束。不管是造成我们现在的样子的进化的力量，还是我们成长于其中的文化，还是影响我们的思维的化学状态，这些对我们的自由都没有影响。‘我是自由的，因为不管是科学还是宗教都无法告诉我，我的未来是怎样的，我应该怎么做。’”

埃金顿说，我们以为人类的行为是可以预测的从而是不自由的，是因为我们持有这样一个宇宙模型：宇宙就像一套可以被破解的密码。在人类自由问题上，它让我们相信，对行动的预言破解了已经以密码方式存在的未来，未来已经被记录下来，我们要做的只是破解它。

他认为，康德已经对这一问题做了彻底的回答。在康德看来，他之前的哲学家认为人类能准确地认识世界时犯的错误是，忘记了我们的知识和这些知识的对象之间的区别。我们只能知道世界在时空中呈现给我们的样子，我们的理性却总是想比这知道得更多，想知道事物本身。理性的这种总是想知道得更多的倾向是好事。它是人类总是好奇、总是朝更多知识和成就进步的原因，但如果不尊重其限度，就会导致我们陷入错误和狂热。认为对世界和人脑的经验性研究能铲除人类的自由，理性就越界了。■ 保卫康德启蒙运动法国启蒙运动人类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