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资本主义的文化

（文 / 薛巍）

( 马克斯·韦伯 )

拆除铁笼之后

理查德·桑内特是1943年出生于芝加哥，6岁开始学钢琴和大提琴，1956至1962年就读于朱莉亚音乐学院，21岁时因患上腕管综合征被迫放弃音乐事业，转而学习社会学，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曾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他跟福柯一起做过报告，在纽约大学的家里招待过博尔赫斯，其著作的特点是把广泛的历史和文学学识与记者般的跟一个普通人聊天并记录下来其见闻的意愿紧密结合起来，《新资本主义的文化》一书也不例外。

桑内特所说的新资本主义，是指过去30年间全球金融、技术、媒体和商业等先进的经济部门发生了变化，科层组织重新组织了自身。过去的企业结构是模仿军队的、金字塔式的上下级结构。新的公司形式是柔性的、扁平化的，权力更加集中，领导层直接指挥基层，取消了中间部门。“通讯技术的发展意味着信息能够被清楚而完整地、原原本本地传达到企业的每个员工。电子邮件及其派生物消除了命令和规则中通过口头于指挥系统内部下达时所需的调整和解释。在60年代的汽车产业中，顶层的行政下达给底层员工需要5个月的时间，现在变成了一两个星期。而在销售组织中，销售代表的表现能够实时显示在管理者的电脑屏幕上。技术进展的结果是使执行官们相信他们掌握的情况足够全面，所以能够从顶层直接发布改革的命令。这种信念通常导致他们的失败。”

这种新科层组织的特点及其对政治和人们的心理的影响被称为新资本主义的文化。桑内特说，书名中的“文化”是人类学意义上的，而非艺术意义上的，是分析新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形态和工人的生存状态。

在桑内特看来，新资本主义经济最重要的特点是碎片化、短期化。在大企业有许多毫无联系的项目同时进行，各项工作任务都是分开的，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只能靠自己，用他们自己的装备尽量去应付来自核心的目标。企业再也无需审慎地思考它对员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在不稳定的、碎化的社会环境中，只有特定种类的人能够如鱼得水。他们以短期关系为取向，专注于潜在的能力，愿意放弃已有经验。而大多数人并不是这样子的，他们需要持续的生活叙事，他们以某项专长为荣，他们珍惜有过的经历。”

( 理查德·桑内特 )

新资本主义的正面影响是，使得具有适合它的品性的人能够在贫乏的机构生活中如鱼得水。这些品性包括拒绝依赖他人、开发自身的潜能，以及超越占有的能力。但整体上，桑内特认为：“这种全球性的突然增长可能带来了许多好处，但并没有带来一种更好的机构生活。新机构没有变得更小，也没有变得更民主；权力更加集中，这些机构激发的只有脆弱的忠诚度、低度的信任和高度的感到自己毫无用处的焦虑。”

原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是长时段的。熊彼特发现，投资者虽然仍有暴富的渴望，但是也追求长期收益。在19世纪末，投资决策开始使用投资战役、战略思维、战果分析这样的军事术语。在20世纪，工人也加入了这个战略规划的进程，他们成立各种劳工组织和协会的目的也是为了稳定和保障工人的职位。但在新经济下，经济形势的多变使得工人已经无法计划自己的生活，比如何时买房。

( 理查德·桑内特作品《新资本主义的文化》 )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末尾说，在科层组织中度过职业生涯的人生活在铁笼里。“或者换个比喻说，在职能固定的组织中度日就像慢慢地爬上或者爬下某座房子里面的楼梯，可是这座房子不是你设计的，你生活在别人为你设计好的生活里面。”韦伯说，人们之所以愿意这么做，是因为科层组织让人们学会了延迟满足。桑内特认为：“攀爬科层组织的梯级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如果铁笼是监狱，那么它也可能变成心理的家园。企业中的人能感觉到他们自己的自主性；升迁与降职的机构叙事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故事。对某个机构的不满能够与对该机构的强烈的感情并存。”在金字塔式的企业里，人会感到厌倦，厌倦是因为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在新经济下人会焦虑，因为不确定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焦虑来自恶劣的环境，厌倦则来自无可避免的痛苦或倒霉”。

该书如同一部白领生存指南。他说：“在新经济的世界里，那些飞黄腾达的人需要坚实的社会契约网络。有的人在家办公，这些人很容易被边缘化。当面的交往才有用，所以技术人员才会参加许多会议，所以那些在家里工作、只通过电脑和单位联系的人才会经常错过非正义的重要会议和决策。”当情况恶化的时候，顶层的人比下面的人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去回旋和适应；在遇到麻烦的公司里，管理人员的社会网络更为坚实和富裕，使得那些上层的领导能够更容易逃离。结果是，“如同尼采笔下逃亡的上帝，本应提供回报的见证人逃离了科层组织的场景”。

( 熊彼特 )

桑内特说，90年代初，他便开始对硅谷的软件编程员进行访问。当时他们醉心于各种技术的机会和暴富的前景。这些年轻编程员有许多人以比尔·盖茨为楷模，为了编写软件而从大学退学。他们那些位于旧金山南部的大同小异的办公室散发着变质比萨饼的难闻气味，地板上铺着蒲团和睡袋。他们鄙弃持之以恒的目标，如果失败了，就继续寻找新的项目。到2000年，这些人突然发现岁月不饶人，他们不再像以前那么意气风发。

消费的政治

新经济也催生了新政治，但这种新政治问题多多。“好的政体应该能够用一个共同的计划把全体公民团结起来。社会资本主义通过基于军事模式的民事机构创造了这样的计划。社会资本主义的缺点是团结的铁笼。新的机构秩序逃避了责任，将它自身的冷漠标识为个体或者边缘群体的自由；派生自新资本主义的政治的缺点是冷漠。”

桑内特讲述了他自己的见闻：“过去10年来，当访问某些前沿企业的管理人员时，我确实曾有几次差点真的以为新的经济状况会产生一种新的谋求发展的政治。这些企业管理人员都很年轻，他们靠技术发了财，现在把大量的钱回馈给市民社会。社会资本主义的理想公民形象是不对的，公民应该独立自强，努力向新型企业的理想员工标准靠拢，他们应该积极进取，未雨绸缪，而不是听天由命，坐以待毙。然而我终于明白，他们的梦想生错了地方。新机构不会催生谋求发展的政治。”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若要追求发展，政治必须以持续的关系和累积的经验为基础。而新资本主义的文化适用于各种独立的事件、一次性的交易和干预。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认为，公民每隔两代就应该反抗过去留下的僵化体制。20世纪60年代，许多严肃的激进主义青年将矛头对准了各种社会机构，尤其是那些大型的企业和政府组织。1962年发布的《休伦港宣言》同样抨击了国家社会主义和跨国公司，在新左派看来，这两种组织都是科层式的监狱。

桑内特说，历史已经部分地满足了《休伦港宣言》起草者的愿望，但却是以相反的方式。“我年轻时代的叛逆者认为，通过取缔各种社会机构，他们便能创造出各种共同体：直接交往的、团结信任的关系，身处其中的人们关心他人的需求。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大型社会机构的分裂使得许多人的生活处于碎化的状态。拆分社会机构并没有生产出更多的共同体。如果你是一个怀旧的人——哪个敏感的灵魂不怀旧呢？——你可能会觉得这种情况实在令人惋惜。”

桑内特这样一个怀旧的人提出的努力方向和对策便有些理想化。“人们现在焦虑不安，不愿意接受自己在变动时代的不确定命运，他们最需要的是一种精神和情感寄托。”具体地说，人们需要叙事、感到自己有用和手艺人精神。所谓叙事，是指各种事件在时间中的相互联系，经验在时间中的累积。英美有些工人在推行平行机构，试图为工人提供短期的柔性组织所缺乏的连贯性和延续性。“政府应该付薪水给那些在家里照顾家人的人，这样人们就不会觉得这样的劳动是负累。”■ 经济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