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时期的大学

章晓形容疫情期间被封控的自己“像一潭死水一样，渴望有人往里面扔一块石头”。

2020年新冠疫情开始之前，章晓在杭州上本科，她说那时的自己是“一条到处游走的河”。如今，她在山东读硕士一年级，总是突如其来、时长不定的封控让她失去了明确的目标，对生活充满困惑，原本四处打工、外出参与活动的大学生活显得遥不可及。

从2021年9月来到山东开始，章晓的学校就处在“半封闭”的状态。在这个新的城市，她几乎没怎么逛过景点，能记起来的外出消费只在自己生日这种重要的时刻。

5月底学校解封之前，章晓的生活近乎固定程序的循环：在宿舍上网课，午饭和晚饭去食堂吃。晚上和舍友在宿舍附近的操场上打羽毛球、散步、吹风，星期三和周末下午去附近的教室自习。和完全被封闭在寝室的疫情重灾区学生相比，她拥有更大的活动范围，但和过去的生活相比，变化是剧烈的。

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高校不同程度的管控政策让学生很难实现“进出自由”，这让大学生了解外界的窗口缩小，在2022年封控加剧时甚至被彻底阻断。而这些窗口，曾经是大学生们形成对人生和社会认知的最重要渠道。

3年的时间里，曾经开放的、多样的、充满诸多可能性的大学生活彻底被改变了，它给大学和大学生们带来的影响也许远比现在能看到的更加深远。

封控期的大学生活

2022年的疫情中，在出现病例的学校，学生几乎没有过渡的时间就被封控。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就读的钟圆是从3月9日开始无法出校的。当天凌晨，学校通知个别楼栋紧急做核酸，到早上，校门、教学楼、图书馆、出现密接的各宿舍也相继封闭。钟圆在两周内接受了12次核酸检测，14日，所在楼栋出现了二十几例混检阳性，当天起她被要求“非必要不出寝室”。第二天，宿舍楼的公共浴室关闭，21日才重新限时开放，这使得楼栋里近300名学生，在长达一周的时间内都无法洗澡，其余出现核酸异常的楼栋也是如此。

3月上旬，整个上海的大学生都开始面临类似的境遇。3月4日，上海大学延长校区也因为校车司机被感染采取“全封闭式管理”，这个范围到3月15日已经扩大到了全上海市的高校，学生的课程转为线上，实验等实操课程暂停。

从“封校”“封楼”到“封户”，学生原本的生活轨迹被不断阻断。吃饭、打水、倒垃圾等所剩不多的日常生活需求被统一规划和安排，确保楼栋同一时间只有一人在活动。在钟圆的学校，免费的一日三餐由封控在校的老师、后勤人员送到楼栋，还会不定时发放牛奶、水果、卫生巾等校友捐赠的物资。

三餐之外的饮食，由自由购买变成了需要拼运气预约、抢号才能得来。3月下旬，交大闵行校区开放了两家校内教育超市，供小于求的局面形成了“排队抢号”的采购机制，钟圆排过一次队，6点30分宿舍楼开门，她6点33分冲到了超市门口，等到9点30分超市放号，她拿到了当天的212号。

为了避免学生聚集，4月12日起，学校将超市的抢号系统搬到了校园内部App“交我办”上，每天20点30分，全校超过1万人蹲守不到600个购物名额，0.1秒的网络延迟都有可能影响最后的结果。17日，购物规则升级为“摇号”制，若想成功购物，需要经历报名-摇号中签-预约三个步骤。自那之后，钟圆没能成为购物的幸运儿，只能托有号的朋友帮忙买点东西。

即便在“必要”范围内，吃饭、洗澡也不是学生唯一的生活需求。随着封控时间拉长，原本被忽视、更长周期内的需求也需要被满足，例如理发、采购换季衣服等。在上海交通大学，这些需求的解决也被汇总到了“交我办”App上，在规定的时间开放预约。交大还在校园内组织了夏季服装销售，卖美特斯邦威的基本款服装。

全国高校疫情期间管理措施

上海之外，全国多地的高校也都实行了封闭管理政策。5月3日，北京市教委提出严格师生进出管理，当天晚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均宣布转为封闭管理。“太迅速了，不会提前很久给通知，可能发出通知后两三个小时就封”，人民大学学生杨立说。

也有学校所在城市并未出现疫情，但出于“防患于未然”的目的提前开始封闭管理，例如一所位于广西柳州的学校因为临近的边境城市东兴的疫情采取了封控。“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状态普遍存在于高校防疫中。但由于并非疫情核心暴发地，提前开始防范的学校的“封校”红线就变得非常微妙。

一位南京的学生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学校虽然采取封闭管理，但外卖一直没停，对学生来说点外卖比食堂便宜，也不用自己去食堂，所以他频繁点外卖，“其实我也纳闷，外卖都不停，为什么还要把学生关在学校里。”学校曾组织过学生写禁止外卖、快递倡议书，但层层通知，后来也就没了下文。

在辽宁大连就读的学生刘畅也有类似的困惑，进入4月后，外卖小哥已经能正常进出学校，但学生还是不能正常进出学校，“问题是社会面早就解封了，我们学生就只能封着，永远是等通知。我知道学校也没办法，防疫这个事现在大过天，学校尽力了。”

无法理解的，还有食堂增加隔板，或者监控学生在校园内是否佩戴口罩。“食堂那么多人的地方加隔板，算防疫还算形式主义？”刘畅心理始终有这个疑问。

人是社交的动物

章晓感受到“封控”是从2020年年初疫情首次暴发开始的，当时她在杭州读本科，原本被戏称为“人民公园”的开放式校园不再对外。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她被要求出校后15分钟内到达校外的宿舍区，以做到尽量减少外出。她原本觉得，疫情导致的校园封控会在那之后越来越放松，但事实并非如此。

2022年春季学期，她所在的城市第一次出现了单日病例数量过百的情况，这让学校的“半封闭”变成了“全封闭”。尽管疫情的迅速增长在半个月之内就得到控制，但严格禁止出校的政策一直持续至今。不仅如此，学校内部也被临时设立的哨点划分为几块，每一块尽量包含宿舍楼、一个食堂、教学楼以及运动场，保证学生的“基本需求”。章晓已经没法像上学期一样从宿舍步行20分钟到学校另一头的食堂吃饭了。

与学校以外的社会接触机会被直接切断了，而这曾是大学生生活的重要部分。经历过本科课余时间打工的章晓认为自己“跟外面的人打交道多了，不那么容易上当受骗”，并且一度积累了“社会人”的能力。在大学4年里，她做过话务员、促销员、服务员、家教和教培机构的助教，高年级时也去互联网公司实习过。这让她在那时已经对于校外的世界有了明确的感知，例如教培行业一度在风口上，她在机构工作时收入不错。

除了不能出校打零工，“封校”阻止的还有兴趣爱好活动。以被封闭在宿舍里的上海学生为例，他们几乎都无法再参与从前的社团活动，仅有的线上交流很难满足体育、舞蹈、话剧等活动的需求。被停止的还有曾经热闹的“百团大战”，这是诸多校园社团在线下贴海报、招新人的场合，不同年级的学生可以在这里直接交流和认识。

章晓打零工赚钱的直接原因是她当时喜欢上了跳爵士舞，在校外参与一节舞蹈大师课经常需要数百元。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她成了舞舍的教练，也开始接商演赚钱。如今，她想到过去的生活会觉得遥不可及。

新闻和视频如今成了章晓与大师和舞团产生联系的唯一方法，但近期她没听到什么好消息。5月，章晓听说知名舞团“陶身体”和杨丽萍的舞团因为长期封控导致没有演出收入而解散。她理解这些舞团的困境，觉得视频终究无法传递舞台的细节和氛围。而她自己的舞蹈爱好也搁置了将近一年。

除了发展兴趣爱好，这类社团活动也是一种随机的社交场合，它聚集了没有竞争、利益关系的同好。在这种场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比舍友和同学更松散、没有负担，“处不来就不处了”。一位在上海的大三学生告诉《第一财经》杂志，2020年疫情暴发后她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社交。参与活动是她重要的社交方式，这是她在成长过程中为数不多的、单纯因为志趣相同而交朋友的机会。

对章晓这条河来说，舞舍和打工时认识的朋友就是“浅社交”，像是一条小河向外延伸的分支。它们不见得是长期、深刻的关系，却是长见识、让生活更丰富的触角。

在封闭的状况下，广泛而轻松的“浅社交”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与周围固定的、有限的人朝夕相处。章晓现在每天和室友待在一起吃、住、学习和运动，同时有“对彼此感同身受，拥在一起共患难”的情谊和感受。

同学之间的友情变得弥足珍贵。在天津读大三的戴阳告诉《第一财经》杂志，第一年疫情时，大部分学生直接被困在了家里，一整个学期学校里可能都没什么人。今年也是如此，一个宿舍里只来一两个同学是常见的情况。

和章晓一样，戴阳也喜欢跳舞，大一时参加了学校的舞蹈社团。2020年年初疫情来临，戴阳主要在家里学舞，再把学好的动作上传给舞蹈团的负责人。她原本认为大学里的兴趣应该有更多实践，但却“一直停留在理论上”。

更重要的亲密关系

深入的亲密关系也是“河流”的重要分支，它往往是向外探索之后的结果。单身的章晓在封控期间的恋爱经历也与“支流”被阻断相关—社交范围的急剧缩小让她没什么接触异性的机会，爱情自然发生的场景日渐稀少。

“带朋友进来玩、朋友来宿舍里住，这些学长学姐们的经历，我想都不敢想，真的很羡慕。”杨立这样告诉《第一财经》杂志。2019年入学的他认为自己只体验了不到半年的“自由时光”，从2020年后，自由就变成了一件需要“审批”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