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冯小刚：我相信善良也有力量

（文 / 马戎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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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你相信命运么？两个孩子只能救一个，李元妮面临无可选择的选择。看到这里，会觉得，人在命运面前是被动的。

冯小刚：冥冥中的确有这样一个力量：你可以不相信但你还是要尊重。我觉得命和运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命是基因的传递，运是你和你自己的作为。命不能改，但是运可以，所以要把他们俩拆开了看。人在命运驱使下，实际上是被动的，但是很多人还是在做一个努力。这种努力，我觉得其实是徒劳的，然而从宏观的一个角度看，人又需要骗自己。你要骗自己，要有所改变，这样你才有勇气，或者说你有一个期待。这就是你为什么可以去努力。

努力的人多了，你要说勤奋，那天天下地干活人比你勤奋多了。不是每一个努力勤奋的人都能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只有一部分人，好像是由于他的努力，得到了一个好的结果。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可能也是命运的安排，因为我并不比别人更高明，也不比别人更勤奋。这是命，老天爷从这芸芸众生里随便手指一点，就你吧，我努力不努力都是这结果。他就是说一网不捞鱼，二网不捞鱼，三网捞一个小尾巴鱼！这个有点像那种中奖号，就是“唰——停！”我就是被停在那儿的那个号码。你不能跟我说，怎么没停到我这儿，这就是一个偶然。

唉，我太明白我自己的能量到底有多大了——其实没多大。

三联生活周刊：经常会觉得自己很脆弱么？

( 《唐山大地震》剧照。画面中的唐山地震墙也被称作唐山的哭墙 )

冯小刚：对啊，我经常觉得自己非常不堪一击。一个小女孩记者两句话就能给我弄急了。打高尔夫球，连续两个杆没打好，就把那杆弄水里去了。这都不是一个真正意志坚定的人，或者有能量的人能做出的举动。

三联生活周刊：可同时你的生命力也很强，《甲方乙方》之前，一连几部都失败了，然而还是坚持了做电影。

( 化妆师正为饰演方登的小演员张子枫补妆 )

冯小刚：其实都是历史的巧合。在那个点上，恰如其分出现了韩三平和张和平。中国电影市场又是那么一个局面：在那之前，你不是电影学院毕业的，想要在国有电影制片厂拍电影或当导演是不可能的，电影学院毕业的都要先当场记去。到那时候已经山穷水尽了，电影厂终于把门槛砍了。我那时是逆流而上啊，等于所有人驾着车，推着箱子，逃难啊，从电影的这个王国里往外狂奔一路，或者干别的事去了，或者涌向电视剧了。然后我逆着这些逃难的电影人，就走进了电影厂，开始拍电影。毛主席有句话叫做“有利的情势，主动的恢复，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说的是对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现在还记得毛主席语录？今天在书店还见到把《毛主席语录》新包装上市。社会已经转型，大革命里斗志盎然的人物却依然成为消费对象。你怎样看待这类现象？

冯小刚：我倒不认为大家是真的有意识从语录里找到意识形态的一个支撑点，我认为这完全是一种怀旧情绪。毛泽东代表着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无论好不好，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是和我们的青春往事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物质这么丰富，信息这么多，生活的品质有非常大的一个提高，没人真的会愿意退回去。我们的回忆，都是带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然后，当回忆青春的时候，你就被你的回忆催眠了，然后你会误以为自己愿意回到过去。其实都是误会。

我们到唐山去采访，去了解，闲聊。唐山人说，我们唐山地震，地震完了没有哭声。众口一词地说没有哭声，我觉得他们是共同信守着这样的一种理念。我觉得这是被催眠了，被自己的一种想象催眠了。我不相信没有哭声，因为他们具体地叙述到他们自己的家庭在地震中的遭遇的时候，他就穿帮了。他就说他当时从废墟里爬，是谁给他扒出来的，然后他姐姐也没了，他的哥哥也没了，爸爸也没了。然后碰见他舅舅了，问他，家里人呢？他哭了——都没了。当他具体叙述这件事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更愿意相信他这个说的是真实的。怎么可能呢。当然，你说一瞬间，被这样一种天塌地陷的灾难给予毁灭性打击，然后在瞬间真的蒙了，这有可能。但是跟着来的一定是嚎啕痛哭。但是唐山人特别愿意说，我们唐山人当时没有哭声。我一直在想他们为什么相信，或者口口相传这个事情。哭有什么丢人的呢？但我又没法跟他们说，你们说的可能不是真的。我反过来就想，说到我们经历的那个时代，大家经常说，泸州老窖多少钱一瓶，洋河大曲多少钱一瓶，烟多少钱一盒。我们10块钱吃一大桌子菜，觉得好像那时候比现在强太多了。其实是那样么？不是。可是每个人都愿意说起那个时候，他的青少年时代，就两眼放光。

三联生活周刊：你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你这一代人经历了很多，“文革”、80年代的思想解放大潮，90年代改革开放，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你的价值观念里，始终没有改变的是什么？

冯小刚：我1958年出生，到今年，52岁了。这50年我感觉自己经历了好几代。

记得我四五岁的时候，也就是在1965年之前，在我印象中，人和人的关系都特别祥和。之后我就觉得开始变得特别地凛冽了，现在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开始不友善了。而且那时候比现在好一点的是，它大概有一个好坏的标准，你不能公然用那个不好挑战这个好。而现在不是了，现在是如果给出一个是非来，更多人愿意混淆这个是非。没有标准，没有界限，而且往往很多时候邪恶是占上风的。他不友善了，而且变得十分不包容。章子怡这事，大家口诛笔伐，恨不得一棍子打死。我想，她犯了一个多大的罪？她做了一个什么十恶不赦的事？那么多没捐钱的人抡着棒子打一个捐钱的人，而且一呼百应，没有一个人会同情她，觉得她活该。全世界出现这样事的国家不会很多。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时代大家都缺乏安全感？

冯小刚：是的，没有安全感。拿我自己来说，基本上我不会主动去挑衅别人，我没有对别人的攻击性，但是恰恰，现在我被妖魔化成了一个非常有攻击性的人。

我认为这和我们的民族性有关系。我们这个民族饱经蹂躏，外敌的入侵，凌辱，捕杀，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几百年下来，就把这个民族人性中最黑暗的东西，给逼出来了。其实这民族是挺善良、挺勤勉的民族，你看我们民族的诗歌，特别有智慧。后来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唐山大地震》试映后，我收到很多短信，很多提前看了片的人会觉得特别感慨⋯⋯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人都在哭，情感诉求是这部影片的一大消费点。

冯小刚：哭是一种宣泄。我希望这部电影能够将观众内心的善和暖安全地释放出来。我希望通过《唐山大地震》你可以让其他人来认识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民族的人是什么样的情感。这个民族饱受天灾人祸，我在这儿拍的是天灾，不是人祸——天灾可以拍，人祸不能拍。天灾承担了一个恶的角色，在这个天灾面前，我们看到了人的大爱，大善，所以它是安全的，我希望这部电影能够唤起人们对善对爱的渴望和记忆。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唐山大地震》对亲情的宣扬会成为一个社会话题么？

冯小刚：会。我拍电影，在选题材的时候，都会看是否能成为一个话题，看这个东西对人的触动有多大。《非诚勿扰》拍摄的时候，我就觉得会成为一个话题。

三联生活周刊：时代动荡，哪些价值观是不可动摇的？你还相信什么？在当下的大时代中，对亲情的重视和宣扬，你认为它的价值在哪里？

冯小刚：亲人永远是亲人。我觉得家庭对于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了，那么人就是彻底地没有安全感了。还有一个，我觉着还应该有是非，这东西必须得有。

我拍了不少喜剧，但其实我是一个特别悲观的人，我对很多事都特别失望，包括对我自己。但是我还得去拍一些喜剧，让别人觉得这是一种麻药。我们就不断地给自己打麻药，给别人打麻药。

在我的作品里其实有个原则是始终没有动摇的，那就是人道主义精神。我认为人性中最柔软最温暖的那些东西一定要在电影里有所表现。像《手机》里费墨和严守一的那种感情，这个我觉得是一贯的。《唐山大地震》是我把一贯推崇的人道主义推向了一个高潮，我相信这个电影能够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善。你会哭，而且哭完了之后，你心里是暖融融的。不是哭完之后心里头彻底的悲凉，凉透了。后者我觉得没准电影节喜欢那样的，但我觉得太不自然了，我要拍这样的东西，就特别违背我的良心和愿望。

三联生活周刊：前面你说到这个时代没有“是非”——我想起王朔当年说“我是流氓我怕谁”，这曾影响过很多青年的价值观。你的语言风格和价值取向也曾经深受他影响？

冯小刚：这个话是有环境的。当时他很红，成名了，树大招风。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咬着牙扮演着名人的角色：扮演大度和包容。王朔非常直率：你还别把我当回事，我还就不演这名人了。我们现在老说，你是公众人物，怎么不能说你啊？你就是被消遣、被娱乐的。你没有隐私，你家里的地址可以被曝光，你的电话号码可以被曝光，你身份证可以被曝光，你不许急，因为你是公众人物。很多公众名人就真的上了这个套了，于是就让人由着性地消遣你。王朔就说，少他妈来这套，你别把我当名人，我是一个流氓。一个流氓干什么样的事都是对的，一下变被动为主动，所以你看媒体很少去招惹他，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希望要跟你合作从你那获得什么。我们不是，我们拍个电影，你得跟媒体合作，你得宣传，媒体把你当成一个资源，轻易不会把你彻底弄得不合作了。那么媒体小打小闹，你也不敢跟媒体彻底翻脸，它是一个互相利用的关系。王朔他想看什么呀，我不利用你们，你们可以一点好脸都不给我，反过来说我也掌握了不给你们好脸的权利，是吧。你别把我当人，我也别把你当人，咱互相都别抱幻想。这是他的一个方式。我觉得是这样，你无所求的时候，无欲则刚啊，是吧。我其实羡慕他这样的，但是你真得做到敢于放弃，你才能够把这步棋子“啪”一下放在这里了。不是的话，这步棋又拿回来了。为什么？有求于人。

三联生活周刊：你刚刚请王朔写了《非诚勿扰2》的剧本。你觉得他的哪些东西是一直到现在你都很欣赏的？

冯小刚：想象力啊。这个事对他来说不是个沉重的负责的事，不是个压力。他看《非诚勿扰》觉得挺好玩的，他原来不是很爱看这类片子，但看了觉得挺好玩，还能写得更好玩。我说那你弄一个？行啊。咱就当玩呗，咱俩一块。

其实王朔是很坦率的人，他说话一针见血，但他是挺善良的一个人。他表现得有攻击性全是因为自我保护。

三联生活周刊：时代在变化，电影技术一再刷新，有什么是观众永远都希望看到，不会丢弃的？

冯小刚：我认为是感情。你要有孩子，你就疼爱你的孩子；别人帮助你了，你心里会有感激之情。这些我觉得是人类长存的，他是一个人本能的正常反应。其实电影如果能够把这种人的正常的世俗欲望表现出来，大家就挺有共鸣的。怕的是你反应的完全不是正常人的情感，大家说，他为什么这样啊？

三联生活周刊：介不介意有人将你称为机会主义者？

冯小刚：我不介意，这没有什么。包括机会主义，我都不认为是一个不好的词，我觉得这说明我很敏感。这10年来，从我拍电影到现在这十二三年了，我觉得我的电影用嬉笑怒骂的方式，记录了这个时代一点一点的变化，这时代的变化，从我的电影里都能看出来。艺术创作不正是要从生活里头来么？比如手机，生活里的手机在哪儿。肯定要非常敏感地捕捉到这点。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纪录时代变迁是电影导演的责任之一么？

冯小刚：我只是不知不觉做了这么一件事，我其实特别反对观念先行。我拍电影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去想，这电影的意义有多大，我们面临的特别具体问题就是，这样一个结构行不行？这样一个人物关系，一直平行着不行？要有交叉，要换位。然后情节要往前走，故事要往前推进。其实导演要把东西拍好，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这上头去。

三联生活周刊：华谊这次给你安排的宣传点是“国民导演”。

冯小刚：这宣传就是找一堆的说法。这回找到什么，下回再找。其实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老百姓的导演呗，它就是一个噱头。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电影一直关注城市平民生活，这是有意为之，还是和自己的出身背景有关系？

冯小刚：文如其人吧。我只能表现我熟悉的生活，我熟悉的人物和感情。《集结号》里的谷子地，那个人物和他的生活我并不熟悉，但他作为一个平民老百姓，心态我是熟悉的。

三联生活周刊：社会在变化，大众也分很多层次时，你站在哪一边？

冯小刚：我站大多数人那儿，我希望我的电影从情感上能和大多数人相通。少部分人我顾不了，因为我跟他们没有通道。

三联生活周刊：有时候人数众多不代表他们的意见和判断就是正确的，比如网络暴民。

冯小刚：我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我参加一个反盗版的演出。我跟张国立站那儿，张国立主持，还有杨澜。我要上台，张国立想垫几句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反盗版。我问你们一句，在场的观众你们看不看盗版，一万多人异口同声，我看。国立说，哎呀，我真是没想到——我也没想到，当时我会觉得，中国是个没有是非的民族，而没有是非的民族是不值得尊重的。

可同时，我觉得网络上的人不能代表大多数，到网上发表评论的好多人是生活中有好多不如意的事，他就找一个渠道，我就骂你，我就不跟你讲理，越没道理他觉着越痛快。但你不能由此来断定大多数老百姓就是这样的。

三联生活周刊：感动，宣泄，哭泣⋯⋯如果有人问你，哭泣是否代表情绪化，代表脆弱，对现实无能为力，只能伤感和逃避，你会怎么回答？你认为你的电影能对社会现实形成一种干预么？这种干预是有力量的么？

冯小刚：这样去思考问题的人，和我不是一种人。“走心”，怎么可能不干预？批判不一定能在人心里荡起一层层涟漪，而感情的力量可以。我的电影从不掩饰真情流露，但也并非对现实没有观察和批判。《一地鸡毛》、《手机》，都是走心的片子，也都具备对现实的批判。只是我的批判并不是“用刺刀刺”，我不喜欢也不希望看到“人头落地”，那有违我的本性。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善良不意味着脆弱和感伤，我相信善良也是有力量的。

三联生活周刊：两年前做你采访时，你说，希望有一天自己拍点喜欢的艺术片，不用要很多人喜欢。

冯小刚：其实我觉得，我可能真的做不到。就算我非常自由，我完全可以掌控自己的时候也做不到。我认为拍艺术片的人他们善于割断和观众感情沟通的联系，而我本能地要把一个堵塞通道扒开。我的电影一定要和观众建立一个沟通渠道，这是我的本能。

我怎么可能比观众高端呢，我比观众水平高？我比观众对生活的人生深刻，我比观众有智慧⋯⋯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首先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人。但真的你看，很多导演，他们都这么认为。然后你经常可以听到他们说，我不愿意拍一些迎合观众的电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这样的感觉。我高你低，他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啊。这儿在座的都是观众，怎么就说您比人高啊？要说对生活的认识，谁比谁更肤浅啊？

三联生活周刊：钱对你来说还有诱惑力么？

冯小刚：有啊。你问问李嘉诚缺钱不缺钱？钱确实能做好多事。你比如说我原来是画画的，可我的技术没达到我欣赏的那些画家的水平。我很想有一个自己的美术馆，这样我能收藏他们的作品。这可不是小钱能做到的。再比如说，好多人需要，你给他一点帮助，他会特别开心。你要有钱可以帮助他，可以让他开心。钱哪，什么时候都是有用的。但是你真的是不能成为它的奴隶，主仆关系颠倒。它是为你高兴的，你不能最后成了为它挣命的。

三联生活周刊：大家都认为，到2010年底，中国电影票房会突破100亿元。你认为当数量到了一定级别后，中国电影还需要突破什么？

冯小刚：首先我觉得票房100亿元是个好事，它是个绝对数字，绝对数字都特别低就没什么繁荣好谈了。同时你得知道投入多少。你说投入120亿元拍电影，然后挣100亿元，这他妈不行。有时候媒体报道一个电影，说它“破亿”了，但是你得先知道它成本多大。当然我觉得中国电影在一个蓬勃的成长期，我也很骄傲地认为，我对中国电影市场的这种蓬勃成长起到了一个领军的作用。这个我就不谦虚了。

但是我确实觉得应该更丰富，应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哪怕一小撮人群他有这个需要，其实你也要有相应的他需要的作品出现。至于你说限制，我们的国体决定，肯定是有限制的。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在往前推进，推进的速度或许不是很快，但总之，整个是一个潮流，在往前走。我们过去基本上跟世界大家庭是割断割裂的，现在就是说“啪”，吸铁石把这吸上去了。就像有时候这个，“啪”吸过来了，现在还浮在外头，贴着，得慢慢融进去。这融的过程可能挺长的，我不知道我看得见看不见。■ 相信专访善良冯小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