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惨案”主谋死后

（文 / 徐菁菁）

( 7月3日，巴勒斯坦人在叙利亚大马士革郊区的雅尔穆克难民营为阿布·达乌德送葬 )

7月3日，在叙利亚大马士革郊区雅尔穆克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里，人们送别了现年73岁、因肾衰竭而辞世的阿布·达乌德。在经过近40年的流亡生涯后，达乌德终于没能回到他的出生地——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西尔万地区。就在上个月，以色列耶路撒冷市政府刚公布了在西尔万建设新的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

包括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在内，巴勒斯坦多个政治派别都派代表参加了达乌德的葬礼。在一份写给达乌德家人的吊唁信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将达乌德称作“法塔赫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为了他的人民的合法利益，他的一生充满了斗争、无私的奉献和巨大的牺牲。”阿巴斯写道，“他战斗在最前沿，捍卫巴勒斯坦人的解放。这是怎样一个杰出的兄弟、伙伴、坚忍不拔的斗士！”针对阿巴斯的唁电，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在评论中挖苦道：“阿巴斯终于再次露出了他的本色，公然表扬一位灭绝人性的屠杀者。”

阿布·达乌德是以色列人不能忘记的名字。1999年，达乌德在《从耶路撒冷到慕尼黑》一书中承认自己是慕尼黑惨案幕后策划者和主使。1972年9月5日，巴勒斯坦激进组织“黑色九月”的8名武装人员潜入慕尼黑奥运村，打死两名以色列运动员，劫持9名以色列代表团成员。在联邦德国警方的武力解救行动中，双方发生交火，9名人质全部被杀害。

1967年以前，耶路撒冷教师阿布·达乌德在学校里教数学和物理，还持有律师执照。据他自己回忆，那时，他与当地的也门裔犹太人曾有一段快乐的相处时光。1967年6月，耶路撒冷西尔万地区被以色列占领后，达乌德逃亡到阿曼，加入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伦敦国王学院中东研究教授耶兹德·萨义格告诉本刊，达乌德是上世纪60年代加入巴解组织的第二代年轻领导人之一。“达乌德自称在1968年参与创立了巴解组织的情报部门。”美国“捍卫民主基金会”研究部副主席乔纳森·钱泽尔说，“在整个70年代，他花费大量时间在欧洲等地旅行，以发展法塔赫的外联关系。”

耶兹德·萨义格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60年代末，巴解组织缺乏足够的资源与以色列正面对抗。在失去了约旦河西岸的总部后，他们迁移到了约旦境内。1970年9月16日约旦国王侯赛因下令驱逐他们，随即爆发了约旦内战。在这场战争中，巴解组织一半以上成员被打死，阵亡者多达4000多人。“在约旦的战败宣告了巴勒斯坦将武装斗争作为实用策略的终结，巴解组织失去了主要的避难所，促发了地下抵抗组织的发展。”这些组织中最为知名就是制造“慕尼黑惨案”的“黑色九月”。

( 1972年9月，以色列民众衰悼在慕尼黑奥运会恐怖袭击事件中丧生的运动员 )

“黑色九月”的名字即来自那场使得数千巴解成员丧生的约旦内战。“1970至1971年间，在巴解组织被驱逐出约旦后，巴解组织情报部门主管、副主席阿布·伊亚德和他的亲密伙伴建立了‘黑色九月’。”阿曼巴以问题政治分析师姆因·拉巴尼告诉本刊记者，“阿布·达乌德是伊亚德的高级副手之一，也是‘黑色九月’的重要人物。”

作为一个地下组织，“黑色九月”显得神秘莫测。在接受阿拉法特传记作者托尼·沃克尔和安德鲁·高维尔的采访时，达乌德曾称“黑色九月”并不存在：“巴解组织只不过给这些行动冠以了这一名号，这样就不会显出自己是这些情报机关所涉行动的直接领导者。”但他随即否认了自己的声明，称录音带被篡改。“现在，‘黑色九月’与巴解组织的关系已经不得而知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中东历史专家詹姆斯·戈尔文教授告诉本刊记者，“一些研究者认为，它只是巴解组织授予的一个名号，以用来开脱责任；另一些人则相信这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事实上，两种说法可能同时正确，因为从个人来说，‘黑色九月’的成员都来自巴解组织。”

( 1972年9月6日，以色列运动员遭劫后，联邦德国警察试图在运动员公寓楼顶展开营救 )

“‘黑色九月’主要负责在以色列以外的地方行动，其诞生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巴解组织在试图与另一巴勒斯坦反抗组织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竞争。”美国兰道尔夫-麦肯学院教授迈克尔·菲斯奇巴赫则对本刊这样分析，“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当时已经制造了劫机等轰动性的事件，引发了大量关注。”

在1999年出版《从耶路撒冷到慕尼黑》中，达乌德承认自己和同事们在罗马的一家咖啡馆策划了整个在慕尼黑劫持以色列人质的行动，直到设法将武器运抵慕尼黑，他的使命才告终结。行动实施后，1972年9月5日凌晨5时10分，联邦德国当局开始了拯救人质的行动。“黑色九月”遂下达最后通牒，要求释放被关押在以色列的234名囚徒和联邦德国监狱中的两名囚犯，最后期限为5日上午9时。不过随后他们一再修改了最后期限。2006年，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达乌德曾强调说，他们并没有打算杀害被绑架的以色列人质。当时，执行任务的“黑色九月”成员到达机场时，发现联邦德国并没有按许诺的那样派出送他们去开罗的飞机，并且对他们开火，这才导致了悲剧。“我倾向于赞同达乌德的说法，在慕尼黑杀死以色列运动员并不是他们此行的目的。”拉巴尼说，“如果这是目的，他们会在运动员公寓轻而易举杀掉所有人后逃走并不被发现。他们原本的目的，是趁着世界媒体聚焦奥运会的机会，劫持人质以交换被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同时也引起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

( 这架用来押运被劫以色列运动员的直升机在“黑色九月”成员与联邦德国警察的枪战中被炸毁 )

2006年，达乌德在接受德国明镜电视台采访时，曾公开表示自己从不为“慕尼黑惨案”感到后悔：“让我道歉只是做梦而已。”“在慕尼黑事件以前，我们只是普通的恐怖分子。”同年，他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如是说，“而在慕尼黑以后，至少人们开始发问：这些恐怖分子是谁？他们想要什么？在慕尼黑以前，没有人对巴勒斯坦有哪怕是些许的了解。”“但事情的另一面是，袭击发生后，在美国，‘巴勒斯坦’就成了‘恐怖主义’的代名词。”乔纳森·钱泽尔说，“这使得巴勒斯坦人花费了数年时间去修正这一印象。但在很大程度上，我想今天的美国人依旧持有类似的想法，这都源于1972年电视呈现的那恐怖一幕。”“它确实吸引了世界对巴勒斯坦的注意。”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中东及非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梅尔·里特瓦克则告诉本刊记者，“但这同时也使得以色列从美国和欧洲获得了更多的支持，也让以色列变得更加强硬。”

在慕尼黑惨案后，以色列启动了名为“上帝之怒”的秘密行动，定点暗杀慕尼黑惨案的肇事者。阿布·达乌德是摩萨德枪下少有的幸存者。1981年，在华沙一家酒店的大堂里，他在左手腕、胸、胃、颌等多处中弹的情况下，还追捕刺客直到在大门口倒下。

耶兹德·萨义格告诉本刊记者，1973年，埃及、叙利亚向以色列发起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取得一定胜利，同时，阿拉伯国家开始使用“石油武器”向美欧发难。在此背景下，巴解组织开始叫停恐怖活动，“巴解组织开始尝试获得包括阿拉伯国家、不结盟运动国家、苏联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承认，成为巴勒斯坦的唯一合法代表。而获得承认的筹码之一就是愿意与以色列谈判并妥协，以在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加沙和东耶路撒冷地区建立巴勒斯坦国”。与此同时，“黑色九月”越来越被巴解组织情报部门的内部斗争所利用。萨义格说：“1973年，巴解组织最终认定，‘黑色九月’的危害比好处更大。1973年早些时候，阿布·达乌德在策划针对约旦政府及议会的大型袭击，以迫使约旦政府释放巴解组织囚犯时，在阿曼被捕。在这次事件以及针对美国驻苏丹外交官的袭击事件后，‘黑色九月’终于消失了。”

萨义格说，被约旦释放后，达乌德一直是巴解组织在约旦活动的左翼人物，担任民兵组织的指挥官和情报官员。在1975至1976年的黎巴嫩内战中，他还在贝鲁特地区指挥过战斗。1978年，达乌德一度与从巴解组织中分裂出来的阿布·尼达尔结盟，秘密帮助他在黎巴嫩南部建立军事基地。由于尼达尔曾向阿拉法特宣战，引发了阿拉法特的不满，使他革除了达乌德的要职。但1993年，阿拉法特与以色列时任总理拉宾签署《奥斯陆协议》，回到约旦河西岸时，他仍然向达乌德发出了邀请。梅尔·里特瓦克告诉本刊，达乌德没有像其他反对《奥斯陆协议》强硬派一样拒绝阿拉法特，但最终因为以色列的强硬态度，达乌德未能成行。“虽然达乌德与阿拉法特间存在严重的政见不同，但他们仍然保持了较好的私人关系。”政治分析家拉巴尼说，“对于阿拉法特来说，他倾注了大量努力以保持巴解组织内部各派别的团结，而这种多样性正是他获得合法性和力量的源泉。”

1996年，以色列准许达乌德回到由巴勒斯坦管理的加沙参加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这次委员会上，巴勒斯坦宪法中有关号召武装斗争摧毁犹太国家的条款被废止。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将会再做一遍我做过的一切。你相信么？”2008年，达乌德曾对美联社记者这样说，“但是，也许，只是也许，我们会表现得更加灵活一些。回到我们那时候，我们只知道要么有一个完整的巴勒斯坦，要么什么都没有。”但在逝世之前不久，饱受疾病困扰的达乌德依旧不忘向以色列表达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强硬，他说：“现在，我无法再与你斗争了。但我的孙子和他的子孙将继续斗争下去。”■ 慕尼黑阿拉法特惨案中东局势死后慕尼黑惨案主谋以色列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