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莫里斯的游记

简·莫里斯

身为记者，莫里斯有幸见证了很多历史性事件。她在1953年第一个报道了珠穆朗玛峰首度被人类征服；1960年，她在报道联合国大会时目睹了赫鲁晓夫脱下鞋子拍打桌子以示抗议；1961年她在以色列旁听了对艾希曼的审判。她在哈瓦那采访过格瓦拉，30年后，在英国搭乘了一个T恤上印着格瓦拉头像的搭车者，她对这位搭车客说：“我敢打赌，在你搭过车的人中，我是唯一一个亲眼见过切·格瓦拉的。”

报社为莫里斯提供了观察各种事件的大看台，并容许她像对待随笔写作一样对待新闻快讯的写作。在珠穆朗玛峰上没有远程通信设备，为了将消息及时送回，她差点在下山时摔死。为了保证独家，用暗语发消息，如“雪况糟糕”等于“登顶成功”。

在对联合国大会的报道中，她不仅观察细致，对麦克米兰和赫鲁晓夫做了比较，还把握到了两个人的性格差异及他们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哈罗德·麦克米伦留着油光可鉴的伊顿公学式的发型，缓慢、拘谨地走上讲坛，看上去沉着冷静又尊贵庄严，他发表了一个文明的、有教养的绅士的演说。赫鲁晓夫则似乎处在最粗野的情绪中，摊手摊脚、面色愠怒地坐在座位上。但后来她发现，她模模糊糊地站在赫鲁晓夫一边，他的行为中有一种会被首相加以充分利用的农民式的诚实与幽默。而且，用鞋拍打桌子表示不赞成，不过是一种旧式的俄国风俗。

《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覆盖了20世纪的后半叶，从50年代到90年代，从“二战”初到千禧年终结。它反映了这个世界50年的进程，也反映了作者本人的变化：从24岁变成了74岁，从詹姆斯变成了简——1972年她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做了变性手术，她的文风也由此发生了变化，某些批评家说后来她的写作中有一种清晰可辨的解放感。

莫里斯最显著的文风特点是打比方，在对变性手术的记述中，她也发挥了这一本领。诊所里挂着厚厚、柔软的窗帘，弥漫着香水味，让她想起后宫，医生的太太就像一个婢妾。走下一道螺旋楼梯，来到私人区，“一切都是闪光和香奈儿，就像是从苏丹的宫殿走到了宦官生活区，当时我想，这是一个不坏的明喻”。

新书《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

伊恩·布鲁玛在《纽约书评》上评论《名利场》专栏作家希钦斯的回忆录时说：“希钦斯对波兰、葡萄牙、阿根廷和其他地方英勇的报道有一个缺点，他好像在任何地方待得都不够久，也没见过不是英雄、名人和坏人的人。我们希望听到一个普通波兰人、阿根廷人或伊拉克人的声音。相反，我们只听到了亚当·米奇尼克、博尔赫斯、查拉比，他们都很有趣，但都是例外。我们想知道灰色地带，大部分人多样性的生活方式。”莫里斯的游记则没有这一缺点，在登上回家的航班时，她能回忆起圣彼得堡那位困惑的上校，开罗的学生，夏威夷的独木舟主人，幻灭的里雅斯特人。

周游了世界，莫里斯最喜欢哪个国家、哪个城市呢？肯定不是悉尼，她写悉尼的文章发表后，整整过了5年，从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给她寄去的义愤填膺的反击才渐渐平息。“悉尼的起源不体面，它的历史读起来不愉快，它的脾性很粗鄙，它的组织拉里邋遢，它的郊区丑陋，它的政治往往是欺诈，它那大肆鼓吹的艺术运动我怀疑一半是伪造的。”她认为加拿大是最好的国家，曼哈顿是一座永远不会令她失望的城市，“它有太多超现实之处，它的精神基础是逻辑和理性，但它的日常生活沾满了神经错乱之敏感性的元素与片段。其中一个片段是：一个友好、文雅的著名女演员，穿得很漂亮，搭乘出租车去第二大道参加一场演讲。司机问她去第二大道的什么地方，女演员镇定地说：‘别问我，他妈的你是出租车司机。’”

在全书的结语中，莫里斯写下了她对这半个世纪和她自己的一生的总结：“随着年岁日长，我比以往更清晰地认识到那个终极问题——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没有并且永远不会有答案。多少个世纪以来，最真诚最聪慧的头脑用各种胡言乱语瞎扯过这个问题，从圣彼得教堂的大弥撒到施咒的巫医。照我看来，只需要一条戒律帮助我们处理事务：与人为善。它灵活到足以体谅自由意志和人性的脆弱，但在核心处又坚如磐石。”■ 莫里斯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