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舞台而生的人——我的母亲舒绣文

（文 / 李菁）

( 上世纪50年代时的舒绣文 )

演艺之道

妈妈离开这个世界已经41年了，但她的名字却没有消逝在历史的尘烟里。有人说，阮玲玉是默片时代最辉煌的明星，而舒绣文是有声片时代最出色的女演员，在我看来，这样的评价，妈妈是当之无愧的。

其实妈妈当初之所以走上演员这条路，完全是为生活所迫。我的外公舒子胄早年离开安徽黔县的老家到安庆中学教书，后来与同在一所中学当教员的许佩兰自由恋爱结婚。1915年夏天，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也就是我的妈妈舒绣文。6岁时，妈妈被外公外婆带着一起到了北平。外公在邮局谋了一份职，有固定收入，在绒线胡同租了个小四合院。外婆后来又陆续生了4个孩子，为了照看孩子，她也不再出去工作。妈妈从小就担当起长女的责任，既要帮父母带年幼的弟妹，又要做很多家务活。

外公的胃不好，时常胃疼，他开始抽大烟止痛，慢慢染上了烟瘾。不久，他也丢了工作，生活日渐窘迫。妈妈便时常把家里的东西拿到当铺。他们几个孩子经常吃不上饭，妈妈最小的弟弟也因为营养不良而死。因为交不起学费，14岁那年，妈妈从中学辍学回家——在我的记忆里，妈妈很少回顾她以前的经历，我对这些事情的了解，还是她去世后，从她留下来的一些交待材料中看到的。

舒家这时已经从原来的小四合院搬到了一个大杂院里。大杂院里什么人都有，还有在舞厅里跳舞的舞女。她们告诉我妈妈，可以去舞厅跳舞赚点钱。妈妈跟着她们学了两个星期的跳舞，改了名字“许飞琼”，跟着她们去当了舞女。因为她年纪小，长得也不漂亮，又不会拉舞客，挣的钱连家里的最低生活都维持不了，所以对改变舒家境遇也没有多大帮助。

( 1931年，16岁的舒绣文留影于北平中山公园 )

在舞厅里，妈妈认识了北平《世界日报》一位姓褚的记者，说可以介绍她到上海找工作，还答应娶她；这时债主又上舒家要带她去抵债，年仅16岁的妈妈心一横决定跟着这个记者去上海。上火车前，她才给外公外婆寄了封信，告知此事。

我想妈妈当年也是出于万般无奈才做的这样一种选择。她到了上海后发现，这个花花世界远不是她原来想象的那样美好。褚记者自己在上海找了份工作，却根本不提为她找工作的事。不但如此，妈妈还发现，这个褚记者在上海早已有了两个家室。

( 舒绣文喜欢阅读文艺书籍、收集工艺品、弹琴和养花，注意多方面的艺术修养 )

那个记者给她在霞飞路附近租了间房子。楼上是一家俄式餐馆，餐馆的伙计们是些山东人，妈妈经常和他们聊天，发觉自己被骗后，决心摆脱那位褚记者，可是一时又没有什么办法。那几个山东人觉得她可怜，就留她在餐馆里帮助端个盘子之类的。妈妈脆生生的北京话吸引了常来餐厅吃饭的一位顾客的注意，他叫桂公创，是在戏剧、电影界工作的小职员。在他的热心介绍下，妈妈认识了电影公司的一些人。

1931年，也正好是中国电影事业发展值得纪念的一年。自美国华纳公司在1927年拍摄了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王》之后，中国也开始了有声电影的尝试。上海天一公司不但从美国租借了器材，还从美国请来了摄影师和几位录音师，帮助拍摄了天一公司的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场春色》。天一公司是由邵家几个兄弟创办的，老板兼导演叫邵醉翁，他最小的弟弟，就是后来香港大名鼎鼎的邵氏电影公司老板邵逸夫。

( 1953年，舒绣文和5岁的舒兆元在上海合影 )

有声片时代的来临，也使得默片时代的演员面临被淘汰的风险。邵醉翁的夫人陈玉梅是天一的主要演员，她是江浙人，不怎么会说国语，拍无声片没问题，演有声片就有了困难。妈妈于是被介绍给正在四处寻找国语老师的陈玉梅，每月30块钱的薪水。这份薪水对妈妈来说确实不低，当时一块大洋可以买一袋米。妈妈的长女意识很强，她后来跟我提过：“我是家里的老大，父亲有病，家里欠债，我是要靠两只手赚钱养家。”

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初，明星电影公司拍了中国的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为女主角胡蝶配音的正是我妈妈。从这个意义上讲，她应该是中国第一位配音演员。

( 1957年，舒绣文出席捷克电影节，摄于布达佩斯 )

妈妈不光在家里教陈玉梅说台词，有时也要跟着她到片场随时纠正她的发音。有一天，陈玉梅正在拍的《云兰姑娘》一片里，需要一个佣人的角色，导演邵醉翁就让我妈妈来演这个佣人。妈妈从没演过戏，自然很紧张，摄影棚里有很多电线，她抱着包袱往里跑的时候，一下子被电线绊倒，包袱摔掉了，要说的台词也忘了。邵醉翁很不高兴地说：“舒小姐，侬阿晓得片子几钿一尺？”妈妈是个很好强的人，邵醉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样说她，让她很有受羞辱之感，她含着眼泪跑了出来，不久就憋着口气离开了这个公司。她性格的刚烈，早在这时候便可以看出一二。

离开天一之后，妈妈加入到了集美歌舞剧社。其实集美就是个草台班子，几个人在嘉兴、湖州、常州、杭州等地演出，唱歌跳舞、演个话剧，很辛苦，无非是想混口饭吃，但也卖不出什么票，剧社很快就维持不下去了。妈妈又加入了新成立的“五月花”剧社。

( 1949年，舒绣文在香港拍摄 《野火春风》，饰女主角方华（中） )

“五月花”是由田汉的弟弟田洪牵头组织的左翼剧社，剧社里只有两个女演员，另一位女演员湖南口音很重，也是初学演戏，所以每次演出一组戏，四个独幕剧，妈妈一个人就得担负三个性格各异的角色，一会儿换上官太太的盛装，一会儿又打扮成贫苦的农妇，一会儿又成了尖刻的小市民……忙得不可开交。虽然也赚不了多少钱，还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但她却感到非常快乐。这些经历也给了她极好的锻炼。

“性格演员”

( 1962年，舒绣文为排演《红色宣传员》学习朝鲜舞 )

其实从客观条件上讲，妈妈并不具备当演员的先天优势：她个子不高，长得也不算漂亮，文化程度也只有小学毕业，而且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练。妈妈曾告诉我，她第一次上台演田汉的《名优之死》时，不会唱京戏，更不熟悉京剧艺人的生活，上了台手脚不知往哪儿放，心跳，气急，也不敢正眼看一下扮演师傅的演员。她的办法就是下工夫苦练：每天天不亮起床，练京剧基本功。

妈妈在应云卫导演的《梅萝香》里曾演一个“白相女人”：她太阳穴上贴两个头疼小膏药，手夹一支烟，脚踏一双拖鞋，一面吸烟，一面破口骂人。当时舞台上还没有一个女演员把自己打扮成这副模样，妈妈演得淋漓尽致，此后，编剧和导演们总是把一些性格强烈的角色分配给她。

( 1959年春节，周恩来总理到北京人艺与演员、家属共度佳节。后排左起：舒绣文、杨微、欧阳山尊、夏淳、江雪 )

从1935到1937年抗战爆发，3年时间她一共拍了11部电影。虽然在许多影片里并不是主角，但她却塑造了不同年龄、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她的戏路很宽，无论是贤惠善良的女性，还是泼辣的交际花，她都刻画得惟妙惟肖，由此也牢牢地确立了自己“性格演员”的地位。

妈妈的虚心和刻苦给很多导演留下深刻印象。与她有过多次合作的导演李萍倩回忆，她每一个动作总要反复练上数十遍才正式开拍，拍后又不断问他和周围的人是否满意，有什么不足。妈妈的接受能力强，记忆力又好，只要别人指出不足，她很快就会改进。

( 舒绣文、张瑞芳、白杨、秦怡是抗战时期重庆话剧舞台上的“四大名旦”。图为张瑞芳1959年在电影《万紫千红总是春》中的人物造型 )

抗战爆发后不久，妈妈来到重庆。在那里她演了《棠棣之花》、《虎符》等很多话剧。那时有一种说法：舒绣文、张瑞芳、白杨、秦怡是话剧舞台的“四大名旦”。有人说，论漂亮，秦怡第一，论演技，舒绣文则是第一。

如果说早期妈妈还把演戏当成谋生手段的话，那么到了后期，她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一行。她也想了很多办法克服自己外形上的不足。妈妈是单眼皮，她自己想了一个土办法：每天睡觉前用胶水把自己的上眼皮粘接一个槽，说来简单，但其实既麻烦又痛苦，粘贴后闭眼睡觉也有困难，但是妈妈还是以极大的毅力克服了这些困难，久而久之，她竟然成了真的双眼皮。演《天国春秋》的洪宣娇时，妈妈觉得要演出这个女英雄的气势，身材不够高大，显不出英武之气。身高不到1.6米的妈妈先在里面穿上一双高跟鞋，再在外面穿一双男式长靴，穿着这两层鞋天天练走路，很快就在舞台上行走自如，观众看不出任何异常。

妈妈的遗物中，有一对紫红色的响板，多年来她一直珍藏在礼品盒里。这副响板是妈妈在1947年《一江春水向东流》演王丽珍的道具。妈妈有时还把它拿出来，套在手上，跳上几步。电影里的王丽珍是个交际花，有一段跳西班牙舞的镜头。西班牙舞节奏快、动作难度大，而那时妈妈已30多岁，导演蔡楚生原想找个替身。可是妈妈说：“我就不相信我自己学不会。”妈妈特地找了位白俄舞蹈家学习西班牙舞，早晚练功，所以响板已被汗水和手指浸磨得闪亮。在她看来，王丽珍这个人物一出场就要一下子抓住观众，就像京剧里的“亮相”，所以这段舞也非常有意义。这一番苦心的确也没有白费，她塑造的“抗战夫人”王丽珍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经典形象。

拍《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段时间，妈妈身边的人都觉得她像变了一个人，朋友聚会时她穿梭其间，甚至有些“轻佻”。大家告诉她这种感觉，她咯咯笑着说：“我在练王丽珍呢！”影片中有一个王丽珍跟着大商人干爹从上海坐汽车撤退，一个乱糟糟的地方从汽车中跳下的镜头，虽然一闪而过，但是妈妈认为这是王丽珍从学生堕落到交际花的第一个起点。她想通过这个动作表现王丽珍的得意，所以穿着高跟鞋，从又矮又窄的汽车门里跳出来钻进去，钻进去又跳出来，反复练习。妈妈的很多动作和语言处理都不是即兴、随意的，而是长时间反复揣摩人物内心之后的结果。“王丽珍”是妈妈表演艺术日臻成熟的标志。

重回舞台

1948年5月，妈妈和顾而已、孙道临、欧阳予倩等一批左派文艺工作者一起转移到了香港。妈妈在九龙买了别墅，外公也从上海被接到香港，香港的电影公司也争着和她签长期合同——妈妈本来可以在香港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但是当她接到周恩来邀请她到北平开第一届文代会的信息时，1949年5月4日从香港回到了大陆。开完文代会后，她要求参军，随四野南下一直到海南岛。新中国成立后，妈妈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

在重庆时，因为条件差、气候潮湿，妈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后来又发展成了风湿性心脏病。1950年，妈妈发了一次比较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时好时坏，发病的时候，气短得日夜不能平卧，一连几天坐着过夜。她身体状况不好，加之当时政工干部进入电影界，适合她的角色比较少，所以在上影厂的电影作品并不多。

但妈妈是个闲不住的人，她还是给自己找了很多事情做，很少有时间管家里的事情。那时我们在衡山路一幢公寓里租了两套房子，父母住一套，我和外公、保姆住一套。我放学回家，基本上见不到母亲，一起吃晚饭的时候都不是很多。

没有合适的电影给她拍，她就投入到译制片。妈妈每次拿到剧本后，都要把台词全部背下来，再去现场配音。那时候配音并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配音时，一块大屏幕在放电影，每个演员前面有个话筒，现场感更强。配《安娜·卡列尼娜》自杀的那场，我就在现场。最后，妈妈甚至完全把自己视为剧中的安娜，配完戏，自己几乎也要崩溃。而我长大后也渐渐理解，眷恋舞台的妈妈也把这种场景视为另一种舞台的表演。

那段时间，妈妈为《母亲》、《乡村女教师》等多部苏联电影配了音，这几部电影在当时也成为影响一代人的经典。演这几部电影的苏联著名女演员薇拉·马莉茨卡娅虽然听不懂中文，但觉得妈妈对人物把握得很好，她和我妈妈后来成了很好的朋友。

因为妈妈的带头，很多有成就的演员也开始参加配音，不仅给译制片组（注：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前身）增加了实力，也迅速培养出一批译制片演员。有人由此称她是上海电影译制片的“开国元勋”之一。

妈妈的身体一直不好，拍电影很累，大家觉得舞台剧可能相对轻松一些。在周恩来总理建议下，1957年她从上海调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妈妈在人艺演的第一场戏是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主演已定，里面还剩下一个只有6句台词的角色没人演，当导演欧阳山尊找妈妈商量时，她一口答应下来。

那时我在戏校，经过一年的基本训练和学习，也开始排戏了，初次排戏我只被安排了一个群众角色，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连剧本也没好好看，上台马马虎虎地对付了过去。妈妈看了我们的演出后，给了我一张当天晚上的戏剧，要我晚上去看她的演出。

那天晚上的剧是欧阳山尊导演的《带枪的人》，基本上男人戏，女角色不多。妈妈在里面演一个打字员，从开场就打字，一直打字到闭幕为止，一句台词都没有。可是，妈妈也并不是坐在那里机械地打字。当列宁出现在舞台上，她的打字机就发出很小的声音；当前面只有人物走动没有台词时，她的打字机就清晰地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比较有节奏地配合了当场的主戏。

当时恰巧有一位保加利亚的戏剧家来看戏，他问导演欧阳山尊：“一直坐在舞台后方扮演女打字员的演员是谁？”导演答：“她是一位大演员，自愿来扮演这个小角色。”客人听后激动不已地说：“真是大演员扮演没有一句台词的角色吗？等于是‘活道具’，实在是不可思议！”大演员跑龙套，这在人艺内部也是轰动一时的新闻。

很多导演都知道妈妈身体不好，所以排练时，想让人代替一下，或者免去她弯腰曲背的动作，但妈妈却把每一次排练当成正式演出，一丝不苟。在话剧《伊索》里，有一场戏需要妈妈蹲着，手拿水壶向斜躺着的侍卫队长脚上浇水。因为动作和语言的节奏配合不好，妈妈就一直蹲在那儿排练，大家的注意力也在排戏上面，忘了她是个病人。导演陈顒走到妈妈身边时，听到她的心脏在怦怦急跳，才突然反应过来，赶紧喊了暂停，拿来一个小凳子让她坐下。但妈妈不肯，一直坚持这样排练，让导演和演员都特别感动。

其实很少有人注意到，在1957年重回舞台之前，妈妈几乎有整整10年的沉寂期。虽然妈妈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这段时间她的内心感受，但以我对妈妈的理解，只有站在舞台上，她才会觉得自己的生命有意义。所以能重回舞台，对她来说是最幸福的事。而在此期间，她也相继出演了《骆驼祥子》里的虎妞、《关汉卿》里的朱帘秀、《伊索》里的克丽娅，《北京人》里的愫芳，创造了又一个艺术高峰。

现在很多演话剧的老演员还在称颂妈妈的台词功底。妈妈念台词时口齿清楚，咬字准确，无论多长、多快的台词，到她嘴里，抑扬顿挫，无不掷地有声地传到观众耳朵里。那时舞台上没有话筒，剧场条件也很简陋，但即使在舞台上说悄悄话，也能用气音吐给最后一排的观众。这个让很多人望尘莫及的绝活，其实也跟她在舞台多年的磨炼分不开。另外，在演每一个角色前，妈妈都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她留下的剧本就像天书一样——她用不同颜色、不同符号，标注着对台词的不同处理，也蕴含着她对这个人物的理解。现在很少人下这样的苦功夫了，所以说妈妈的成功，也并不是偶然的。

在这些角色中，“虎妞”又是妈妈话剧生涯的顶峰之作。当时荀慧生带着家人去看戏，荀慧生本人就擅长演社会底层小儿女，他看到台上虎妞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在台下一直忍不住地笑，有时甚至高声大笑，抑制不住地叫好。我到同学家里玩，大人们都说：“虎妞的儿子来了！”争相来看我。我和妈妈一起出门都会被人围观，我不好意思，故意和她拉开距离。到公园里玩，认出她的游客要求合影，她都一一满足，一点架子都没有。

1958年国庆前夜，《骆驼祥子》在首都剧场首演获得极大成功。演出结束后，妈妈正在台上向观众谢幕，突然看见邓颖超走上舞台，微笑着说：“绣文，我们又来看你的话剧了。”“邓大姐！”妈妈惊呼着迎了上去。这时，妈妈身后那扇布景门开了，妈妈扭头一看，竟然是满面笑容的周总理。原来周伯伯为了给我妈妈一个意外，特意绕到布景后面，再突然从布景门里走出来。惊喜之下，摄影师留下了这难得的一个瞬间。

妈妈早年在重庆时，就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结下深厚情谊。他们之间还有一层关系不太为外界所知——外公舒子胄当年北上谋生时，曾在天津南开中学教过一段书，周恩来是他的学生之一。所以妈妈和总理之间，有一种朋友加亲人的感觉。而这一幕也是妈妈一生当中最幸福的回忆。

燃烧生命

从50年代开始，全国实行工资定级制度，当时全国电影界和话剧界只有4位被评为一级——白杨、赵丹、金焰和妈妈，人艺级别最高的女演员叶子只有文艺四级。妈妈知道后，非常不安，她多次向领导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资级别，但上级不同意，她才作罢。

妈妈总是觉得自己要多做事情才对得起“一级演员”这个荣誉，所以虽然调到人艺的本意，是想让她多休息，但妈妈反倒更累了，很多现在看起来不起眼的小演出她也要参加。有一次，人艺要到丰台区巡演《骆驼祥子》，妈妈也报名要参加。这种演出需要早出晚归，耗费时间要比平时在首都剧场演出几乎多出一倍，而且吃饭、休息都保证不了。剧院决定全部场次都由虎妞B角的李婉芬去演，可是妈妈坚持要参加巡回演出。剧院又想专门用小汽车接送她去演出，被妈妈拒绝了。每次巡演完，她都累得坐在车里一句话也不想说。

因为过度疲劳，妈妈的心脏病复发而且进一步恶化。我们家住在二楼，每次妈妈回家，要先在楼下喊我，我听到后赶紧跑下来，从后面推着她一级一级地往上走，走几步，她要歇一下，喘一喘。周总理和邓颖超非常关心妈妈的身体，总理跟人艺的领导说：“要保护好舒绣文。”一般的角色，只有A、B两角，但人艺破例为“虎妞”设了A、B、C三角，就是怕她身体出状况。

1961年的冬天，妈妈再次病倒了。一天晚上，我和妈妈已经躺下了，突然听到一阵敲门声，我满怀疑虑地打开门，眼前站着的竟然是周总理，他的黑色大衣和头发上，还带着未融化的雪花。原来周总理在北京饭店陪客人跳舞，听说妈妈身体不好，临时决定到人艺宿舍来探望。周伯伯关切地询问妈妈的病情，非常严肃地叮嘱我说：“你的妈妈是文艺界的老前辈，是国家的财富，你一定要让她好好休息，不要让她生气。”第二天上午，邓颖超还带了一些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几根黄瓜和其他一些营养品到我家。那些药是周伯伯自己治疗心脏病的药，黄瓜是邓颖超和警卫员一起种的。邓妈妈还送了两斤黄豆，妈妈舍不得吃，每天拿出来看好一会儿，再摆好放在那儿。

1962年的冬天，妈妈坚持演完《骆驼祥子》的最后一幕，当幕布拉上时，体力不支的她一下子晕倒在台上。人艺的叔叔阿姨们把她抬上担架，用急救车送到阜外医院。妈妈的病又引起周总理和邓妈妈的牵挂，不仅周总理打来电话询问病情，邓妈妈还委托秘书来医院看望妈妈。邓妈妈还写了一封亲笔信：“亲爱的舒绣文同志，我是多么地惦记你和想念你啊，我曾几次起心要去看你，可是因为忙，至今尚没能如愿。现特托张元同志去看看你，愿你早日痊愈。紧紧握你的手。”妈妈是个在生活中不爱落泪的人，可是这一次她禁不住哭出了声……

这么多年来，每当我回忆起母亲，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就是一个病人的形象——到了后来，妈妈身体非常虚弱，人很瘦，说一句话得喘上好几分钟，晚上也不能平躺下睡觉，不停咳嗽，处处需要我来照顾她，一年有半年在医院里。那时候的生活就是剧院—医院。

自从妈妈在舞台上晕倒后，只要有她的演出，我就会在场边看着她，生怕她再出什么意外。但妈妈还是待不住，她太热爱这个事业了，很多事情都是她自己找的。话剧演不了，她还去演活报剧；活报剧演不了，她又去诗朗诵。她还开台词课，到不了剧院，就在家里教，看到有的学员袜子破了，她还给人家买袜子。她又到电台播长篇小说《苦菜花》和《迎春花》。对这个工作，妈妈也没有丝毫的放松，总是反复读好多遍，直到几乎能背下来，然后分析不同的人物和场景，再在家里“预演”一遍，我是她的第一个听众。

作为一级演员，妈妈的工资有300多块钱，家里又只有我一个儿子，生活条件应该很好，但我从小到大，丝毫没有觉得有任何优越他人之处。妈妈和我都爱吃橘子，每次吃完橘子，妈妈都要把橘子皮攒起来，放在窗台晒干，存到两三斤时就让我拿到药铺去卖。我觉得难堪不好意思去，她很生气地瞪了我一眼，抱着橘子皮要自己去卖。那时她常喝中药，煎中药的药篦子存得多了，她就把上面的那块小纱布撕下来，缝在一起，洗干净，攒到几十块后，把小纱布缝成一块尺把宽的，当笼屉布用，我一直觉得妈妈太小气。

可是妈妈对待别人却很大方。剧院里的人，只要谁家里有困难，她都去热心地帮助别人，同事有求于她时，她就把存折交给对方，让他们自己到银行去取，所以人艺称她这里是“第二财务室”：“舒大姐是我们剧院第二财务科，借钱不用领导批，不用写条子，不用摆出许多理由。”连传达室的老张家里有困难，她也要出面去帮。1965年，妈妈把她的一部分积蓄作为党费交了出来；后来，妈妈每个月只领40块钱的工资；1969年，她打了个报告，要求把她所有的钱，一共8万多元，全部交了党费。等她去世后，家里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

孤独的心

到了北京一年后，妈妈与爸爸的婚姻关系也解体了。

我的父亲叫吴绍苇，是山东人。吴家是当地一个大家族，做钱庄生意，父亲是吴家唯一的儿子。当时父亲在重庆上大学，学校经常组织话剧演出，会邀请话剧界人士到校内做指导，父亲是个活跃分子，与应云卫导演这些人都很熟，也是由这些人介绍和母亲相识的。父亲毕业后也在重庆开钱庄，算是个商人。

现在看起来，父亲对母亲应该是一种迷恋与崇拜兼而有之的感情。母亲的演出，他每次都会去看，而母亲对待这段感情，理性的成分可能更多一些。她当时年纪也不小了，之前又有过几次不如意的感情经历。父亲家境好，人又很可靠，从世俗的眼光看，他们算是身份相当，电影界的朋友也看好这段婚姻，他们的婚姻生活也很平静。我也没有两人剧烈争吵的记忆，只是偶尔有那么一两次的小争执。但是吴家是传统的一个大家族，对母亲一直不太接受。他们也不怎么来往，所以我自小到大，对吴家也没什么印象。这算是他们婚姻的一个小阴影吧。

新中国成立后，爸爸在上影厂做制片主任，上影厂早期的很多电影都是爸爸当的制片。我记得我曾问过爸爸：“什么叫制片？”爸爸半开玩笑地回答：“制片就是导演说这一场景需要500个演员，制片说不成，只能有300个。”新中国成立前的制片主任是资方老板，而后来的制片主任已经变成了打杂的。

1957年，母亲要调到北京人艺时，父亲说上影厂的工作离不开，得在上海待一年后再说，可是他们在第二年就离婚了。母亲去世之后，我到上海问父亲：“你们当年为什么离婚？”父亲说：“你妈妈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我觉得我得仰头看她了，我越来越累……”

的确，母亲到了北京后，身份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她很快入了党——此前，她在上影厂也一直要求入党，但不知为什么，在上海迟迟没有解决。其后，又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又在文联、剧协、妇联、友协有了一大堆头衔。父亲的家庭出身不好，在那个时代注定没什么前途，而他本人又是不太张扬的人，所以两人差距越来越大，分手也成为必然。

母亲好强，政治上很革命，父亲的性格与母亲相反，他性格温和、不爱表达，也是很循规蹈矩的一个人。他们在一起时，母亲很忙，家里的事情都是父亲在操持。与母亲离婚后，他又再婚，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1977年去世。

妈妈是个敢爱敢恨的人。我很少见她掉眼泪，她也不会轻易地把内心世界展露给别人。此后，人艺的那些老人也曾热心地为妈妈张罗，希望她能找到一个好的归宿，虽然方方面面关心她的人不少，但是那时的妈妈太耀眼了，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从妈妈十几岁起，她就扮演照顾别人的角色，自己却没有一个可以卸下重负、让自己得到栖息的一方天地。在外人面前，她还是那个热心侠义的“大姐”，可是没有人能看见她内心的伤，她把所有的痛都留给了自己，这也是我现在每每想起来最心痛之处……

最后的岁月

对于妈妈的风湿性心脏，当时医学上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医生说不让她吃盐，她就坚持不吃，以至于后来头发全白了；医院每天发一小瓶无盐酱油，也就100毫升。每次她都把无盐酱油当成酒一样，慢慢品尝它的滋味。

一般人很难理解，坚持不吃盐也需要极大的意志力。而妈妈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保命，而只是想早日能回到她热爱的舞台上。

1964年，听说上海华东医院可以进行这种手术，妈妈坚持要去，但手术的把握并不是很大。在总理的过问下，妈妈还是如期到上海进行了大手术，而手术那天也的确遇到了危险，心脏打开后大出血，主刀的老专家吓得呆在手术台上不知如何是好，在他旁边的年轻的助手，手套都没来得及戴，直接把双手泡在消毒水里，紧急上台给缝上了，救了妈妈一条命。

回到北京后，妈妈的身体有了起色，呼吸不太短促，上楼梯也不需要我在后面推她，甚至后来还能骑自行车上街了。她自己也很高兴，逢人就说，医生告诉她，如果注意保养，再工作10年20年没问题。

可惜不久，“文革”就开始了。妈妈首当其冲，成了第一批受害者，她被扣上“历史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好几个罪名。那时弄不清人艺有多少群众组织，只是每天都看到一些新面孔来逼着她写认罪书，写了一份又一份，不知重复写了多少遍。批斗她时，这个组织还没结束，那个组织又来揪斗。

妈妈成为被批斗的靶子，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她早年曾与江青一起登台演过《大雷雨》，那时各种“革命组织”一片混乱，目的也各异，但都希望妈妈能亲口说出“蓝苹”这个名字，妈妈说与不说，都是更大的灾难，所以她只能以沉默应对。另一重因素，大家都知道妈妈和总理夫妇的友谊，很多专案组也是想从她那里找到不利于总理的材料，妈妈很清楚这一点，无论“造反派”扇她耳光还是拳打脚踢，妈妈都只字不提。回到家里，她把与周伯伯的那张合影，悄悄藏在毛主席相片的背后，没有人敢动“伟大领袖”的照片，照片也就保护下来。

在这样的身心摧残下，妈妈的身体彻底垮了。她很快肝硬化了，两条腿肿得发亮，脚也穿不上鞋了，想躺一会儿也躺不下去，只能坐着。但是她每天还要挣扎着参加“学习”。我们住史家胡同56号，走到人艺这一点路她都已经走不了，只能摸着墙壁一步一步往前挪，500米的路要走1小时。

有一天，我雇了一辆三轮车把她送到人艺，被“造反派”看见了，把妈妈打了一顿后，又给她加了条“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的罪状。那天晚上，我见妈妈一直没有回来，就悄悄地出门去找，结果在路上看见她正艰难地往回爬……1968年冬的一天，妈妈被叫到外面替“造反派”刷大字报，她再一次晕倒在寒冷的街头，手里还死死地握着糨糊桶和一把掉了毛的扫帚……

不久，我被打成“狗崽子”，被赶到农村改造，妈妈的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在一次“学习班”上，她又发了病，还是欧阳山尊用三轮平板车推她进了医院。可是在医院的日子也不好过，当时同仁医院里也是两派斗争激烈，一片混乱。妈妈住在大病房里，打铃没人理，给她看病的老医生也被揪斗。妈妈时常排不出尿来，肚子肿得很大，只能坐着，小腿也胀得裂开流水，抹上的龙胆紫和着渗出来的液体流到地上，染成一片紫色，来看望她的欧阳山尊叔叔不禁泪流满面。

但是在医院，仍然有人艺的“造反派”来找她写交待材料。有一次，他们把已经不能走路的妈妈架到小会议室，让她写周总理的材料，妈妈不写，也不说话，被打了几个耳光。等“造反派”离开时，妈妈已经瘫倒在地……

在最难熬的那些日子，我曾不止一次地跟母亲说：“给总理打个电话吧！”但妈妈坚决反对，她认为自己被误解了，总是说：“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我是革命的，一颗红心为革命。”在她看来，在群众运动中发生这样的事情，她能理解，能接受。

1969年春节前的一天下午，一大群男男女女突然出现在医院。其中一位是军代表，他跟妈妈说：“你解放了！”妈妈听到后，第一个反应是摸着毛主席的像，呜呜地哭着，交出了全部和周伯伯、毛主席的合影照片以及来往信件，之后又突然大笑起来，这场面让旁边的很多人都掉了眼泪……

不久，我所在的农场给了我一天假，我去医院探望妈妈，她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但见到我精神特别好。我把她从椅子上抱起来，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再把她放到床上，她高兴得不得了。可惜，这是我和妈妈的最后一面。

以往每次妈妈进了医院后，我就盼着开春，春天来了，就意味着她又熬过了一年。可是1969年3月，北京的春天刚刚到来的时候，妈妈却再也没撑下去。我接到电报后从农场赶到医院时，她的床已经空空荡荡……医生说妈妈最后的样子不太好看，不让我见最后一面。妈妈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走的，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妈妈去世后，我第一次看到了她在“文革”期间被迫写的很多“交待材料”，我也很意外地发现，关于我的身世，还有一个巨大的秘密：妈妈并不是我的生母。

妈妈身体不好，始终不能生育。我的生母和她是很好的朋友。生母之前已经有了4个孩子，发现怀了我之后，不想要，但母亲劝阻了她。我是1948年在上海出生的，生下6天后，妈妈就把我抱回家，请了个奶妈来喂养我。我总是哭，妈妈演戏回来，就抱着我坐有轨电车，坐着坐着我就不哭了。

小时候，我是在上影厂的家属院里长大的。有时候小朋友们打起架来，他们会说：“你不是你妈妈亲生的！”我不解，回家问妈妈，妈妈总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不是我亲生的，难道还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便打消了我的疑虑。

“文革”期间，妈妈头上有好几条罪名，我多少也对她有过怀疑。后来听我姨说，妈妈心里也很痛苦。因为我们之间的事情，她没有办法和我张口讲。她跟我姨说：这么多年，我们母与子，不就是差了怀了10个月的这一个过程吗？她对我的爱，是毫无保留的。

知道了这个秘密后，我对妈妈的爱没有丝毫减弱，相反，更增加了我对她的爱和怀念。在妈妈生命后期，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的感觉更加强烈。她的病友后来告诉我，妈妈去世前的那个晚上，突然坐起来大喊“兆元！兆元！”——她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的还是我。

我时常觉得，妈妈，就是为舞台而生的，为此，她耗尽了自己的心血，所以才活了短短的54岁。她一生都在演好每一个角色，而演得最好的，就是一个大大的“人”。■ 而生舒绣文父亲母亲舞台骆驼祥子戏剧话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