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劳动力不再廉价

（文 / 谢九）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曾经有2000万左右的农民工提前返乡，一度给就业市场带来很大的压力，但随着金融危机逐渐平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很快就再现“民工荒”，显示劳动力市场的无限供给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还。

从目前来看，导致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劳动力供给紧张的原因主要还是结构性因素，一是随着我国中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给农民工提供了巨大的就业机会，同时，由于中西部地区的用工企业提高了劳动报酬，而东部地区的工资增长缓慢，导致中西部之间的工资差距迅速缩小。统计数据显示，从2003至2009年的6年时间内，东部地区农民工的工资仅仅增长30%，而中西部的工资增长实现翻番，2009年东部地区的农民工月均收入为1422元，仅比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高72元和44元。加之中西部地区的生活成本较低，很多农民工就近选择了在家乡附近的企业就业，同时还减轻了背井离乡之苦；其次，政府近年来提高了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农民负担较从前降低，收益较从前上升，同时近年来农村机械化程度提高，从事农业生产的劳累程度也有所降低，于是一些农民选择了在家务农，而不是外出打工。另外，目前的农民工主力已经是“80后”和“90后”的农民工二代，和他们的父辈相比，这一代的农民工教育程度更高，维权意识更强，对劳动报酬和劳动强度有更多的要求。

如果从农民工供给总量来看，目前农民工的数量看上去还较为充足，据农业部测算，我国从事农业生产实际需要不到2亿劳动力，目前还有近1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供未来转移。但由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婴儿潮时代的大量农民工步入中老年，其中40岁以下的适龄劳动人口只有一半左右，而计划生育政策下的新一代农民工多为独生子女，劳动人口数量将会呈现下降趋势，如果按照劳动力市场的新增需求速度，现有剩余劳动力只能够支撑10年左右。这意味着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从“无限供给”迈进了“有限供给”时代。目前的民工荒只是预演，10年之后才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真正挑战，届时劳动力的供给矛盾将从结构性压力转向全面爆发。

中国经济30年来的增长奇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充沛且廉价的劳动力，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之后，一些以价格优势行销海外的“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将会下降，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自是不容小视。不过，这种负面影响固然存在，但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程度或许并没有想象中严重。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之后，是否会使得外资大规模转移至其他国家，甚至使中国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工资水平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5%〜10%，仍然具有巨大的成本优势，挑战主要来自我国周边国家，如果我国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一些国际制造业可能会转移至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比如模仿中国模式的越南以及同为金砖四国的印度，均被视为挑战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最大威胁。

客观而言，这种产业转移的确难以避免，但是大规模的转移甚至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短时间之内还不太现实。越南的劳动力成本虽然比中国低，但劳动力总量较小，不足以承接大规模的产业转移，而且越南近年来也频频爆发劳资纠纷，劳动力成本也明显上升。印度虽然人口众多，但劳动力成本和中国相比或许并不占优，虽然有些统计数据显示印度劳动力成本低于中国，但近年来欧美一些国家对中国某些行业发起反倾销调查时，由于中国尚未取得市场经济地位，欧美国家往往引用第三国的成本数据来替代中国，而印度经常被选为第三国，在这种调查模式下，中国企业很容易被欧美国家认定为反倾销，说明印度的劳动力成本其实高于中国，至少不比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很多。另外，中国还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完备的产业链，以及一个13亿人口的消费市场，这些都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廉价劳动力。

劳动力成本上升不仅会削弱国内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于一些利润率微薄的企业而言，还有可能会导致这些企业徘徊于盈亏平衡线甚至亏损，如果这样的情况大面积爆发，可能会带来就业压力，对中国经济而言，这样的风险的确不得不防。不过经济转型势必会带来阵痛，长远来看，一些低附加值的企业破产倒闭也未必一定是坏事，一方面可以逼迫企业转型升级，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链索取利润。经济增长的源泉无非是资本积累、劳动投入和技术创新，中国经济过去的增长更多是依靠资本和劳动因素，现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可以加速企业的技术创新进度；另外一方面，一些竞争力不强的企业倒闭也可以使得资源更合理配置，有限的资源可以配置到更有竞争力的企业身上。

2007年国内推出新《劳动合同法》之时，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就已经有过争论。无论是3年前推出新《劳动合同法》，还是最近政府主动上调最低工资，从长远来看，即使没有这些政府行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也已经是大势所趋，甚至近期热议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如果按照现有8%的收入增速，居民收入在10年之内可以自然实现倍增，其实完全无需所谓的倍增计划。在劳动力成本上升意识大势所趋的背景之下，是否应该主动提升劳动力成本已经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如何适应这种转变所带来的冲击。

富士康在近期连续宣布给工人提薪之后，基层员工的底薪将达到2000元/月，客观而言，这已是不低的工资水平。据悉，在大幅度加薪之后，富士康在和代工客户协商是否能够转移部分劳动力成本。对于有一定议价能力的企业而言，将劳动力成本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下游，应该是较好的应对之道，但对于大多数并无议价能力的企业，在破解劳动力成本的难题面前，除了企业要消减一定的利润空间，更多还需要政府让利于民，大力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我国的收入分配体系在近年来明显向政府倾斜，而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从1995年以来，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一直保持上升趋势，大约上升了5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占比则明显下降，大约下降了7个百分点。如果和GDP增速相比，我国居民的收入也是低于经济增长，以2008年为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低于经济增长0.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低于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但是政府收入却保持20%以上的增速，以过去5年的国家财政收入为例，从2004至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从2.64万亿元大幅增长至6.85万亿元，其中除了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当年财政收入同比增幅为12%，其余年份均超过20%，增速显著高于居民收入增幅。

政府让利于民，不仅事关民生，更事关中国经济的长远成长。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政府能够迅速启动4万亿元的救市计划，但随着政府刺激政策逐步退出，民间消费始终无法达到理想状态，这充分说明了现有分配体制带来的弊端，那就是政府财力过于充沛，而个人收入始终不足。强势政府的能量更多彰显于危机之时，但对于经济的长期增长，政府力量主导的投资拉动模式并无益处，长远来看，终究还是需要私人消费来充当引擎。

政府让利于民，有助于中国经济从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拉动型。中国经济的投资率长期居高不下，一方面在于国内的高储蓄率，一方面在于政府财力雄厚。政府让利于民可以同时消解这两大因素，国内的高储蓄率和私人消费不足相互对应，这种局面的形成除了社保体系不完善、个人现有收入较低等因素，更重要的在于收入增长缓慢的背景下，个人对于自身将来的收入增长没有乐观预期，过去十几年居民收入占比逐年下降，也的确印证了人们的担心。如果政府收入向居民转移，并且形成稳定的收入分配机制，可以让人们对未来收入形成乐观预期，从而敢于在当前更多消费。

伴随着近期的劳资纠纷，关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声音明显多了起来，但这些争论大多集中在减少城乡收入差距，打破垄断企业的超额收益等，更多还只是不同行业之间的蛋糕切分，相比之下，改变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分配格局其实更为重要。目前各地方政府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这种转型成本更多由企业来承担，企业固然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但对政府而言，其责任绝不只应停留在发布行政性指令上。■ 经济廉价宏观经济劳动力不再国内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