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遣语言的魔术，改变各自的世界

（文 / 苌苌）

( 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

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作品这两年在国内的出版界很受关注，她的作品尤其到后来，对世界文化多元的趋向，以及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种族歧视、阶级偏见等题材都有涉猎。但身为加拿大作家，她又不像出身南非的白人英语作家库切和多丽丝·莱辛他们，对这些事情有诸多极端的切身感触。多丽丝·莱辛在南非的农场养鸡放羊，以在她贫穷而短视的父母眼中获得一种作为孩子的成就感的年纪，阿特伍德则波澜不惊地走上正统的学院派教育之路。前述题材出现在莱辛的作品中，给人的感觉就像他们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国家——南非本身，显而易见是无可避免且必要的。相对来说，加拿大给我们的形象则暧昧很多。

阿特伍德在《奇异之事：加拿大文学中无良的北部》里提到，“有时候，身为加拿大人本身便是一种‘陌生’的经验”。在给本刊记者的回信中，她说很难简单地描述这种“陌生经验”，不过，也许可以用史蒂芬·赫尼根（Stephen Henighan）的话做个注脚。在他的著作《当文字否定世界》中提到过加拿大人的尴尬处境：“美国的北方穷亲戚，全球文化和权力中心的邻居，然而历史却赋予了它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帝国的文学语言。就像个笑话⋯⋯语言和经历并不符合。结果是造成了澳大利亚人所称的‘文化畏缩’——缺乏自信心，致命地打击了加拿大作家反映现实的信心。”以致加拿大文化中，“有一种自我贬低的特点，一种对外国模式持不充分的标新立异而批判的态度，一种潜在的摒弃作为加拿大人尴尬处境的愿望”。作为加拿大的记者，赫尼根说完这话在本国内肯定也挨了不少“板儿砖”。阿特伍德对本刊记者说，她觉得赫尼根的话已经过时，“现在加拿大人对此倾向于轻描淡写，我并不把这看做是一种负面的特质。以加拿大的人口数量看，我们产生的国际性作家的比率并不低，而且他们并没有为了获得国际性关注而刻意避免本国性题材”。赫尼根的书在2002年出版时引起很大反响，多少可以让人意识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作品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的阴翳下生长起来的。

在已翻译出版的阿特伍德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她总是孜孜不倦地尝试不同的写作实验：1972年，33岁的阿特伍德出版的第二部小说《浮现》带着鲜明的加拿大色彩，乡野生活中的人们在现代文明中被异化，她在思考如何回归。1996年的《别名格蕾斯》以加拿大上世纪40年代一桩罪案为底本，关于卑微女佣的艰辛和小小希望，涉及心理学、神秘主义以及神学的层面，讲述了一个错综复杂却充满诗意氛围的故事。《盲刺客》给他带来2000年的英国布克奖，阿特伍德在其中驾轻就熟地经营了一个俄罗斯套娃式的复杂结构。2005年的《珀涅罗珀记》被称为一部女性主义的“奥德赛”，它源于英国的一家出版公司邀请包括阿特伍德、艾柯、苏童在内的100位世界知名作家“选择一个神话故事，并任选一种方式重述”。阿特伍德选择了让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奥德修斯的妻子——在文学历史上已成了一个恪守妇道的标签的珀涅罗珀站到前台来说出她的心声，矛头直指西方正典的源泉——《奥德赛》。

在这部重述的神话中，珀涅罗珀和塞壬女妖，以及后来被奥德修斯以“教唆女主人”为名杀死的十二女仆们，不再是男性所创作的神话中的被动的被书写者，她们拥有自己的思维和视角讲述真正和她们自己生活有关的故事。阿特伍德给塞壬女妖写了很长一段优美的歌词（她的诗人素质可见一斑，当然“诗就是翻译中缺失的那一部分”）：“唯有你，唯有你才能救我，你真是个侠义心肠的男子汉。”她认为是男性对“女性崇拜”的虚荣需要才是杀死他们自己的真正杀手，而女妖们也是处在无法脱身的不得已的境地。同时，阿特伍德把这个故事设置在当代，珀涅罗珀在冥府回忆过往种种，还有带着当代价值观的法官加入这场审判，最后以“不希望违背历史的潮流，因此我必须对此案不予受理”，无异于最大的反讽。

这种修正式书写，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阿特伍德的作品中。在她1992年出版的小集子《好骨头》中有一篇《格特鲁德的反驳》，就是运用这种出现在西方文学核心男性作家作品中的被禁声的女性视角重新审视整个事件的练笔。格特鲁特是哈姆雷特的母亲，因为伟大的莎士比亚赋予她一句“水性杨花，你的名字叫女人”，从此被盖棺定论。贴在她身上的标签有轻浮、摇摆、欲望深重，趋利避害到可以放弃道德的地步。这篇500字左右的文字，每句话都可以对应《哈姆雷特》第三幕第四场中哈姆雷特咄咄逼人的对母亲的拷问。在莎士比亚的原著中，格特鲁德没有机会为自己辩解，世世代代读者随着哈姆雷特对她的指责，而把她看做是一个罪恶深重的可怜女人。而在阿特伍德笔下，她开始回应哈姆雷特对她的控诉，甚至还有挑衅。在阿特伍德的格特鲁德看来，哈姆雷特和他爹一样是个假正经，从来不解生活的风情：“每次我想要，让自己的老骨头活动活动，他的反应就像是我提议去杀人。”阿特伍德并不做出评判，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她有权看重欲望。

( 作品《好骨头》 )

最近翻译出版的这两本精装的小集子——《好骨头》和在它之前9年创作的《黑暗中的谋杀》，是了解阿特伍德的一个比较容易上手的入口。其中收入的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短篇小说，又非正统的散文，“是关于在一个父权的、环境恶化的、殖民地化的世界里生存的‘超小说’”。因为篇幅短小，没头没尾，不太受评论者的重视。直到今天，人们才意识到它的一些重要意义。这两本小集子里有很多小品成了她后来创作的种子，前述她的一些长篇小说正是从这里的一些小篇章生根发芽，最后长成了大树。

阿特伍德对本刊记者说：“相隔9年出版的这两本书，包括2006年出版的《帐篷》，都是由各式各样的超短叙述组成的。有的是迷你科幻小说，有的是动物语言，有的是独白或者对话，有的是沉思，有的很有趣，有的则悲伤。我觉得这就像是一盒巧克力，小小一块，都是不同味道，不要一次吃很多。第一本书和第三本书之间隔了23年，当然我自己的变化也很大，我现在70岁了，但在1983年才43岁，人在这两个年纪里看世界有很多不同。现在我越来越多地把关注放在外部世界，对地球未来的思考超过对个人未来的思考，对所处社会的环境和特质有了更多的自觉，感受到的疏离和隔膜也更加复杂。”

身为加拿大作协主席的阿特伍德，很早就开始参与公共事务，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强烈反对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到现在作为一个热心生态环保的社会活动家。本刊记者发给阿特伍德的10个问题，她选了3个问题回答，显然她对讨论文学没什么兴趣。其中一个问到在80年代末强烈反对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阿特伍德，对如今加拿大和美国的经济处境怎么看——协定还是违她所愿通过了，当时美国的一个参议员帕特·布坎南称他们这类反对者为“苏维埃—加拿大斯坦分子”。“帕特·布坎南还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希特勒发动的呢。”仿佛能听到阿特伍德轻蔑的笑声。“他的意见并不是美国人对加拿大的典型态度。加拿大现在所处的位置，也是在一种举棋不定中，到底是作为美国的商业基地，还是和中国站得更近些，一切都有可能。人人都对中国很感兴趣，因为它会对世界的未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尤其环境和能源的政策会关系到整个人类的未来。”阿特伍德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魔术改变调遣世界各自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