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寺现代生存演进史

（文 / 李鸿谷 李翊）

( 在少林寺后山练功的少林武僧 )

2000年，方丈

“你是真的少林寺方丈吗？”2000年，悉尼当地华文媒体记者问得直接。

被追问之际，距释永信升座少林寺方丈刚刚半年时间。当时这位少林寺新方丈有点蒙，他如何证明自己是真的？澳大利亚也没几个人认识他。他于是请求中国佛教协会发来传真，证明：少林寺方丈只有一位，叫释永信。这个证明刊登在当地的华文媒体上，这事有点难堪。

2000年悉尼举办奥运会，国内有关部门和人民日报社等与澳方联合邀请释永信率领少林寺武僧团随团访问悉尼，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对少林寺武僧团与释永信而言，这次出访，跟从前若干次出访交流一样，由组织邀请方统一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报批后成行，只算得上例行之事而已。未料，甫下飞机就遭遇尴尬。原因很简单——稍前，澳大利亚已有少林寺武僧团来过，而且“少林方丈”不止一位。当地媒体的疑问很自然。

时间过去10年，这个故事仍在晦明之间。

( 在少林寺附近习武练功的武校少年 )

释永信出访回来即收到相关部门的文件，明确要求：出国必须逐级向相关部门申请报批；在国外任何发言，也需要事先请示相关部门。

随后释永信澳大利亚自我证明之举，面对责难。故事开始增添悲情成分。问题是，那个先释永信而去澳大利亚的“少林武僧团”究竟是什么人？即使现在，一个中国代表团去国外访问，其审批程序亦相当谨严，断非可以轻率而为。代表少林出国的“武僧团”，不是那么容易假造的。各方当事人对此事件的前因后果，当然明知无误；但对于外人，答案却在别处。

( 武校练功的少年不再恪守传统套路 )

出版于2001年的《嵩山少林寺》，系由登封市市志办主任吕宏军所著。这本早期的记叙性书籍里论及少林武术的海外传播，记录了至少在此书出版前，“武僧表演队”主要由少林寺、少林寺武术学校、少林寺武术馆三家担当。更仔细分析，除少林寺是由释永信任方丈的那个著名寺院外，少林寺武术学校系少林村村办武校，而少林寺武术馆则为国家旅游局与河南省政府出资合办，这两家与少林寺并无直接关联。这三家分享“少林武僧团”出访表演资源的格局，因为释永信的一纸证明，直接受到质疑。利益格局可能由此重整。

本刊记者在登封遍访各个利益方，个人恩怨并不能解释悉尼假方丈事件，利益格局的形成需要回到少林寺自然演变的历史现场，方可理解。只不过，释永信因为一次被迫需要证明自己是真方丈的举动，拉开了秩序重建之幕。当然，这个过程比想象艰难。

( 武术世家子弟、释小龙之父陈同山 )

少林寺，武校

少林寺周边的武术学校，最早有两所，少林寺武术学校与少林塔沟武术学校。

( 功夫童星释小龙 )

一般认为，武校的兴起，与那部《少林寺》的电影相关。一个被广泛引用的统计数据是：1974〜1978年5年时间，少林寺共接待游客20万人；而《少林寺》上映的1982年，游客便涨至70万人；到了1984年，这个数字则飙升到260万人。这些游客中，渴望学武的孩子当然不少。时任少林村村支书的张丙坤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那些孩子，来了就不走，非要学武，学不成，就找当地政府。”距离少林寺最近的少林村，顺势成立少林寺武术学校，张丙坤任第一任武校校长。

武校的成立，当然不完全是这么无奈。武术世家子弟陈同山，当年正在少林寺做木工活，少林寺人潮刚刚兴起时，1982年，他回到老家大金店乡书堂沟村要办个自己的武校。陈同山后来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培养出自己的儿子释小龙——这算得上少林寺一带最成功的功夫影视明星了。坐在自己武校的大办公室里，跟本刊记者回忆当年，陈同山自己也觉得奇妙：“那年我刚刚结婚不久，一横心，向书堂沟村借了200块钱，找人油印了1000张武校招生小广告。然后研究铁路走向，从登封出发，一站站停，找电线杆贴小广告，从河南到山东，然后去江苏、安徽。我老婆当时已经怀孕，也没个电话，不知道她怎样。到了信阳，犹豫了一下，没去湖北，回了家。200块钱印了小广告，买了火车票，在外转了一星期，还没用完，回家前还给老婆买了件衣裳。”刚回家，那些沿途贴的小广告的结果便出来了，一摞摞信件寄到村里，陈同山的武校就这样办起来了。陈同山的武校当时招了50多个人，价格跟少林寺周边的武校差不多，每个人每月10块钱。早先的借款，迅速结清。

( 少林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钱大梁 )

不过，陈同山有自己的武术梦想，并不乐意在离少林寺十几公里远的书堂沟村干个小武校。他去登封县少林武术体校做了教练，干了一年，又转到少林寺武术学校当教练。

创办少林塔沟武术学校的刘宝山，同样出身武术世家。现任少林塔沟武术学校校长的刘海钦（刘宝山二子）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家传承属于少林北院一派，到我这代算第九代了。我们兄弟三个，小时候最痛苦的就是要‘蹦锤（练拳）’。”刘宝山系官方认定的“少林十大拳师”。而祖父刘景文，刘海钦说，“1935年的国术比赛，他获得角力赛次轻量级冠军”。少林塔沟武术学校，现在声名显赫，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2008人出演的太极拳，表演者全部出自该校。而北京奥运会与残奥会开闭幕式4场表演，均有塔沟武校的学生参与。追溯起来，现在的少林塔沟武校将自己的创办时间定在1978年，“当时只是收徒，免费的”。

( 在少林寺外练功的外国人 )

1982年，登封县3所武校定位清晰。少林寺武术学校依托于少林寺；少林塔沟武术学校则是武术世家家传办学；而登封少林武术体校，则属体委系统官方学校。此后的竞争与发展，亦由这3所学校作为代表，各走各道。

3所武术学校开办并且广泛招生的前一年，1981年，16岁的安徽颍上人刘应成来到少林寺。他不是为了学武术，而是想到少林出家做和尚。那时候的少林寺，远没有现在这么显赫，也不像电影描述的那般神奇。当时的少林寺，按少林书局出版的《少林功夫》所述：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政府颁布新的宗教政策，寺院宗教生活恢复，这时少林寺只剩下13个年老僧人。《少林寺》的热与少林寺院的败落，其间巨幅落差，才是当年真实境况。

( 2009年4月，少林弟子在伦敦表演武功 )

相关人士回忆，当年少林寺经济条件极其拮据，靠一豆腐房维持生计，困难时甚至连一元钱的锻磨钱都拿不出。后来成为释永信方丈的刘应成描述他进寺的早年间：经常是一天只有两顿稀糊糊维持。比经济条件更令僧人痛苦的是，少林寺当时归县文物部门管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寺庙。那时候，主持少林寺的大和尚行正，只有当村民郝释斋积攒到了70块钱，够两个人去北京来回费用，就一道去北京上访要求落实宗教政策，把少林寺归还僧人，自己管理。行正眼盲，郝释斋性善。直至现在，少林寺周边的村民论及两人，赞美之词都异乎寻常。

少林武术之热潮，惠及少林寺之处，是解决了部分上访费用。游客以及学武者，当时最热衷“武林秘籍”少林拳谱，郝释斋与行正商议，印出一些拳谱以换赴京资费。于是，郝释斋收录“释家锤把十要诀”、“二十四炮打法”、“三十二合上法”⋯⋯编成《少林武术拳法要略》，赊钱印刷发行。据说，决定印这些拳法出售之时，行正与郝释斋两人“抱头痛哭”。这本拳法一元一本，迅速卖出8000本，少林寺终于有了上访的基本费用保证。

( 美国黑人合唱团“武当派”的灵魂人物RZA )

1984年，少林寺终于由文物部门交给僧人管理。两年后，行正被任命为少林寺方丈。

与周边村庄比较，曾经的历史现场，寺弱村强才是现实。这对强弱关系，长时间地影响并制约着少林寺的发展，只是目前以少林寺之声名远扬，少人提及，广泛忽视。

( 少林寺监院释延琳 )

以现在的标准，当年办个武术学校相当容易，并无复杂的审批程序。饶是如此，也未必人人可办武校。张丙坤是当年少林村的村支书，他拥有的资源使他可以办起武术学校；他告诉本刊记者，塔沟武术学校创办人刘宝山的弟弟则是塔沟村的村支书。非此背景，办学不易。

从历史材料看，少林寺周边的土地，1949年前是少林寺的寺产，土改后土地分给当年寺院的佃户，制度由此重造。1979年，少林寺所在的郭店村又一分为四，分别为少林村、塔沟村、雷家沟村与郭店村。以少林寺武校与少林塔沟武校为榜样，各村本村人外地人也纷纷办起武校，张丙坤回忆：“后来甚至租当地农民的房子，招几十个学生，就是一个武校。”需求构成的这种供给格局，维持到2001年少林寺周边整治，依傍少林寺而建的武校达37所。

在度过求武者众的适应期后，早期武校的竞争主要表现在生源的争夺上。陈同山说：“这是经常打得头破血流的事情。”当时的长途客车盘山而上进入少林寺，终点站就是塔沟村，这在相当程度上使塔沟武校拥有了地利。但这显然并非少林塔沟武术学校能够做到目前招生2.8万多人，成为登封绝对老大的唯一因素。生源竞争同时，武校实力的竞争才是关键——这项竞争，主要体现是各项政府举办的武术比赛，谁拿的名次多。属于登封体委的少林武术体校，自然显现优势。这所官方系统武校的校长梁以全，同样是“少林十大拳师”之一。当年该校教练阎治军告诉本刊记者，“那时当然我们学校拿的名次多”。不过，从竞争者的角度看，这种成绩未必是实际能力的体现，而更多是资源拥有的结果。

早期的竞争，1988年是个转折点。刘海钦说：“那年我们托关系获得参加省武术比赛的资格，8个项目，我们拿了5个冠军。当年，招生数从几百人一下跳到1500人。”这年对少林武术体校，同样是转折时刻。梁以全老先生由体校调至体委，体校的教练与学生由此失去凝聚力。阎治军说：“教练带着学生或者自己开办武校，或者转投其他武校。”同样都走竞技武术一路的两家最厉害的武校，竞争之下，此刻分出高低。强者越强，弱者消散。其间原因，经济因素成分甚大，陈同山解释自己为什么从体校离开而去少林寺武校：“体校教练每个月才40块钱的工资，而少林寺武校每个月会给150块。”上世纪80年代，150元不是小数目。稍后，梁以全也走民间办学道路，开办了属于自己的鹅坡武术学校。

武僧团

转折并非仅仅只是武术学校的起伏与兴衰。

按《登封县志》所载：清雍正十三年（1735）批折中谓少林寺“至工峻后，应令何人住持，候朕谕旨，从京中派人前往”。结果这一等，就到了1986年，行正被任命为少林寺方丈，一年后行正圆寂，释永信接任少林寺管委会主任。稍后，同是1988年少林寺武僧团成立。

1988年少林塔沟武校之崛起，走的是一条按国家规定的武术竞技之道，这后来也成为登封各类武校最主流的路线。但少林寺武僧团将走何途？

据有关人士提供的历史资料，“国家体委有关人士找到永信方丈，提出想法，将少林功夫由专家整理改造成几个标准套路，由体委负责推广”。但是，释永信拒绝了这一传统武术的现代化选择。“大和尚的理由是，少林武术是修禅的一个方便途径，并非为竞技而存在的。中国各种武术竞技拳法套路已经很多，并不缺少林拳法；但作为源头的少林功夫及其背后禅的修炼，才是少林功夫区别于其他武术流派核心之所在。”释永信恪守的是传统一路。登封也有离寺的少林弟子开办的，同样依循竞技武术之道的武校，“不过，这并非释永信认可的正宗的少林寺‘武术禅’之路”。

以少林塔沟武校为代表的竞技武术，和以少林寺武僧团为代表的拒绝竞技的武术，这个时期明确各走各道。这两种道路选择，至今仍令人迷惑。在以武术进入奥运会成为正式比赛项目为目标上，究竟何种方式更能成功，更能适应“现代化”，目前并无结论。后来，北京申奥成功但武术进奥却不利之际，少林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钱大梁回忆：当时体育总局负责人曾专门约请释永信，讨论传统武术的现代化选择，“对方坦言，我们对传统武术现代化的改造，以及海外推广方式，都有值得总结的地方”。这同样是恪守传统的少林寺功夫未来发展需要破解的重要议题。

拒绝竞技与比赛，少林寺需要世人认识少林功夫的完整面貌，少林武僧的功夫征场，自然将会选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出访各地与各国进行表演——禅武演示或体验式交流。而当年选择这一路径的还有少林村的武校与官办的少林寺武术馆，在相当长时期里，这一选择被命名为少林武术海外传播。

历史的演进，断非后来的观察那样理性与有序。

1988年，陈同山承包了少林村办的少林寺武校。他解释招生之难易，另有新解：“少林寺周边有多大的地？没有学生的宿舍，你就招不来人啊。”在扩建武校的同时——这办法按陈同山的说法还真有用；这年底，陈同山的儿子出生。陈同山自己的梦想是希望儿子能像李小龙那样，于是将儿子取名陈小龙。但后来，儿子的名字变成了释小龙。

在少林寺做木工活时就认识释永信的陈同山，当然会带着儿子拜会大和尚，释永信很喜欢这个爱武的小男生。1993年，释永信带领武僧团出访台湾，剃了小光头，已经改名释小龙的陈同山这个4岁多的儿子，就是随团小“武僧”。释永信这个代表团，是新中国成立后内地首次派去台湾的宗教文化交流团。大家很奇怪，一个4岁的孩子如何交流文化？相关部门在审查出访人员名单时，毫不犹豫将他的名字划掉了，“后来是专门找到有关部门，让释小龙给他们表演了五形拳，见识了小龙真有‘功夫’，才让他获得了出访的资格”。与释小龙同时出访台湾的，还有陈同山的弟弟，另一位武术高手陈同川。

这次出访，显然释小龙极受欢迎。“每次出场，都是释小龙牵着释永信袈裟一角出场。”陈同山回忆说，“当时最好玩的是，在新闻发布会上，喜欢释小龙的电视新闻主持人采访结束后，要他唱首歌。释小龙说他只会唱一首歌，主持人仍然坚持要他唱。结果释小龙也不怯场，放声大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此次台湾之行，对于释小龙，是他功夫童星生涯的一个重要的开始，并由此红遍内地及港澳台。

不过，与台湾的演艺公司签约也稍有波折。经过与陈同山沟通及三次谈判，离开台湾前一天，释永信代表少林寺和释小龙与台湾长宏影视公司签约⋯⋯“回到内地，台湾又有两家公司找到相关部门，要求签释小龙。但是我们已经签了一家了啊，没法毁约。这样，释小龙再去台湾香港拍片，办起手续来，就比较麻烦了。后来，我们让释小龙以小沙弥的身份出去，这样才免了这层阻挠。”对于释小龙以及少林寺，这其实是另一种强弱关系结构。

在儿子出访台湾前，陈同山也作为少林“武僧”一员访问了韩国。在恢复之中的少林寺武僧团，其成员构成，当时也无法十分严格。

少林武术竞技之外的武僧表演与海外传播，其自然演进形成了少林寺武僧团、少林寺武术学校与少林寺武术馆资源共享之格局。公正而论，这三种“武僧”力量的频率出访与表演，也是少林功夫早期形成全球性影响基础性构成。2000年，释永信在悉尼被迫需要自证方丈身份，使这一自然演进史发生逆转。两年后，陈同山、陈同川兄弟放弃“少林寺武校武僧团”之名，改用“小龙武院少林武术表演队”。

作为商标的少林

或者悉尼“方丈事件”，只是一个意外？没有这么简单。

以“武僧”表演为主体的另一种少林武术生存方式，2000年开始重新整理门户，其间的重要因素未必在于武术本身。在做了12年的少林寺住持后，1999年，释永信升座为少林寺方丈。这时候少林寺最核心的命题，释永信向本刊记者坦言，是“如何找到少林寺的生存模式”。而问题与挑战，比想象的复杂。

现在回忆起来，1994年的“少林火腿肠”广告是个标志性事件——对于从来都是吃素的修行之人，突然与火腿肠直接挂钩，对于释永信以及少林寺弟子，“不仅是难堪，而是特别难受的一件事”。有意思的是，当年这场官司，有记者采访时还曾问过释永信：“《少林寺》电影里的和尚就没吃素，是不是少林寺比较特殊一些，可以不遵守吃素的规定？”这种误解当然又是一种伤害。很简单的一场官司，持续了两年，少林寺胜诉。这场官司持续时间之长，其复杂性在于，仅仅恢复僧人自己管理才10年的少林寺，作为诉讼主体身份确认的问题，当时却是难题——“官司打完后，我就成立了少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释永信告诉本刊记者，这当然可以看做是少林寺转型的开始。但回到“少林火腿肠”官司，工商部门的建议是：按当时法律，只有成立公司才可能注册自己的商标——在那时的法律规定框架下，少林寺只有成立自己的公司，才方便保护自己的商标与品牌。

但是，少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做什么？谁来做？问题没有解决，公司注册完，也只能空放在那里，未能运行。

从日后逐渐清晰的行进轨迹里重新来追索早年事实，那些日常而琐碎的事件，方可按逻辑顺序排列并认定其价值。就在少林寺打完“火腿肠”官司后，有心人童先生到少林寺来找释永信，希望投资与少林寺合作生产一种“少林素饼”。比之武僧团的海外传播，这种实质性产品的生产，显然是更会有收益的一种投入。少林寺的转型之途，这可以是真正的开始。这一最简单的品牌合作经营方式，当时对于释永信，并不那么容易做出决定——一方面打官司保护少林寺品牌不被伤害，另一方面却自己用这个品牌从事商业活动，这其间的矛盾，对于当事人却未必能迅速理清脉络。钱大梁说：“大和尚犹豫了两年，后来见着童先生甚至都躲着走，不想谈这事。”为着这次采访，本刊记者电话找到童先生，问询此事，童先生很客气，但是拒绝，他说，“师傅（释永信）当年就告诉我，不要接受任何采访”。由此可见，这种谨慎并非虚构，其间原因，当时的压力并非外部，而是内部。

结果，少林素饼仍然生产出来了，现在各大城市超市里都有售。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多数寺院有一个法物流通处，向浙江小工厂批发一点小佛像挂件、饰物出售，叫“法物流通”，这也算是寺院收入的一部分，只是收益十分有限。少林素饼一经在少林寺销售，比之千篇一律的“法物”，显然更受欢迎。“既然素饼如此受欢迎，大和尚想，少林禅文化传承可以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复活，禅茶文化就更应该优先恢复起来嘛！”钱大梁回忆说，“于是，少林寺的人找到我帮忙。”

在熟人的关系里，于是，钱大梁介入禅茶的策划中。钱大梁当时是河南省文化厅官员，他说：“以前也见过几次大和尚，但并没有太多印象，也没想到未来会和少林寺有什么关系。因为禅茶，和大和尚谈设计与传播，发现他的文化判断力真是非常强。做完禅茶，大和尚问我可不可以留下来帮助他做实业公司，做少林寺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我想了想，这才是重要的文化事业，就留下来了。”

1999年，少林实业有限公司真正开张。因为钱大梁的担纲，实业公司的任务亦十分明确——此前钱大梁帮助做禅茶时，去国家工商总局注册商标查询，发现汽车、手表、烟、酒以及化工、水泥⋯⋯以“少林”注册商标的达57个之多，覆盖了大多类别。他说，“显然，少林实业公司就是抢救性、保护性注册商标，免得再出现火腿肠那样的事情”。

但是，注册商标是需要钱的，钱大梁说，“我找到大和尚，告诉他少林商标被抢注情况，如果我们也开始注册，需要相当的注册费用。大和尚说，你让我想两天再决定，两天后，他告诉我，你去做吧”。钱大梁与实业公司运转起来，第一轮真正由少林寺注册商标结束后，“我去到寺里，寺里告诉我说，大和尚要注册少林寺的商标，寺委员反对，地方的宗教局也反对——大家都认为，和尚念经而已，注册什么商标啊！我听完也很奇怪，去问大和尚：这么多人反对，你当时为什么那么爽快地就把钱给我，让我去注册？大和尚说：我把别人给我的‘红包’全给了你。我又问：这些‘红包’不都是信徒供养大和尚你的吗？大和尚说：我的不就是寺里的吗？我要钱干什么用，不过是为少林寺做事啊！这下让我非常感动，大和尚真是有担当的人”。

钱大梁告诉本刊记者，释永信当年从尼泊尔、印度等地朝圣游学回寺后说，“我每次进出山门，看到门前立着的那块‘少林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心里就犯嘀咕：佛教是不是也成了重点保护文物了？如果事实上真是这样，那就是佛教的悲剧。对此要有足够的清醒认识。比如，保存着佛教正法的《大藏经》正在文物化，随着时间推移，《大藏经》已越来越难以被人读懂。有条船自称是渡人的，而船变得连人都怕、不上去，这条船怎么渡人呢？‘重点保护’意味着需要保护；变成国宝，意味着越来越少，就像命运令世人关注的可爱的大熊猫一样。我们佛教的使命是保护世界、保护人类，佛教需要更加弘扬光大。寺门前的那块‘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对我们来说是警告牌⋯⋯”

外部资源

1998年，释永信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一年后他升座为少林寺方丈；2001年他当选为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此时的释永信，经过各种历练，当然亦非当年的小和尚了。有此种种外部资源的积累，曾经的寺院跟村庄与地方的强弱关系结构，也到了重新调整之际。

在新的结构之下，“少林武僧团”的门户清理，从商标与品牌自我保护的角度看，很自然。只不过，原本就薄弱的本土资源，经此清理以及后来的种种调整，关系维系愈发脆弱。

就在释永信因为悉尼方丈事件遭遇尴尬并面临地方相关部门责难之际，正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系进行博士后研究的丁丁，经朋友介绍，认识了爱好少林功夫的莱纳·戴勒。戴勒很神，1989年中学毕业，他一个人跑到少林寺，要学少林功夫。这在当时，对少林寺还是新鲜事，大家害怕，不让他进寺。后来，戴勒就在少林寺门口等，等到了释永信，终于可以进少林寺练功夫。练了3个月，他回德国上大学读法律了。目前在少林寺学功夫的外国人之多，多少也算出乎本刊记者意料。住在少林寺对面的王子沟农民回迁房里，每天清晨，练功的除了武校学生，就是人高马大的外国人，各国都有。而且本刊记者采访的各个武校，都办有招收外国人的国际班。

这时候的戴勒，梦想着办个少林寺德国分寺。为着这个想法，他已在欧盟注册了11类少林商标，他希望说服丁丁一道来跟他打理这个分寺。这时候，戴勒要实现自己的梦想，还要解决两个问题，在国际长途的那一端，丁丁告诉本刊记者：“首先戴勒要说服他很有名的企业家父亲达依勒给他投资；其次，他需要说服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派人来执教。”

钱大梁的少林实业公司在完成国内商标注册后，转向海外商标注册调查，海外情况比国内更差。这个时候，戴勒找到了释永信，请求帮助。钱大梁说：“我们讨论时，大和尚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戴勒注册的少林商标要还给我们，即‘主权归我’；作为交换，我们可与他们合作建立德国的少林文化中心。”

戴勒也说服了父亲投资。丁丁介绍说：“戴勒父亲达依勒，不仅在美国有房地产公司，也做过文化传播，比如做过音乐剧《猫》以及《西贡小姐》。”于是，对方邀请释永信访问德国并谈双方合作方式。跟随释永信一道去德国的律师黄琨告诉本刊记者，“达依勒虽然从事过文化传播，对此领域很熟悉，但他毕竟是学法律出身，十分严谨”。在宏观层面上的谈判，比如商标权归少林寺，但商标可以授权戴勒使用等，都很顺利。但在细节上，双方都比较较真，黄琨说：“比如达依勒在条款里写道：少林寺需派武僧支持德国少林寺，但武僧未到时间，则相关收益不可分配给少林寺。这一条款当然合理，但方丈觉得如此明确，不太好看⋯⋯最纠缠的细节是商标如果出现纠纷，在哪里寻找仲裁？达依勒提出在德国，或者美国处理。我们觉得这都是达依勒能够控制的国家，我们提出在中国，由贸促会来仲裁，但对方也不同意。后来甚至提到去海牙国际法庭处理，这也太没边了。一个小小的商标纠纷，犯不着这么大动干戈啊。但由此可见德国人的严谨。”

2001年7月，德国少林文化中心正式运行。这是少林寺第一个正式的海外文化中心，其间过程，提供的海外经验，钱大梁说：“少林寺走向海外，单单以宗教寺院的方式出去，难度很大。比如德国，就以文化中心的方式运行，而文化中心，则是一种非营利性的组织结构。”这是一个重要的知识与经验，后来少林寺解释自己的经济收益与支出模式，即套用“非营利性组织”这一国际通用的概念系统来说明并描述自己。

外部资源，比如德国少林文化中心的成立，带来的收益，甚至有“溢出”部分。

转让商标给少林寺，又获得少林寺授权的德国人戴勒，对自己的权益有着德国人严谨的捍卫。德国少林文化中心成立不久，由一奥地利人作为中介引进的“少林武僧团”要去德国表演少林功夫。戴勒当然不会坐视不理。少林寺当地资源已经薄弱，即使自证方丈之举都招惹责难，“能够率‘武僧团’出访的就几家，大家彼此都熟悉。这时候，让少林寺出面来处理德国的演出纠纷，很困难，所以释永信说：德国人怎么处理，按他们自己的规矩办。”在复杂的情势之下，少林寺不得不置身事外。

结果，德国少林文化中心以“欺诈”起诉奥地利人引进的“少林武僧团”，黄琨向本刊记者描述德国法官的判词：“我们知道武僧团并非全部都是僧人，但是按你们广告宣称‘武僧团’，公众相信这个表演团必定有武僧，结果你们并没有一位真正的武僧。”戴勒赢了这场官司。有此判例，此后，以“少林武僧团”名义出访国外的这一演出市场，逐渐规范。

少林寺以及释永信拥有的外部资源，以胜利的结果介入了武僧团的重整中。但是，历史形成的强弱结构，未必那么容易了断。

海外少林

德国少林文化中心有了一个好的开端，结果却未必一直尽如人愿。

“戴勒的目标是在欧洲建最大的少林寺，远景规划是在柏林附近找一个类似嵩山少林寺一样的山区，比如德国的黑山，来建一个德国少林寺，让欧洲人都能来参拜。德国少林文化中心开办3年多，除了教授少林功夫，还有太极、气功、打坐、禅宗、佛教仪式。一切往好的方向发展。当时位置选在柏林选帝侯大街，月租6000欧元⋯⋯后来影响渐大，来的人很多。”丁丁在电话那端的“成就”叙述，似乎很平淡，因为随后有了个转折——“有了人，戴勒就觉得地方小了，他决定搬到一个2万平方米的大楼里去，月租一下涨到3万欧元，加上人工、宣传种种支出，每个月成本接近4万欧元。先前在选帝侯大街那个地方经营时，投入与收益控制得还不错，但这一搬家，问题出来了。各种成本每个月需要4万欧元，而所有收入来源：会员费、师傅出去的讲座费⋯⋯加起来，全部收入还不到租金的一半。这一下就亏了，而且持续一年多。”

在德国少林文化中心能够被德国人请出去讲座的，是释永信从少林寺派去的主持释永传。在接受本刊记者国际长途电话采访时，释永传坦称：“大公司搞培训，会请我去讲座，但这种机会并不多。因为德国少林寺名义上的董事长是德国人，所以很多德国人认为这是一个盈利机构，而不是一个宗教场所，所以没有太多人捐款。”国外的情势同样复杂，“达依勒对德国少林寺的定位是武校，把武校做大，然后能够盈亏平衡，但实践检验，这条路走不通”。

海外市场，从中国的角度看，少林寺起步甚早；但从海外市场的现实看，少林寺进入得却很晚——这是释永传在德国观察到的事实：这里有很多体育协会，韩国的跆拳道、日本的空手道、巴西的柔术、印度的瑜伽⋯⋯尤其在柏林，不管哪里的文化，有人感兴趣就有人教有人学，选择很多。但是，德国人不会用它来赚钱，这种现实跟达依勒的想法距离很大。比如德国人在中国学了半年功夫，然后回德国办个小武馆，一来教教人，二来是自己有个地方继续练武，对他来说，这比赚钱有意义。在柏林，以少林为名义的机构至少有5家，整个德国则不止200家。而空手道，在德国则超过2000家，几乎所有的德国大城市都有空手道馆。

市场现实、机构定位以及操作手段种种错位与失误叠加，2006年5月3日，达依勒决定不再投资了，去法院申请了破产。“（当时）法院的人来跟我打招呼，说要清查，从明天开始不用来上班了，私人的东西可以拿走，公司的东西一律不能拿，要冲抵房租。此前，一点预兆也没有。”回想法院查封的那一天，释永传说，“第二天学生来练功，看到法院的封条，他们中有些交了一年的学费，只学了一个月，非常恼怒。当时除了我，剩下三个是从少林寺派来的师傅，问我怎么办？他们说，如果有做下去的可能，吃苦受累也跟着做下去；如果不行，就回国。我说，让我考虑两天。当时我来德国已经3年，会德语，和德国人沟通没问题，我认为分寺已经做了这么久，现在关门，对不起少林寺这个名头。而且我有把握做这个事，我觉得这也能体现我的价值，当晚我就决定要把德国少林寺重新开起来。”

非常有意思的是，电话那端的释永传一直平静而克制地叙述事实，直到最后描述自己，从听者的角度，才觉出几分情感色彩：“我们是出家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在嵩山少林寺这样，在德国也这样，穷也是家，富也是家。”

已经失去场地的德国少林寺，未来如何自处？释永传介绍说：我跟徒弟们说，以后不能在这里练功了，我们去公园里练功。你们如果愿意去公园，我免费教。你们不用给我们钱，只需要每个月给我们买生活用品。然后我列了一个清单，50斤大米，多少油，多少菜，送到我们住处。跟着释永传去公园练功的徒弟，从原来的200多人减少到50人。“2006年足球世界杯决赛，永信大师受邀请来德国，当时我们还在公园里练功，他就来公园跟我们的学生见面。”这年9月，释永传又租到新场地，德国少林寺重新开张。而目前，释永传领导的德国少林寺，“会员已超过700多人”。那位热爱少林功夫的戴勒，因此失败感到不好意思，也脱离了少林寺，丁丁说，“后来他在德国南部开了个公司，现在在金边经商”。

现在翻阅少林寺的年度大事记，国家领导人出访以及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基本会有少林寺武僧的随团表演，少林功夫已成中国文化的经典符号。但是，从文化符号的身份，即使发展成像德国少林寺那样的规模，路还需要走很长。

另一种少林

由自己的人经营的德国少林寺，算得上是少林寺海外拓展最有价值的样本了。而且，德国少林寺也相当于欧洲的“总寺”，近年来他们在德国南部一些小城市也有了自己的分院，释永传说：“有的德国人学过少林功夫，每年也会去河南少林寺住两星期，归山朝圣。如果他主动和我们联系，我们会去考察，看他们的生活安排与工作流程，如果他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少林文化而不只是为了赚钱，就会跟他们建立一种关系。时机成熟了，对方愿意归顺的，我们就接收。”

不过，像释永传这样主持德国少林寺的模式，就目前而言，并非海外“少林”的主流。对少林寺而言，比这种靠自己艰苦奋斗拓展空间更具挑战的，是真正的海外市场现实。

在美国做“少林功夫”，真正算站住脚的是释延明。接通本刊记者的长途电话，一开口，释延明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意思好啊，包罗万象，它可以表示佛祖保佑你、谢谢你，也可以表示圣诞快乐、新年快乐。”中英文夹杂的释延明稍后如此解释。

据介绍，释延明3岁时得了怪病，医院大夫没有办法，就在父母开始为奄奄一息的孩子的准备后事时，出现了一个针灸大夫，竟然用针灸治好了他的病。于是父母感念此恩，决定将儿子送到少林寺当和尚。上世纪90年代初期，释延明作为武僧团出访美国表演，决定滞留；与他同样选择此途的还有同团武僧释果林。那次出访，并非释永信带队，他当时正带团去韩国出访。目前释延明在纽约百老汇拥有5000平方尺的“少林寺”，而且稍后，释延明说，“准备在纽约上州买88亩地建美国少林寺”。

释延明被记录下来的传奇是，“两个月前，英国的历史频道来拍纪录片，讲寸拳的，就是一寸的距离靠爆发力打出去的拳法。当时电脑测的我打出去的力量是772磅，他们说美国最有名的拳击手打出去的力量也就600多磅”。比这个传奇更神奇的是，释延明的弟子里有美国黑人合唱团“武当派”（Wu-Tang Clan）的灵魂人物RZA。RZA在学习少林功夫后，“武当派”不时用少林练功夫时的喊声、诵读佛经的声音配上节奏强烈的Hip Hop音乐，其大碟《36间房》——据说暗指少林功夫的36个穴位，在欧美颇为畅销。因此“徒弟”这一媒介，释延明得以在美国进入主流渠道，被广泛认可。释延明的发展，“我们现在奥地利、墨西哥与南非都有分寺。也是以寺养寺，不需要赚很多钱”。

少林弟子收“武当派”RZA为徒，“得助于做流行音乐星探的妻子张素喜的介绍”，释延明说起来很坦率，这下轮到记者真正意外了。

“到了美国，就可以不遵守少林戒律了？”

显然，这是释延明需要经常回答并深思过的问题。“我要自己选择人生，人生应该尽情享受，不要把自己拘束起来，包括在美国的做法也是如此，特别是娶妻生子一事。禅是人生，人生是禅；禅是一切，禅也是空。我要做我自己。男人与女人在一起很正常，出家不一定在寺庙里。和尚：和气、高尚，能与众生融合，有高尚境界，就是和尚。人世间法无定法，了无定了。我在嵩山时也跟师傅和师兄弟交流过，有人赞同，有人不赞同。”释延明说。

在少林寺方丈室里，我们向释永信提及释延明与释果林两人，释永信断然而迅速回应：“这两个人跟少林寺无关，既然不遵守佛教戒律，当然就算不得佛教徒了，我们必然与他们明确切割。”海外类似释延明这样的“少林寺”为数不少，其间悖论在于：一方面嵩山正宗的少林寺与他们有明确的切割，但普通人却仍然认为他们就代表着少林寺——跟当年大家误解吃素的少林寺，竟然也“下海”做起火腿肠广告一样，其实毫无关联却似乎无法分割。

无论国内还是海外，这都是少林寺面临的窘况，有办法解套吗？

2002年，释永信找上正在处理事务的钱大梁，拉上他决定第二天一道去北京。“去北京干什么？上了路我才知道，大和尚说去找文化部，要求申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钱大梁说。主管局长听完方丈的要求先是一愣：少林功夫不是体育比赛项目嘛，跟文化遗产什么关系？继而连连叫绝：真亏你能想得到，从技术到文化到信仰的完整体系，1500年的有序传承，这是最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踏上轰轰烈烈又费尽周折的8年“非遗”路，方丈领受到少林寺文化传承既独一无二又叫人哭笑不得的现实处境：“到处都是你们的少林功夫，你们的商业力量如此强大，还来申请濒危保护？别的项目都是因为被人遗忘而衰落啊。”方丈于是跟官员和专家解释少林寺、少林文化轰轰烈烈背后的真实的处境：“一方面少林功夫遭遇商业社会的滥用、泛化和曲解，为了生存而自立山头，为了自立山头而标榜正宗，为了标榜正宗而妄自曲解少林，各取所需，但却让世人眼中的少林寺和少林功夫既声名远播，又面目可疑、流俗泛化。另一方面，少林寺的传承和少林功夫的真谛被遮蔽、被漠视、被边缘化。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少林功夫的保护和振兴迫在眉睫啊！”

成为联合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不能获得直接的法律保护，“但一方面它可以向国内与海外提供一种‘价值共识’和‘资格认证’，而同时，其传承人却可以进入现存的法律框架体系内，寻求政府间以及媒体和全社会的多重支持和保护”。这显然比注册商标自我保护思路更接近少林寺传承人对自己的文化定位。

对于少林寺而言，看上去似乎找到了一条至少间接解决海内外纷扰的路径。

重建与被上市

从旁观者的角度观察，2004年算得上少林寺重大变化的一年。这一年，少林寺开始重新整修常住院、恢复少林药局，恢复禅堂也恢复坐禅传统。而且，比少林素饼更实质化的少林品牌运营公司——少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也稍后成立。

为什么变化会集中在这一年？这是本刊记者的疑问。

但释永信认定的变化时间起点是：2001年。这一年，少林寺周边环境开始整治拆迁。按后来的统计材料，当时少林寺周边有居民531户、武校37所，而商店、企业、单位则达372家。即以通行的“容积率”看，少林寺已难堪重负。当年少林村的村支书张丙坤描述，“与少林寺一墙之隔，就是村民的房子，还有武校什么的，而且武校的楼越建越高”。从少林寺的角度看，虽然少林寺“养活”了这么多人与机构，方丈释永信很无奈地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哪里还有少林寺的文化空间呢？”整治开始，少林寺甚至积极地投入了300多万元的启动资金。

少林寺周边武校经过20年左右的发展，其规模与实力已初成格局。陈同山在承包少林村的武校后，将这所武校带至登封武校系统里第二梯队，这使他有实力在登封新辟的武术城购买足够的土地新建武校——此次拆迁新建，陈同山的武校就与少林村脱离关系，产权清晰明确。显然，整治对登封武校是一次格局重造。经此过程，已经是“老大”的少林塔沟武校，得以迅速发展，其学生数量，甚至达到全部登封武校在校人数的一半。但是，整治过程同样也有失意者，那些实力不济的武校，在新武术城重开张，土地、资金种种门槛，即使不被淘汰，他们的后续发展也明显乏力。这种种，当事人又如何与外人道？本刊记者的采访，逐渐接近这一深度事实。那么，从武僧团清理，到少林寺周边拆迁，其实时间极其连续⋯⋯如此结果，形成的所谓“地缘政治”关系，自是另一种局面。少林寺强大，间接扩大了登封武校的被关注度，而回到具体的武校现实生存——地理位置上的利益关系所形成的情感与好恶判断，颇为微妙，非细究无可辨识。理解后来对少林寺种种非正面评价，这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2001年，中央召开宗教工作会议，这是重要背景。由此发端，登封进入“少林寺时间”，经过3年拆迁整治环境，少林寺终成现在的模样。据说能够如此迅速，得助于一位国务院领导视察时，对环境的恶评，因而政府推进力度加大。在释永信的步骤里，“第一步是拆迁；第二步是解决少林寺的文化空间，如整修常住院种种；第三步就是恢复少林寺的传承，恢复丛林的规矩”。2004年，这一系列“重建”进程渐次展开。

传承的恢复，比如少林药局，在社会生态已经完全改变了的现在，如何开展？“药局是一个载体，它是用来传承文化的”，这种叙述当然正确无比。同时，释永信也非常清楚，“在这个时代，行医卖药都是需要资格的啊，所以我们先注册一个公司，然后申请一个诊所⋯⋯”而目前，少林寺监院释延琳告诉本刊记者：少林药局的发展进入到申请土地的阶段。比药局恢复更引人注目、也更遭非议的是少林寺下院制度的恢复——这是始自曹洞宗在华北地区扩张时，少林寺因势而造的制度。有资料统计表明：少林寺至元代中期，其下院数量达到31座。这种类似企业的规模性扩张，有媒体报道说，目前少林寺下院已有29所，但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释永信比较谨慎，他认定的数目“大概只有十几座”。

与其消极适应当下社会，不如积极投入当下社会。此刻的少林寺，已非曾经为是否出让少林品牌生产素饼而犹豫的年代。与此同时，少林寺的两翼，释永信说“一个是武、医、禅传承的恢复；另一个是这些恢复的传统文化的传播”——都开始进入实质的操作阶段。

钱大梁主导的少林实业公司在完成注册商标工程后，亦逢中国法律重修，释永信说，“我们可以把这些商标权全部转移到少林寺名下”，而同时实业公司则转变为少林无形资产管理，进入文化传播领域。2005年，电影导演傅华阳进入少林，被动的自我保护正式转变为主动的文化传播。

见到傅华阳是在登封禅武宾馆的商务套房里，他刚刚拍完“自己的”电影《七小罗汉》，之所以说是自己的，这位少林文化传播中心负责人说，“我在少林寺就是义工啊，不拿他们一分钱，当然我需要为生计拍自己的电影啊”。

乐观认为“假货多了真货更有市场”的傅华阳，跟本刊记者描述的重点业绩是拍摄《新少林寺》——一部讲述1928年少林寺被焚的故事，提出的问题是：“冷兵器时代已经彻底消亡，这个时刻我们还要不要练功夫？”这部电影如从经营的角度观察，其生产模式当然有了重大不同，傅华阳说：“不同之处就是，创意还有策划都是我们的。然后我们去找投资，找到投资人后，他们按我们的创意写剧本、投拍⋯⋯我们还提供宗教、文化顾问、编剧指导、明星培训等等。这当然就是少林寺主动的参与。”

那么，如何回报呢？“我们在签拍前有一个协议，电影利润的一个比例作为捐赠给少林寺。这部电影有点特殊，还未开拍，就有投资人捐了一笔钱给少林寺。”被动与主动之间的转换，其经济模式已经昭然。解释起来，接受采访者所使用的理论，是非营利组织的运营方式，无懈可击。经德国少林寺运作的知识与概念启蒙，当事人都信心满满，毫无障碍。

不过，非营利组织的运作对于多数当地人而言，采访起来他们表达的理解未必一如原样。同时，由被动的自我保护到主动进入这个时代，其间转身也需要足够时间被理解与接受；如此种种加上寺弱地方强的传统权力结构与利益调整的种种背景，少林寺“商业化”印记越刻越深，亦越传越广。这一既接近事实又远离事实的判断及其演义，后来指向逐渐趋同：“少林寺要上市。”这个始自拆迁结束后的传言，释永信曾再三给予解释，“绝无此事”，但风波不止。

去年底，所谓“少林寺上市”终于有了明确答案——媒体报道登封市政府常务会议内容是：登封市与港中旅集团合作成立“港中旅嵩山少林公司”，注册资金1亿元，主营旅游开发投资、文化产业开发、旅游地产等业务，新公司争取2011年上市。股本结构：港中旅以现金入股方式控股51%，登封市政府以实物和现金方式占股49%，合资年限为40年。登封市以实物方式参股的国有资产划拨范围包括：少林、嵩阳、中岳景区门票⋯⋯

简言，上市的实质是少林寺被包装、“被上市”而已。

少林寺与地方权力，其强弱关系结构，并不那么容易被改写。

有意思的是，听闻自己将被上市，少林寺在去年12月27日，举行了一场颇具象征意义的祈法会——以“佛法”来对抗“俗世”。这一由“主持法事沙门永信带全体僧众百拜”的“功德文疏”，禀明佛祖：“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登封市千年古刹嵩山少林寺众班首执事于本月二十七日带领全体僧众沐手焚香志心归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仰愿诸佛菩萨垂金色手护佑少林寺千年基业完整（传承）拯救少林遗产被肢解瓜分之忧避全国寺产被瓜分之先河破坏祖制毁佛慧命之危。”

少林寺“被上市”当然是重大事件，但经媒体广泛报道，上市之途当然也不那么轻易。

我们结束对释永信采访，彼此起身相辞之际，尝试问询少林寺“被上市”的后续事实，释永信说：“我们只有三个想法：第一，少林寺门票交给少林寺自己出售；第二，上市名称不用‘少林’；第三，佛教徒进入景区不买门票。”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2002年开始准备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少林功夫”，结果如何？很遗憾，至今仍无结果。采访结束前，这是本刊记者跟钱大梁讨论的最主要的问题。

钱大梁综合各方评审专家的意见：

少林寺的分寺已遍及全世界，足够强大；少林寺已注册商标、成立公司、创办网站、演出频繁，已适应商业化社会——已非物质文化遗产希望保护的被全球化商业化浪潮伤害的濒危传承人；少林寺申报的并非表演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类型），但现在少林功夫似乎是表演，又似乎是竞技⋯⋯

钱大梁的坦率十分少见，在复述这种种评审意见时，不免稍有解释，而他的解释其实回到我们前面的少林寺故事，尽在其间：“一方面是少林功夫传播极广似乎力量极强，但这个强大正被各种利益集团利用来疏离少林寺法脉传承。而同时，这个广为人知的少林功夫，包括演示、体验式交流和表演，只是真正少林功夫最外化的表现而已，却又是少林功夫传承维生和传播的现实路径。另一方面，真正少林寺的功夫，那种不为表演不为竞技，以武习禅、以禅引武的少林功夫却又面临濒危，修炼者很有限，臻于上乘境界者更为难得，确实需要的保护，有待建立完整且能良性循环的少林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空间和弘传体系——少林寺不是做不到，而是难以承受商业社会、利益集团全方位的挤压，因此急需得到政策和法律的支持。这真是纠结。”

钱大梁最后感叹：这么复杂的事，如何能够向远离中国现实的外国评委们说清楚呢？■（本文所需部分资料得到了实习记者张冉、袁月的帮助） 登封武僧生存现代少林寺武僧团佛教少林寺演进少林武术少林寺武术学校释永信释延明释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