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超：回不了家的乡村子弟

（文 / 陈晓）

( 梁超出事后，母亲整日以泪洗面，父亲则少言寡语 )

“5·14”之坠

安徽岳西与深圳相距几千里，但富士康的跳楼事件依然是县城汽车站叫卖报纸的头条。报贩们把这则发生在遥远南国都市的社会新闻加上自己更耸人听闻的演绎：“老板被抓起来了！”“已经十三连跳啦！”攀升的数字才是消费的热点，没有人提到，在这则奇异得有些邪恶的连环跳楼事件中，第九名坠楼者就生长在离这里不过30公里的青天乡。

梁超是5月14日22时50分从宿舍的7楼楼顶坠下。根据警方调查：死前他曾用自己钥匙扣上的小刀自残，在身上留下了4道伤口和一地血迹，然后在楼顶选择了一条更不方便的跳楼路线——他不是从开阔地带翻越栏杆跳下，而是从一个比较狭窄的通道挤到栏杆外。当他的大佬（父亲的哥哥）梁献中看到他时，“他下巴有一条约3厘米多，看得见骨头的伤口，胸口下方有几条横着但不致命的刀伤，两个膝盖和脚踝都有擦破皮”。

让这起跳楼显得意外和难以理解的是，直到5月14日前，梁超在富士康的发展看起来都还是比较顺遂的。在他坠楼前，他已经由一线工人提升为多能工，这是相当于替补线长的职务——他了解所有的工序，当某个线长顾不上的地方，他可以做替补管理。他的月工资也涨到近2000元钱。5月8日，在自杀前一周，他和同事还去深圳小梅沙游玩。在哥哥梁峰提供给我们的出游照片里，梁超凭海临风，摆出黄飞鸿的招式，或者和一群工友亲热地勾肩搭背。所有的照片里他都笑着，眉宇间意气飞扬。坠楼的当天下午，和他关系最亲密的妈妈刚买了一个新手机，打电话告诉他号码，他也只说自己在睡觉，晚上还要上班。这是他和妈妈通的最后一个电话。

在下葬的时候，家里人烧掉了他的绝大部分物品：一本为了在火车上打发时间买的厚小说 ——这是他少有的书籍，还有所有的衣服、鞋子，一部刚买的1800元的多普达水货手机和一部旧的山寨手机。但是他们留下了电话卡，打算有一天去调出他的通话记录，来理解这个平凡、乖巧的“好伢子”，为什么会突然对自己下了狠手。

( 梁超学生时代的留影（左）和出事前一周拍摄的照片（右） )

墓地和宗族

13点多是一天气温最高的时候，梁献国又扛着锄头往地里走，他的妻子江新梅跟在后面，脚边还有一条家里的宠物小狗。两人的步伐都缓慢艰难，没有生气。自从失去最爱的小儿子后，江新梅连着几天粒米未进，只靠输液维持生活，梁献国不敢把她一人留在家里，但田里的瓜蒌也需要照料了。这是当地一种比较值钱的经济作物，瓜子可以做炒货，瓜皮和瓜的根部都可以卖钱。去深圳接儿子遗体和与公司谈判的几天耽误了不少农时，地里已经长起了半尺高的野草，瓜藤上也布满了需要清除的副苗。

( 叔公梁为胜说，听到梁超坠楼的消息后，他也睡不着觉，半夜爬起来哭泣 )

几乎所有的梁家人都在田里忙着。这里是青天乡梁姓家族的聚居地，一共有7户人住在这里。因为梁超的突然离开，每家都派出代表一起前往深圳，一共有8个人去了富士康。派出这么庞大的队伍，叔公梁为胜的解释是：“梁家人是为了躲避战乱，清代从桐城分支来山里的。人口不多，大家在异乡要齐心才好生存。”在这个梁姓村落里，浓厚的宗族意识延续至今，“每家的孩子都和自己家的一样”。所以，叔公说，听到梁超坠楼的消息后，他也睡不着觉，半夜爬起来哭泣。

在深圳的几天谈判和回来后的下葬，让各家都停掉了地里的活。现在正是种植药材的季节，他们需要把耽误的工时补回来。梁献中和妻子在地里翻土，准备种灵芝。梁为胜在自家后院培植桦木，这是种植天麻的前期工作，被砍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桦木要埋进潮湿的土里，发酵后长出的菌类会成为天麻的养分。当整个家族重新为生计开始忙碌的时候，江新梅就坐在田埂上发呆。她的面容哀愁无力，有时转头看着身后的山，向着儿子坟墓的方向低声哭泣：“我的儿啊，妈妈时时刻刻等你回来啊。”一字一顿，像招魂的吟唱，回荡在中午静寂的山谷。

( 梁超的哥哥梁峰看上去与城里孩子没有区别，他说，他和弟弟很少下地干活 )

这里是大别山区的一部分。梁为胜读过几年古书，算是家族中的老秀才。他告诉我们，村子东南面的山叫多支尖，南面的山叫团凸寨，西面的叫金刚岭，北面的叫通光门。大部分时候山接着云，云遮着天，羊肠般的山道在陡峭的山势间若隐若现，风景秀美但似乎与世隔绝。它们是梁超儿时的乐园，现在则是他归乡的墓地。

梁超生前是个讨人喜欢的乖巧孩子，而且最受母亲疼爱。为了安抚悲痛的母亲，梁家人尽财力厚葬了这个后辈。梁超的哥哥梁峰告诉我们，光选墓地就“请风水先生拿着罗盘，根据生辰八字，选了四五个地方，最后才挑中这里”。被挑中的地方原是别人家的山地，但因为梁家父母在当地为人忠厚，而且家族里的大伯父曾是村长，还有一个姑父在县里当副县长，在当地也算有头面，梁超最后得以葬在这块风水宝地上。

( 梁超初中阶段就读的青天中心学校 )

2010年5月29日中午，梁峰带我们去梁超的墓地。通往墓地的小路边植被茂密，梁峰一路指着：这是板栗树，白色的是野兰花，像竹叶一样翠绿狭长的其实是一种药材，毛茸茸的绿叶可以贴在人的衣服上。山里还有山蚂蟥、野猪、豪猪，它们和山下的溪流一起，构成了梁峰和弟弟童年的快乐和恐惧，如今梁超就躺在它们身边。墓地在一个山坡上，视野开阔，依山傍水，两侧青山层峦叠嶂，逐渐在远处呈合围之势。据说这是会聚灵气最好的地理形态。墓地周围堆着废弃的48响的大鞭炮纸盒，还有半瓶白酒。梁峰告诉我们：“下葬当天扎了3米高的纸房子，烧了五六百块的纸钱，三轮车拉了一整车，没有哪一家能烧这么多。相邻两个村的村民都来了，坐了满满一院子。”

虽然得到了家族的厚葬，但因为年龄和死因，梁超没有资格进入祖坟。梁家的祖坟就在路边一个叫狮子包的地方，与梁超现在下葬的地方直线距离不过几十米。那里有几块凸出的巨石，中间的凹地里葬着几位“诗字辈”的祖辈。梁为胜告诉我们：“祖坟不能轻易打开，除非是一位长辈刚好过世，才能同时下葬。”但即使有这种情况，梁超也不可能进入狮子包。在梁家的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失踪事件，“一位太爷爷，解放前参加革命走了，后来就没有了音讯”。而梁超是“死于非命”，这在梁家的族谱里从来没有过。

脱离土地和传统

梁超是梁家的第23代。按梁为胜对族谱的考证，这一代人属“尚”字辈。“梁峰、梁超两兄弟本来应该叫梁尚昆、梁尚仑，但后来被老师改成了现在的名字。”脱离族谱的名字似乎暗示着传统的宗族传承规矩，即使在大山深处也遭到动摇。

虽然生在农家，梁峰说，他和弟弟几乎很少下地干活。山区的土地本来就不多，加上2000年以后退耕还林，人均不到一亩地，实在也没有他们耕作的空间，他们从小为父母分担最多的家务就是做饭。梁峰挽起袖子给我们看，除了手背因为动手术留下了一块伤疤，整条手臂白皙光滑，和城里的孩子没有区别。大部分乡村孩子都已经脱离土地，他们的出路只有两条：读书或者打工。这两条路的结果都是离家乡越来越远。梁为胜告诉我们，梁超这一代一共有9个人，有的在合肥开一家“比大排档好一些的饭馆”，有的在外面长期打工，但目前看来“都没有大的结果”。只剩下几个还在读书的，有希望考上重点高中，他们可能是家族荣耀的希望所在。“拿国家工资才是最好的。”梁为胜说。

读书不是梁超家的传统。父亲只认识很少的字，母亲的文化程度还更低一点。哥哥梁峰也不算好学生，他把原因归结为“从小多病，吃很多中药，脑子笨掉了”。父母对两个孩子走读书这条路并没有太多期望和鼓励，梁超的初中班主任王玉梅记得，只在开学时见过他父母一次，后来就很少交流了。但在物质文明方面，梁家人经常是当地最早的接受者。“几年前，这里水泥路刚修通，我父亲第一个就把拖拉机开进来。我大伯父家是这里第一个买电视机和收音机的，一到傍晚，周围的村民都上我们这里来看电视，听广播。”梁超家的新房子也算当地修得比较漂亮的。两层小楼，每个房间都装上了紫红色的防盗门，还未做装饰的灰色外墙上布满了白色的线路，输送着各种现代社会工具的信号。他们家有两台电脑，两台电视，还有能收好几十个台的卫星电视。在这样的小康家庭里，作为小儿子的梁超受的宠爱显然更多一些。“他没有哥哥调皮，花钱也不大风大浪，而且非常有礼貌，一天见长辈10次就会叫10次。”梁献中对我们说。

在传统乡村的伦理和规范中长大，又接受着西方知识的教育和现代世界的召唤。梁超和哥哥似乎都具备了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两种常识，但又并不属于哪一种。费孝通曾经写道：“我担心现在的教育制度没有发挥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作用，而是使小康农家的子弟流入城市，但城市又不能为他们提供有价值的就业。”这是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观察，但60年后，却依然映照着新一代脱离土地的乡村子弟的命运。

平凡的中等生

宽大得有点像父亲衣服的棕色夹克，装饰着花补丁的喇叭牛仔裤，深蓝色布鞋，两手贴在腿边端正地站立着，脸上的微笑安静腼腆。这是梁超初三时在青天乡中心学校的留影。青天乡是距离梁超家最近的一个小镇，也是一个简陋的乡村集市。不到100米长的街道，两边是饭店、理发店、杂货店、皮鞋店，乡村生活需要的货品齐全，但人丁稀少。梁超初中时就读的青天中心学校就在这条街道边。校门前是挂着香港歌星头像的皮鞋店，教学楼后是茂密的小树林、溪流，还有堆满小山一样红白塑料袋的垃圾场。

几乎所有老师要讲述这个5年前的学生都非常困难。“一般让人记忆深刻的学生是两种，要么非常优秀，要么非常调皮，但他两种都不是。”数学老师王长林对我们说，“成绩中等，中上都算不上。悟性并不顶好，奖惩都没有。”如果非要给记忆中的梁超画像，教了他3年的英语老师汪鸿能想起的细节是：“穿蓝白色的校服，头发比较短，偏分，很整洁的样子。”

不突出到几乎没有特点，这是梁超给初中老师们留下的共同印象：他并不好学，但从不逃课，性格不算外向，但也不是沉默寡言。喜欢打篮球，但技艺还不够入选班级的篮球队。他担任的唯一职务是生活委员。“这相当于劳动委员的工作，就是安排同学们搞卫生并验收。一般让一些成绩中等的同学担任，虽然是小小一个官，但表明老师心里也有他，让他可以展示优秀的一面。”班主任王玉梅说。梁超是初一下学期开始担任这个职务的，他所在的班级有50多个学生，每星期他需要按照老师的划分，安排同学去不同的卫生区，最后进行验收，甚至有时候自己重做一遍。王玉梅说，梁超的这份工作完成得很尽职，她因此发现他的两个特点：“一是像‘护林委’。”青天乡地处山区，森林茂密，因此有专门禁止乱砍伐的护林委。因为偷伐的多是当地村民，所以护林委被认为是一种得罪人的工种，必须要大公无私。王玉梅认为梁超就表现出了这种素质：“他性格比较直，公事公办。”另一个特点就是“他还是有一定管理能力的，我觉得如果办一个小厂，他能胜任这个规模的管理工作”。

虽然在组织上表现出了一些能力和责任心，但梁超的成绩一直都不理想。因此到中考的时候，王玉梅班上有两个孩子放弃考试，其中一个就是梁超。“因为我们那里规定参考率必须100%，所以我给他打电话说你一定要来，不然老师会受处罚。”在中考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梁超赶到了县城。当时考生入住的宾馆是按人头安排碗筷，王玉梅说，梁超迟到，没有他的份额，她便把自己那份让给了他。

这是王玉梅在梁超出事后，慢慢才回想起的一点点细节。但学校和家乡老师，可能留给梁超心里更多的温暖。2009年上半年，王玉梅说她意外地接到了梁超打来的电话，“他说自己现在外面打工，回想起来，您那时候对我非常关心，给您添了很多麻烦，我给您说声对不起”。

王玉梅说，这是梁超毕业后唯一一次和她通电话。按照梁家人的回忆，这时的梁超应该在福建泉州打工，这是第一次离开富士康。“他总说在深圳吃不饱。那里的饭菜放八角、花椒，他吃不惯。干的活很脏，又累，而且肚子疼。”梁超的妈妈对我们回忆。在这些不满的碎片累加下，2009年上半年，梁超曾离开了富士康，去了泉州一家玩具厂，“外婆家的一个老表在那里，他主要去玩玩，看看有没有好的工作”。

费孝通在分析中国乡村社区遭遇的社会侵蚀时曾认为，以教授西方知识为主的教育会加速乡村孩子与自己生长之地的疏离。但3年的初中教育给梁超的将来埋下了什么伏笔，已经很难考证。只是在他初中毕业的留言簿里，可以看到这些生活在深山小镇里的青春期孩子，已经在幻想距离非常遥远的生活。他们中绝大部分毕业后的出路和梁超一样，成为工业流水线上的工人，但在留言簿的理想一栏里都写着：和潘玮柏一起跳舞，和周杰伦合声，对张含韵说你真棒，和最喜欢的人看流星雨⋯⋯还有好几个同学给梁超戏谑的祝语是：帅气长存。梁为胜用手指点着说：“这个没写好。”

离乡前的最后一站

在岳西，初中毕业后继续读书的出路有4条：考分在600分以上，可以读最好的岳西中学，500多分能上汤池中学，再差一点的，还能进附近一个镇上的店前高中。梁超所在的班级算当时的“明星班”，各级高中的总考取人数也不到10人。梁超考了不到400分，他只能去读扶贫开发实用技术培训学校。这是县劳动局为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培训的一个基地——没有分数限制，只需要镇上开一张农村家庭贫困户子女的推荐证明。

2010年5月28日，当我们来到岳西县寻找扶贫开发实用技术培训学校时，这个梁超离乡前的最后一站已经更名为劳动技校，并迁到了县城郊外一个偏僻的山脚里。全校老师都集中在教学楼一层楼梯角落里，十几张办公桌簇拥在一间光线昏暗的房子里，其中包括校长的。星期五下午是学生回家的日子，梁超就读时的班主任熊寿彬的办公桌前挤满了交请假条的孩子。虽然学校的硬件看起来有些窘迫，但和很多地方管理混乱、斗殴不断的技校不同，岳西县的劳动技校有非常严格的管理。学生要出校门都必须出示老师签字同意的请假条。星期五的回家潮之后，老师还要组织几个学生给各家打电话，看学生们是否平安回家。因为大部分参加培训的孩子都来自周围山区，平时寄宿在学校，老师还要帮助保管一周的零用钱。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就有一个胖胖的小女孩来要50块零花钱。熊寿彬翻了一下记账本问：“你最近花钱太快，10天里就花了100块钱，前面的钱用去干什么了？”小女孩讷讷地说：“买衣服。”

梁超在技校的时候，显然已经受不了这么保姆式的管束，或者已经不甘心再待在封闭简陋、而且并不适合他的教室里。“他是一个内心高傲的人。”梁峰这样总结他的弟弟。这种藏在看似平凡的他身上的高傲，或许一方面来自在家庭中受到的特别宠爱，另一方面来自他确实具备的某些天分。虽然不见得是耀眼的才华，但却足以让他获得滋养内心的成就感。“他只喜欢做自己想做的事，只要自己做得开心。一旦决定的事情，就一定要去做，牛都拉不回来。他喜欢修理器械，自行车坏了，他会修理到半夜，最终把它修好。”梁峰说。如今家里唯一保留的遗物就是一小纸箱的电路板、随身听、磁带、电子枪上的激光器，都被他拆得七零八落。

但技校老师对他依然延续了“平凡中等生”的印象，甚至他的主要科任老师，和我们聊了快10分钟才突然恍然大悟地说：“是不是家在青天乡的那个？”他仍然成绩中等，甚至文科还要差一些，而且“厌学情绪很重”，班主任熊寿彬对我们说。一个突出的证明是，才进校不到两个月，他就提出要退学。起因是“他要出校门，但是没有请假条，被门卫拦住后发生了冲突。他说门卫不尊重他，就提出不读了”。

梁超学习的专业是计算机。技校开展的所有专业都是针对工业社会的需要，计算机是报名人数最多的一个专业。“因为这个专业最有可能去广州一些企业做文员，甚至当管理干部。”一位技校的老师告诉我们，“学校每年会组织输送学生去公司，富士康也是对口单位之一。”这里是岳西大部分“平凡中等生”进入外面世界的通道。2002年，哥哥梁峰就是从这里进入富士康的。

梁超在技校学习了多久，是一个有争议的细节。熊寿彬和科任老师都记得他只待了两个月，但他的母亲却坚持说他一共待了一年半，“交了两年的学费，但他还剩半年就不念了”。不管真实的时间是多久，一个确定的事实是。梁超在学业完成前就坚决地想要离开家乡。在熊寿彬的记忆里，第一次提出退学被家里劝服后不久，梁超又第二次写了退学信，“大致内容是说自己已经学得差不多了，要出去闯一闯”。

外面的世界

对乡村的孩子来说，“外面的世界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就算以后要回来，也要出去学点常识”。梁峰说，在富士康的几年，通过老板的斥骂，他学到的常识包括：“出去做事，第一靠的是脑子，第二要勤快，要敬业，听话，服从管理，在人际交往上活跃一点。”他说自己的理想是赚很多钱，做一个亿万富翁。但用什么途径似乎并不重要，因为常识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条路不行，可以换另外一条路”。还有，“环境会改变人，但人也可以改变环境。倚靠人一点点去克服困难，就把环境改变掉了”。

梁峰确实很快改变了自己的环境。“当时我们那一届一共有100多个人被推荐进了富士康。可是一分进厂区的各个生产线，一条线上也就剩一两个熟人。每天加班3个小时，吃饭只有45分钟，就是麻木，重复地做。”梁峰摊开双手说，“富士康的天下是我们打出来的。刚去的时候，F区、H区前面都还是一座山。当时只有一个电脑主板部门，现在已经分家成立了三个部门。”梁峰告诉我们，在富士康成长为全球最大的代工厂过程中，他的生活也有改善，“刚进厂时的基本工资只有290元，后来涨到720元、900元，现在光补贴就能加1000元”。最重要的是，他从一个一线工人升为线长，这是最基层的一种管理编制，负责一道工序的工人管理。对一个几乎没有学历的乡村孩子来说，这已经是这个庞然大物表现出的让人振奋的善意。

2006年，梁峰接到妈妈的电话，回青天乡将决意离家的弟弟接到了深圳。梁超在深圳的第一个工作和哥哥一样，也是富士康的一线作业员。梁峰说，弟弟在深圳的生活很节俭，“穿的都是七八十元的衣服，吃饭总是吃4块钱一份的炒米粉、蛋炒饭”。但大城市给人的冲击还是巨大的，节俭的梁超也很快改变了自己的外形。他把头发染成了金黄色，厚厚的一绺斜搭在眼睛上，穿上黑色的紧身衣裤。青天乡的老师们对梁超的一致印象都是瘦弱，甚至数学老师王长林在描绘他外貌时，还特意用手遮着脸说“尖尖的”，但到深圳后的梁超虽然体格依然纤瘦，手臂却变得粗壮。“他很注意锻炼身体，能连续做近百个俯卧撑，还对着墙练拳击。”梁峰说，“出来做事的人嘛，就得要有劲。”

这也是常识之一。离开了大山部落里的安全感，他们必须学会保护自己。梁超的处世之道还是比哥哥更强硬。“他的领班说，有时候和人争执，他两手一抓床头，浑身一使劲，好像要动手的样子。”但看起来这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总是“三五分钟后又没事了”。

梁超第一次离开富士康后的生活并不顺心。“泉州的小厂做工更不正规，收入还只有富士康的一半。”母亲江新梅对我们回忆。2009年9月，梁超回到青天乡的家中待了两个月，并为家里修建的新房带回了2万块钱。建房期间，梁超就帮着打打下手，父母忙的时候做做饭。但梁献中发现他这次回来有点“烦躁”，“打下手时，可能手脚不是太利索，父亲说了他几句，他就顶嘴。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见识过外面世界的梁超，显然已经很难在家乡安静地待下来。“那两个月，他大部分时间就玩电脑、听流行音乐、打游戏。他玩《魔域》已经到了150级，他说可以靠这个卖钱。”梁献国回忆说。

在此期间，梁献中和他商量，留在合肥开一家饭馆，或者在家乡附近做点别的小生意。“他说自己没有女朋友，一个人也忙不过来，而且这边收入还是没有深圳高。”2009年11月，家里房子盖好后，梁超再次决定离开家乡，回富士康。“他离开家时留了500块钱给他妈妈，让她自己买点东西，说是不要给爸爸，就是家里盖房子也不给。”梁献中对我们说。

2008年，梁超开通了自己的QQ空间。他的昵称叫“丝文败类”。空间里少有的几篇日志，只有一篇写到自己最近想做的事情：想看电影《大话西游》，想开一辆奥迪在深圳兜风，觉得自己的空间太冷清，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其他大部分是转的关于悲伤情感类的帖子。梁超的感情世界一直是家里比较回避的问题，因为在和富士康的谈判里，这关系着坠楼的责任认定。但通过QQ的签名和转的帖子可以看出，对在异乡孤独又缺乏理想指引的年轻人来说，爱情可能是他们最好的慰藉，但也可能是最坏的折磨。

这样的环境——

梁峰说，与小时候比，家乡的环境没什么变化，“天还是那么蓝，山还是那么绿，甚至更绿了”。梁家后山原来种满玉米的土地都被栽上了树木，淡绿的乔木，深绿的松树，黄绿色的竹子，山色因为植被的丰富，显出不同的层次，环抱着村子。山下屋脚边就是长流不断的溪水，清可见底，喝起来还有丝丝甘甜。“这样的环境，有什么事过不了呢？”梁峰拍打着新屋的栏杆问。

梁超已经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了。实际上，美丽的家乡景物，能给梁峰多少安慰和力量，也还是个未知数。山脚下就是他们的土地，宗族的长辈都在地里耕作。现在是种灵芝的季节。梁献中用锄头把土层掀出一个长方形的规则浅坑，然后把培育了8个多月的灵芝苗按6个一行的密度摆放在坑里，再覆上土，用手一个一个轻轻拍打平整。一个长方形坑里大约有150株灵芝苗。种下之后，还需要挨个剪掉包裹幼苗的塑料蒂，然后再扣上纸板，浇水，施肥，控制温度，以免烧到菌种。3个月后采摘时，还要接受其中1/5的坏死率。

梁峰熟知这些程序，他如数家珍地向记者介绍着一株灵芝苗长成的艰辛，但却不真正参与过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对他来说，这些田间作物的生长，不是真实的生活，而是“知识”。虽然很体贴父母的悲伤，甚至因此离开富士康回到了家乡，但他和父母的生活已经很难有交集。我们到的那天，他已经往山外面跑了两次。当父母扛着锄头走向田野时，他骑着摩托车奔向几公里外的青天乡，去中学操场上打篮球，或者去更远的县城玩。■

（感谢记者吴丽玮对本文的帮助） 王玉梅梁超不了子弟富士康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