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之死：青春的无解

（文 / 王鸿谅）

( 每天都有村民到李家关切地看上几眼 )

冰冷的现实

李海是4月9日一个人出发的，从西塘坪村先到神福岗镇上，坐汽车到醴陵市，再坐火车到株洲，换乘直达深圳西的火车。村里人南下深圳打工，基本上都是这个路线，最省钱也最方便。好在西塘坪村就挨着神福岗镇，搭车也不算太周折。株洲到深圳西的火车大概要七八个小时，李海4月10日早上到达，他没有手机，只能用火车站附近的公用电话打堂兄李兵的手机，李兵再详细告诉他接下来的路线。“没有直达车，要倒3次公交车。”李兵说，“火车站坐365路到朗山路口，换E9路到龙华汽车站，那里就有很多到富士康的车。”

在龙华汽车站和富士康车站，李海分别给李兵打了两个电话报平安。李兵也在富士康车站接到了只比他小1岁的李海。“他没什么行李，就一个有密码锁的小拉杆箱，带了些换洗衣服和鞋子。”李兵说。公交车站旁边就有一个富士康的招工点，李兵直接带李海先过去报名，“先办正事，刚好中午人不多，不用排长队”。李兵是年初进入富士康的，他记得自己进厂那会儿，“每天有名额限定，只招8000人，大热的天，招工点的队伍每天都排得特别长”。报完名，李兵买了一瓶矿泉水和一个面包给弟弟当午饭，领着他到附近的一个小旅馆住下，“30块钱一晚，一个单间”。住宿费没法省，李兵在龙华厂区的一个电子车间，虽然他有宿舍，但管理严格，无法留宿外人。

兄弟俩见面总是热闹的，但李兵根本没时间陪弟弟来适应陌生的城市，其实他自己对深圳依旧也是陌生的。进入富士康之后，生活就是车间和宿舍的两点一线。“每天早8点到晚20点算一个白班，晚20点到早8点算一个晚班，一个月白班，一个月晚班，星期天休息的时候，累得哪里都不想去，再说，去哪里都要花钱。”还好4月10日是星期天，他才有时间来接弟弟，可是第二天他就得照常上班，接下来的事情，只能由李海自己处理。

富士康的招工流程，都是先报名，次日体检、分宿舍。招工点有专门的车，上午出发，连人带行李一起拉去观澜的体检中心。当年李兵就是这么过来的。“到了那里以后，先查身份证，看身上有没有文身，然后照相、照胸透、抽血，交50块钱的体检费和10块钱照相费，然后就在体检中心里等，很多人，大家按先后顺序坐，等到下午，有个人过来问‘有没有16岁到25岁的’，我就举了手，他就让我们举手的这些人排队站好，大概说了一下是要去哪个工厂，工作内容是什么，但这些我也根本不懂，跟着人走，扫描身份证，然后就被带上车到了龙华厂区，分宿舍和床位，第二天进厂上班，才知道是一个电子厂。”李兵有些纳闷，“我也搞不清楚这个体检到底有什么用，反正现在我也没有拿到抽血的检查结果。”

( 李海家破旧的老房子 )

李海很想能跟哥哥分到同一个工厂，同一个宿舍区。李兵事先也到厂里打听了一下是不是能直接对口招工，可他得来的答案并不是太清晰，“好像是要先领一个表格，然后到厂里一层层地批，很麻烦，我也搞不清楚”。所以李海只能4月11日一早独自拎着行李上车去体检，然后在体检中心等候随机分配。4月11日下午，李兵接到了弟弟的电话，才知道他被分到了观澜厂区，“观澜比较乱一点，他去的是一个五金厂，环境比我们电子厂这边肯定要差一些，我觉得他的运气没有我好”。

其实李海来的时候，李兵已经想走了。他觉得继续待在富士康“没什么意思”，“工作时间太长了，上班在生产线上永远是同样的事情，每天都很累，下了班就是睡觉，工资也不算特别多，900元的底薪加上加班费，我一个月最多的时候也就能挣2000块钱”。宿舍里总是有新面孔来来去去，“很多人都是把富士康当个落脚点，先安顿下来，这里包吃包住，一来就可以分宿舍，发工作服，马上上班，工资也按时发，不想干了再去找新工作，身边也有了些应急的钱”。李兵的打算是直接回醴陵老家，“在湖南也能学技术，找工作”。

( 被悲伤击倒的李海之母陈芝兰 )

兄弟俩再见面是“五一”节期间，李海搭车从观澜赶到龙华的宿舍看哥哥，结果知道了哥哥要走。“他当然很舍不得我走，他去富士康也是因为我在那里，可是来了又不能跟我分到一个厂区，现在他来不到一个月，我又要走了。”李兵面对本刊记者，低下头，话语顿了一下，“他还说发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一定要请我吃饭”。富士康每月10日发工资，但李兵买的是5月9日下午的火车票，他说：“我相信工资肯定会按时到账，一天也不想多待了。”他走后只有半个月，5月25日清晨6点多钟，李海留下一封遗书，从观澜厂区宿舍五楼跳了下去，警方透露的遗书内容是，“心理压力大，感到现实与其对前途的期望差距较大以及家庭因素等原因，失去生活信心”。于是，“五一”节的兄弟会面，竟成永诀。

困窘的家境

( 中学时代的李海（左） )

去深圳富士康打工是李海自己的决定，但他的家人并不赞同。母亲陈芝兰觉得，李海留在西塘坪村挺好的，他学了一年多的泥瓦匠和建筑工，现在已经出师了，在村里帮人盖房子，“一天六七十块钱，还管一包烟”。但李海不这么想，他跟好朋友陈浩说过：“在村里也不是每天都有活干，下雨天就只能歇着，出去打工能多挣一些钱，好帮家里还债。”陈浩向本刊记者回忆，“为这个事情，他好像跟他妈妈闹得有些僵”。

大概3月份的时候，陈浩回村去李海家玩，陈芝兰背着儿子把陈浩拉到一边，请他帮忙劝说。陈浩觉得也有道理，就现身说法地告诉李海，“其实出去打工也没那么好，外面也不容易，就1000多块钱的工作，工作压力大、开销也大”。陈浩和李海并不同村，他们是神福港中学的初中同学，2007年一同毕业。毕业后，陈浩先去了株洲打工，后来又去了深圳观澜的一家电子厂，他有两个表姐和一个姑姑都在那里。可惜遇到了2008年下半年经济低迷，电子厂接不到订单没法开工，2008年10月份重新回了株洲。经历了这一圈折腾后，陈浩不再觉得南下打工有多么好，但他和几个朋友都无法说服李海。“他有个哥哥也在富士康，他听说工资和待遇都还不错，还是很想去出去试试，没出去过，总还是想出去的。”陈浩说。

( 李海的姐姐李玲接到深圳警方电话后，不顾身孕从邻村的婆家赶了回来 )

陈浩说他去深圳后一度跟李海失去了联系，2008年底回来后才重新见面，惊讶地发现李海“结实了好多，胳膊也粗了”。这是重体力劳动的结果，李海当时跟在神塘村的刘雪祥当学徒。刘雪祥今年52岁，早年在一个工程队里干活，也是边干边学，多年下来已经独当一面。工程队散了之后，他把人重新组织起来，手下大概有20多个徒弟。这种建筑工泥瓦匠的手艺，在村里还是很实用的，村里人出去打工挣了钱，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盖房子。手艺好的建筑工师傅，也会得到村民的客气礼遇。

刘雪祥的徒弟里，年纪最大的50岁，李海是最小的，这样年纪的年轻人并不多。刘雪祥向本刊记者感叹：“这门手艺是辛苦活，来学的人都是家境差的，现在的年轻人，不像以前的人那样能吃苦。如果不是家里条件实在太差，也不会让孩子来学这个。”李海的家境，在西塘坪村是人尽皆知的差。村支书李家集抽了口烟，指着李海家那空空荡荡的屋子说，“你们自己看嘛，他家就摆在这里”。李海的父亲李仁桂是长子，底下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三兄弟里，他是过得最差的，身体也最差，“他快60岁了，很早一口牙都掉光了，以前他爹还在世的时候，他看起来比他爹还显老”。李仁桂30多岁才娶上了媳妇，是比他小10多岁的刘芝兰，可刘芝兰也是个病秧子，用她妯娌的话说，“每年都要大病一场，胃病啊、冠心病啊、脑膜炎啊，一身的病”。他们夫妻有两个孩子，李海是老二，上面还有个大他4岁的姐姐李玲。

( 教李海盖房子的师傅刘雪祥谈起李海十分惋惜 )

“李仁桂和他媳妇脑子都不太好用，智力低下。”坐在李海家的堂屋里大声说这些，李家集和其他村干部毫不避讳，“他媳妇吧，也不是傻，就是有时候遇到事情脑子转不过弯”。所有关于李海的故事，都由旁人来讲述，看到陌生人到访，刘芝兰只会拿出手机打上一圈电话，女儿和妯娌们就陆续过来了，村干部和看热闹的村民也闻讯前来。她或者坐在椅子上发呆，或者回到房间里，坐在床沿上一阵一阵地哀号“我的儿，快回来”。妯娌们一边忙着劝她，一边描述着这个家庭的困窘，“家里就3亩地，李仁桂有空时到附近的煤厂打工，一年最多也就能挣3000块钱。平时刘兰芝就在家里搓绳子，一根化纤绳子8毛钱。家里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柜子还是爷爷留下来的老物件，衣服也都是别人给的。要不是两个孩子出去打工，家里连个房子都没有”。

奢侈的梦想

李海家的房子是2005年才开始盖的，之前他们一直寄人篱下。“老房子在河边，一涨水就淹了，只好租别人家的一间破房子，将就着过了8年多。”李仁桂的二弟媳妇指着屋后的一个方向，“老房子在那边，早就倒了，只剩下断墙了。”

这个家庭的境况从女儿李玲出去打工开始才有所好转。2003年李玲从神福港中学初中毕业后，就跟几个同学一起去了珠海，也是一个电子厂，在流水线上做重复劳动。她一去就是5年，工资从最初的几百块钱涨到了1500元，几乎全部的钱都攒下来寄回了家里。5年间一次她都舍不得回来，想家的时候，就自己偷偷躲着哭。21岁回家是为了相亲，定亲后跟丈夫去了上海，也是一个类似的电子厂，怀孕了之后才回到醴陵安胎，而丈夫依旧在上海的厂里上班。前后这几年，她一共给了家里6万多块钱，可她自己从不强调这个数字，她觉得这没什么可说的。“子女靠父母，父母靠子女，天经地义的。”她告诉本刊记者。她正怀着8个多月的身孕，下个月就要生了，结果弟弟的死讯突然到来，她顾不得安胎，5月25日下午，就从邻村的婆家赶了回来。

离家太多年了，李玲对弟弟的了解实在不多，她在5月25日下午接到深圳警方的电话，能够提供的回答只是，“我不知道，我一直在外面打工”。而好朋友陈浩知道的，其实也有限，“毕业了各自找工作，能在一起的时间其实很少”。反倒是曾经在神福港中学教美术的王云辉老师知道得要多一些，得知李海的死讯后，她一直在错愕中，“怎么也想不通”。她告诉本刊记者，她只带过李海一个学期，“不是初二就是初三，具体有些记不清了，李海很喜欢画画，想参加我办的课外美术班，他跑过来跟我说的时候，我愣了一下，半天没跟他说话。因为我知道他家里很穷，学画画是费钱的事情，对他来说太不现实了。可我又不想伤害他，这个年纪的孩子，其实自尊心是很强的，我就跟他的班主任汤春茂老师说了，希望汤老师能委婉地劝劝他。好像汤老师也间接地问了他，但他还是坚持要学，汤老师就跟我说，那你少收他点钱算了，既然他那么喜欢，就让他学吧”。

乡村里的美术班收费并不高，一个学期200块钱，王云辉最后只是“象征性地跟李海收了几十块钱”。课外班十来个人里，“李海画得还可以”，最重要的是，“他自己真的非常喜欢画画”。美术在初中并不是会考科目，李海的热情，多少也是让王云辉感动的，所以当李海有一次生病了向她借钱的时候，王云辉说她毫不犹豫地带他去医院看了病，“虽然钱不多，但那以后，李海一直念着我的好，有什么心事也经常来跟我说”。也是在那以后，王云辉才知道李海的心里其实有很多压力，“他常常说父亲年纪大了，快60岁了，家里以后是要靠他的”。王云辉记得：“他们初中毕业那年，醴陵的轻工技校第一次开设陶瓷美术专业，毕业了可以对口分配，李海本来就喜欢画画，当然很想上这个专业。但他最后还是没能去，好像还是因为学费的问题。他跟我打过几次电话，我都跟他说，李海你还年轻，要多学些东西，而他就会说，父亲老了，家里要靠他。但是后来我又听他说，还是去上了这个专业，但也就学了半年，接着就跟师傅学盖房子去了。”

“没钱学画画，就只好学建筑工了，跟画画还算是接近的。”师傅刘雪祥这样向本刊记者解释，他其实很看好这个徒弟，因为李海“用心、能吃苦、有悟性”。“他每天骑着单车去上工，远的地方有十几公里，早上出门，晚上十八九点才能回家。这一行的学徒期是一年多，他去年就已经出师，可以自己打工了，他手艺也不错，慢慢也有人愿意请他了。”刘雪祥也劝过李海不要出去，但他也能理解徒弟的心思，“在村里干活，不是马上能拿到工钱的，就是记账，要等到年底，大家手里有钱了才会付账，出去打工就不同了”。

王云辉告诉本刊记者，她最后一次见到李海，是他跟师傅开始学盖房子不久，李海到醴陵市来看她，说要到她家里去玩。“我就带他回家，楼道里还好好的，结果等我把门打开，跟他说进来吧，他却突然跑了，我追了出去，问他怎么了，他只是说，我想回去了。”这让王云辉百思不得其解，“他可能内心还是自卑又敏感的”。

寂静的村庄

去富士康之前，李海在村里一直都很忙，除了跟着师傅上工，他还在帮自己家盖房子。他家的二层楼是陆续盖起来的，有钱了就盖一点，没钱就停下。大年初三开始，李海就自己动手修了一间杂物间、一个冲水式的厕所和一个淋浴间，都是他自己设计的。厕所里新装的便池还是洁白的，四壁都是灰色的水泥墙，他还没来得及粉刷和铺地砖。

李海的死讯在5月25日传了回来，他的亲属和朋友陆续接到深圳市警方的电话，然后“一下子就蒙了”，李玲甚至以为电话是骗子打来的。这消息太晴天霹雳了，李仁桂夫妇完全慌了手脚，只能靠着村里的人来帮忙出主意，“不然怎么办，他们两口子智力本来就不够用”。李家集说。当天下午，村主任龙汉铁陪着李仁桂三兄弟从醴陵坐火车赶去深圳，就是李海当年出门的行程。他们每天会反馈一些消息回来，然后在村里激起另一波的群情激奋。

村里的逻辑很简单，李海是个好孩子，他死了，死在富士康，他家里这么惨，富士康应该多多体谅，多赔偿一点。他们不愿意相信李海是自杀，也不愿意相信李海留了遗书。就连神福港中学的老师们闲聊，也对富士康不让家属第一时间见死者尸体做出了离奇的猜想。村民们努力的方向，无法鲜活地还原一个19岁青年的模样，只是计算出一个赔偿数字。

李玲能找出来的弟弟的相片只有三张，一张是2007年的毕业照合影，李海站在第四排最右边，右手搭在同学汤静的肩膀上摆了个“V”字的手势，笑得阳光灿烂。两张是毕业后的招牌，人明显变结实了，表情也变得成熟而安静，或许这就是经历和岁月在容颜中留下印记，能够解读出其中复杂滋味的，其实只有他自己。

而那张毕业照上的少年们，绝大多数和李海、李兵、李玲他们一样，初中毕业后就走向了社会。李兵说，自己的同学里，他知道的只有一个考上了湖南师大。他说他并不羡慕那些读高中上大学的，“上大学又怎么样？毕了业还不是找不到工作？”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在乡村中传播。“是近10年的事情，2000年以后，教学是越来越来抓瞎了。”李仁运感叹。他是西塘坪村人，18岁就到神福港中学教书，迄今已经30年。他回忆：“以前的孩子条件苦，但学习认真，现在，家庭条件比以前好了，国家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也越来越加大了力度，教学条件也好了，但学生们反而对学习越来越没有兴趣了。现在的这些小孩，很多家长都在外面打工，回来的时间也少，学习也没人监督，爷爷奶奶只会宠着他们。现在的孩子啊，还不好管，不能骂不能打，批评得严重了，家长就要来找麻烦。”

李仁运看着这些初中毕业生一拨一拨地出去，内心无奈：“他们初中毕业就出去，有的再念两年中专，你说能做什么？还不是低工资的体力劳动？”可是不出去怎么办？村里实在也留不住年轻人，村支书李家集反问本刊记者：“你在村里看到了几个年轻人呢？他们都出去了，所以就算有回来的，他们也待不住啊。村里什么都没有，没有工厂，他们也不会种地，也没有社交，怎么留得下来？也就剩下我们这些走不动出不去的老人家了。”李兵从深圳回来后原本去了长沙，家里人给他找了一个地方学手艺，他是5月25日得知弟弟的死讯后赶回来的，待在家里，其实也帮不上什么忙。

李兵一个人在石堆上玩着石子，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家里坐坐，对本刊记者的工作和薪水也都生出了好奇和想象，他说：“村里从来没来过记者，这是第一次，开始还以为你们是骗子。”这话题让人惊讶，“能骗你们什么呢？”“不知道，反正现在电视里也经常演，骗子很多，我们出门打工，大人也会提醒我们，不要轻易相信人，当心骗子。”他的家境比堂弟李海要好很多，他父亲是铁匠，家里有作坊，自己加工锄头、镰刀这样的农具和菜刀。吃过午饭，有人到他家里来买5把锄头和10把镰刀，要他开个“发奉”，也就是收据。他从本子上撕下一页纸，磨磨蹭蹭写了半天，最后也没能开出一张完整的“发奉”。他把纸揉成一团，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出去打工只要会算账就行了，不用写这些。”■ 李海青春无解之死